媒体中无所不在的中产阶级，有时被形容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群体，被触手可及的成功牵引；有时又被描述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时时陷入坠落的恐惧。将他们团结起来的并不是繁荣，而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负债资产和强制过劳。当我们举债获得的财产的价值变得过于难以预测，当初决定投资时得到的关于未来的承诺显得不再可信时，我们就会迎来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觉醒的真正转折点。不管中产阶级性创造了何种关于“自力更生”的乐观说法，我们都不是——也从来不曾是——中产阶级。人类学家魏斯通过对德国、以色列和美国等国的民族志调研，勾勒出中产阶级这种观念是如何在身份政治乃至私人生活中对普通人的家庭施压的。这项极富原创性的研究将人类学和批判理论的研究路径熔炼一炉，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中典型行动者的分析，重新阐释了资本主义。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历史性巨变。对于缺乏产业基础的中西部农村来说，其城镇化进程中的具体路径值得深入探讨。“扎根型城镇化”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涌现的一种城镇化类型。乡村社会在走向开放、异质、流动的同时，出现了一幅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的城乡融合发展的别样图景。农民往返穿梭于城乡之间，社会整合和系统融合共生。古源村这样一个以宗族社会为底色，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区域“隙地”村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从“地域社会”到“扎根型城镇化”的变迁。村民以就业、教育、移民等形式融入国家与市场主导的系统整合中，与此同时，古源村作为一个“地域共同体”参与到以县域为范围的新经济社会空间和新社会形态的重塑中。在城镇化这一历史性巨变中，古源村依然保持着“脉脉温情”的主旋律，乡土社会的根脉依然在顽强地赓续绵延着。本书以古源村为个案，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解剖麻雀”，从社会基础这一视角出发，从家庭、生计、秩序、观念等具体领域展开，讲述了古源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中发生的故事，进而考察“扎根型城镇化”的轨迹、逻辑和机制。

《不婚社会》是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的新近力作，关注现代人的“结婚难”困境。虽然结婚意愿并不低，结婚率却在年年降低。这一社会现实，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婚姻对现在的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从“想结婚就能结婚”变成“结婚难”？个体困境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结构性问题？社会和个人应该如何应对？未来会不会变成欧美那种“不婚社会”？作者基于扎实的数据和案例研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示结婚难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从纵向和横向角度对婚姻、家庭、生育、性别、情感心理等问题加以系统性论述，为读者呈现出理解婚姻问题来龙去脉的广阔图景。并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的问题与困境，从家庭社会学的视角提出应对之策，预测婚姻的未来走向。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思政课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进一步增强师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了“走社区 看党建——喜迎党的二十大”专项活动。本书高度提炼了此项活动的精华内容，结合调研结果，对城市社区党组织功能发挥、城市社区党建联建机制构建、城市社区党建人才建设、城市社区党建软硬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结合自身专业提出发展的成功经验与面临问题的解决对策。

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回应农村发展的急迫需求，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乡村振兴是一场旨在推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转型，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和提升农民社会地位，涉及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和生态环境的深刻变革。《乡村振兴的维度》是作者李小云教授基于其长期以来在云南、重庆等地开展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凝聚而成的思考和随笔。作为国内知名的发展学家，作者在政府主导乡村振兴的框架下，对云南等地三十多个村庄开展了实验性质的乡村建设实践，直面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关键问题，并试图通过“另类”的实践为乡村的现代化转型探索出路。作者在书中揭示了乡村脱贫后的持续振兴问题、新乡村时代的发展困境、以及乡村建设的策略多样性，对小农经济的可持续性、乡村经营策略的创新以及集体经济和“乡村CEO”的塑造进行了系统讨论。作者将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直陈于读者眼前，不吝于暴露乡村建设所遭遇的困难与挑战，这样一种多维度的分析和实践洞见，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乡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性和变革的全景式框架。本书试图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上的深度洞察，并在实践层面为政策制定者、学者和乡村发展的实践者提供具有启发性的多维视角和参考。

《乡村的视角》分为五章，总论，讨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关系。重点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讨论了二者的条件性和过程性，尤其区分了战略目标和阶段目标之间的本质差异。第一章，阐释城乡差距与城乡差异的问题。城乡之间存在差异，但并非所有差异都是差距。第二章，讨论了中国区域差异问题，避免当前理论和实践部门常常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混淆的问题。第三章，聚焦构成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支点的县域经济问题。第四章，关于乡村养老，是关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建议。该书主要站在乡村的视角，这样的角度与主流视角有所差异，构成了主流的、自上而下视角的重要补充。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单行本，该书收录了意见全文和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意见答记者问内容。

