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推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阶段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附加值偏低、企业技术创新不足等瓶颈问题。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不难发现主要还是我国产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弊端使然。因此，深入研究分析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推动相关体制机制的创新，对于我国未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本书立足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基础，具体从政府、市场、企业三个维度分析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从而找出制约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结合新产业革命的趋势与影响，探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创新对策。

宋志刚，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力。本书是上海哲社课题从“赋能”到“助能”？？新业态背景下专业人才突破性创造力激发机制研究（2020EGL007）阶段性成果。本书主要介绍了如何在创新团队中构建共享领导，围绕共享领导这一全新的领导力范式，本书通过三个研究系统地展示了创新团队中共享领导的内涵，探讨了权力会如何影响创新团队垂直领导的授权行为以及团队成员的主动担责行为，并最终促进创新团队中共享领导的形成。此书适合需要构建创新团队，或提升创新团队绩效的公司及管理人员阅读，也适合从事组织行为学研究，特别是对领导力感兴趣的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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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由上海师范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组成的“长三角城市休闲化指数”课题组发布的关于我国区域层面的城市休闲化发展研究报告。本报告以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从经济与产业发展、休闲服务与接待、休闲生活与消费、交通设施与安全和休闲空间与环境等五个维度，对长三角地区沪苏浙皖41个地级以上城市休闲化指数的基本现状与分布态势进行了综合描述与深入分析。本书对于长三角地区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坚持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发展理念，积极推进休闲环境建设、人文精神打造，以及推动文旅融合不断深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作用。可以作为旅游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和城市公共服务管理部门的参考用书。

城市休闲化是休闲时代城市发展的一种形态。本书结合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实际，建立了城市休闲化质量测评体系，从城市公共基础、休闲消费、休闲产业和休闲资源四个方面，对我国27个省会城市、4个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的城市休闲化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全面的测度和分析，为推进我国城市休闲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和研究价值。本书可以用于高等院校旅游、休闲、会展以及社会学等专业师生的参考教材，也适合作为旅游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和城市公共服务管理部门的参考用书。

本书以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进行传播史的梳理与研究。主要追循俄罗斯汉学发展史的脉络，按照俄罗斯汉学起源、发展、兴盛的时间顺序，以俄罗斯主要汉学家的学术成就为线索，在浩如烟海的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文献中，探究中国哲学典籍在俄罗斯的传播轨迹。俄罗斯哲学典籍在俄罗斯的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拓展阶段、发展阶段和繁盛阶段，在每个历史时期以时间为线索，以历史人物为节点，对主要汉学家的成就进行梳理，系统展现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哲学典籍浓厚的兴趣和孜孜不倦的努力。

本书为杭州市文艺精品工程主题创作类重点扶持项目，由新华社浙江分社副总编方益波撰写。本书作者长期近距离观察杭州城市治理决策进程和政策落地效果，对于杭州的发展变化有系统深入的思考。全书数据与实例相结合，从生态文明、文化传承、数字经济、城市气质等方面，聚焦西湖综保工程、西溪湿地综保工程、运河综保工程等杭州城乡建设重要案例，生动展现了杭州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性的精彩蝶变，以“城市之窗”展示“中国之治”，以“杭州之答”回应“时代之问”。2023年亚运会的举办将充分展现杭州作为现代化大城市的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本书对于展现杭州在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奋力推进“两个先行”，强力深化创新改革实践中的新部署、新作为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宣传推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城市范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托底型社会治理是指在民生和社会等市场配置机制失效的领域内，为避免出现由于政府缺位而导致民生需求不满足、市民福利踏空等不良效应，通过政府托底、多元参与等社会治理方式来实现资源科学有效配置和社会治理良性运行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城市人口高密度、治理对象多元化、治理目标安全性和民生需求多层次等社会治理背景下，迫切需要建立政府托底、多元参与的托底型社会治理体系，来满足市民的民生需求和发展诉求。本书引入人口结构、资源禀赋和治理方式匹配分析法，以北京为案例，对流动人口服务、社区治理、社会组织培育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社会治理重点领域的经验做法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托底型社会治理的崭新理论和实践模型，丰富了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

用约翰·霍尔的话说，迈尔克·曼就像“我们时代的马克斯·韦伯”。在其跨越漫长历史时段的研究中，曼试图发展出从整体上理解历史记录的工具，形成了他关于社会权力来源的理论。这本《21世纪的权力》源自曼与霍尔之间的一系列对话。曼在其中展示了如何用四种权力来源——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概念工具追踪权力的前沿，并发展了他对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全球权力变化形式的看法。曼认为，全球化的出现同时改变了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帝国的性质。对话总结了不同地区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探讨了中国、印度、中东、欧盟的角色，论述了可能导致国家强弱变化的原因，也提示我们金融资本不可遏制的力量和环境问题带来的重大危机。这些讨论同时构成对如下问题的考察，即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解释结构性的趋势和令人震惊的单一事件。曼认为没有一种权力来源在社会生活的构建中扮演不变的角色，每一种权力都在不断发展并相互交织，而重要的变革源于每个时期相对独特的“间隙”的出现。这些讨论启发我们去思考我们时代的性质，并试图揭示出在这个并没有那么崭新的世纪中，我们还能拥有什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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