专利作为技术创新成果的要素之一，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组织或地区的创新能力。《陕西专利数据分析2022》对2022年陕西的国内外专利公开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展示陕西省专利的全貌及特征，揭示陕西省在几个主要技术领域技术创新的优势和不足。 本书以incoPat专利数据库、德温特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专利局“四国两组织”的专利官网数据为数据源，从专利公开量、授权量、有效发明专利、主要申请主体、技术分类5个维度对2022年陕西省全省及11个市（区）的专利数据进行分析；并遴避选了陕西有比较优势的17个产业领域技术方向进行了重点分析。聚焦陕西高价值专利申请地市及县区，从专利数量和质量两大方面构建高价值专利评价指标，以2022年公开的专利数据为基础对各县区的高价值专利竞争力水平进行评价。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同时，“新冠疫情”的大规模暴发将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倒逼对新技术和新模式的需求，产业链安全越发重要，区域化布局供应链将成为常态，关键领域的“国产替代”和“5G应用”迎来重大机遇期。在中国科技事业密集发力、加速跨越的今天，国家高新区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国家高新区内的上市公司则是高新区科技创新的排头兵。截至2021年底，1864家A股上市公司为国家高新区贡献了33.68%的营业收入、62.03%的研发投入及47.97%的研发人员，申请的PCT专利数量占国家高新区整体的26.44%。a本报告共分6章。第一章主要对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创新能力评估的研究背景、指标设计等进行介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的情况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国家高新区作为我国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平台，积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扣“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目标定位，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已进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上市公司聚焦主业创新发展，借力资本市场突破创新，科技与资本深度融合，对全国企业的创新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在国家创新发展大背景的基础上，结合创新发展理论，科学设计了一套评价体系，对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创新能力进行评估。第二章主要是对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整体分析。截至2021年底，全国169家国家高新区内拥有上市公司2283家，较上年增加了327家（新增336家，退市9家）。总体来看，在2283家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中，A股上市公司占绝对主导地位，创新产出效率较高，盈利能力较a　数据来源：2022年11月，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整理。强，投资价值正在逐步升高，但整体研发强度略低于美股，资本运作能力和管理专业度表现较差，带动本地就业方面表现较弱；港股上市公司规模较大，平均融资规模表现最优，研发投入经费最多，员工薪酬激励和资本运作能力表现较强，在人力市场表现出更强的竞争力，但研发强度较低，股息率呈逐年下降趋势，“黄金投资时代”正在渐行渐远；美股上市公司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偏好，在企业治理方面表现出更强的专业性，但整体市值表现较差，研发强度呈下降趋势，创新产出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从上市板块来看，北交所由于刚成立不久，上市公司规模较小，各方面表现较弱，科创板作为新生板块，纵然在绝对指标上和传统的三大板块有些差距，但在研发强度、人员结构、专利产出等方面依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2021年深交所主板、上交所主板、深交所创业板、上交所科创板和北交所的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创新能力指数得分依次为84.06分、86.79分、63.03分、79.66分、18.93分。依据本报告设计的创新贡献测度方法，测得国家高新区内1864家A股上市公司对国家高新区的创新发展贡献度高达25.07%，对全国经济增长的创新发展贡献度亦达到6.30%a。第三章是对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企业创新能力的分析。一是通过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创新能力企业排名，发现创新百强企业高度重视研发投入、人才结构更优、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创新成果产出更多。二是从发展阶段、高企分布、组织形式、证券板块等对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创新能力进行分析，通过对研发人员数量、核心专利储备、研发费用、营业收入、当年新增专利数量、企业获得的政府创新补助等指标进行分类，分析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影响方式，探讨指标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指标与上市公司创新的关系，并进行仿真分析。三是运用K-Means聚类方法对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进行分类，并对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按证券板块、组织形式、发展年限、所属高新区等进行分析。第四章是对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产业创新能力的分析。本章首先从行业角度对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创新能力进行分析，2021年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包括十七大类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其中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制造业占68.9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占比最高，为92.66%。国家高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得分最高，为82.09分，住宿和餐饮业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得分最低，为23.74分。根据上市公司所属概念板块，选择了十大不同产业领域进行重点分析，主要涉及新能源车、国产芯片、物联网、大数据、5G概念、人工智能、节能环保、国产软件、医疗器械、区块链。从发展现状及政策、产业链分析、产业创新能力、产业排名20强、企业分析5个角度，分别对十大产业进行了产业创新能力分析。2021年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国产芯片产业创新能力得分最高，为84.81分，人工智能产业得分略低于国产芯片，为84.40分，新能源车产业得分为82.75分，位列第三。第五章是对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区域创新能力的分析。从区域分布上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和黄河流域等区域的六大城市群内的国家高新区拥有A股上市公司1696家，占国家高新区整体的91%，其中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的高新区上市公司数量居前5位，共1201家，占全国的63%。从经济基础上看，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较其他城市群优势明显，其中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和江苏省的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居全国前4位，都在万亿元以上，综合优势显著。从技术成果上看，广东a　数据来源：2022年11月，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整理。省当年新增专利数量为52 904件，占全国的36%，远超第2名北京市的36 070件专利，处于绝对优势的位置，而珠三角城市群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的当年新增专利数量在六大城市群中也处于一枝独秀的位置。2021年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得分排名，从省市来看，北京得分为77.18分，位列第一，新疆、广东、上海、江苏位列第2 ～ 5名，得分也都在75分以上；从城市群来看，长三角得分为82.83分，位列榜首，京津冀、黄河流域、珠三角和长江中游彼此间基本属于同一梯队。第六章是对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创新发展的点评与阶段性总结。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势必会成为国家高新区乃至中国创新驱动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导者，引领经济爆发式成长。可以预见的是，国家高新区上市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行业地位；以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为核心的新经济进入爆发期，新业态蓬勃发展；产业组织变革速度加快，社会生产效益明显提高；成果转化进程加快，大量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国际交流合作密切，在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方面拥有一定话语权。

一直以来，洗钱、贿赂、腐败主要与世界上的贫穷国家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1981年，《明镜周刊》首次报道了联邦德国首都波恩的政治家涉嫌贪腐，并把德国和政治体制腐败、不能与时俱进、工作效率低下的弱国联系了起来。在“透明国际”2018年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德国仅排在第11位。那么，德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吗？它究竟有多腐败？从1949年波恩成为联邦德国首都的“内幕”，到2012年德国总统武尔夫涉嫌滥用职权而辞职，作者分析了自1949年以来德国重要的腐败案件，探究了德国腐败产生的深层社会根源和现实因素。例如，德国社会如何从多方协商的模式，渐渐转变成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多方协商的机制瓦解，社会监督主要依靠媒体，而媒体对政治家透明度的渴望导致对腐败的讨论日益激进。在了解德国关于腐败的辩论之外，我们也可以一窥德国统一之后社会转型的独特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