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漫长而又富有争议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时过境迁，现在，用一种新的观点来认识他的一生，认识从其生涯中产生并指导他的政治思想已成为可能。就像他自己在上面引用的那句话中提及的，或许只有通过回顾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一生及其思想的形态或模式。本书试图以我们现有的对毛泽东全部著作的研究为基础，历史地理解他的政治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模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一位革命活动家，毛泽东的一生跨越了近现代中国近60年的历史。他不仅是社会活动家，而且是思想家。在这60年间，他频繁地写作，不停地演说。本书首先假设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和从中形成的政治哲学的独创性或适用性的历史地位，不再对其真理性提出问题，然后在假设这些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历史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展开。所以，这一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针对人们对毛泽东的批评，捍卫毛泽东的思想。诚然，尽管我不时提到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二手重要文献，但我并没有企望以任何系统的方式，将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同那些论述这些思想的卷帙浩繁且数量还在激增的解释性文献相提并论。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一部过分冗长且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的著作。在本书中，详尽阐述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也不是我的目的。尽管我承认，我对这一难题颇感兴趣，但我的专业是中国政治和政治理论，而不是思想史，所以我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根源的思索，只能作为个人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至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毛泽东同其前辈的关系（无论是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这一相关而又众说纷纭的问题，我听从那些比我更看重这一问题的人的意见。我想，毋庸置疑，毛泽东认为自己是从对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理解出发并在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框架内工作的。在这里，我试图并行地陈述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前辈与毛泽东本人的观点，以便对这些观点进行比较。因为我相信，这一研究将成功地表明，无论如何，正像他一生所展示的那样，毛泽东日益敏锐地认识到他所从事的革命、这一革命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生活和工作的历史时期的独特性质。对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合乎正统或不合乎正统的修正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在政治基础层面上才能最终得以解答的问题。无疑，毛泽东本人确实关心过这一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因而，我希望阐明他对这一政治问题的看法。但是，相对于他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前辈的思想，对毛泽东的思想的正统或非正统性、独创性或派生性的问题，另外提出一种外在的判断并不是我的目的。最后，在任何完整的意义上，这本书都不应被视为传记著作。尽管要谈论毛泽东一生的思想演变而不时常提及其中的某些事件是不可能的，尽管我试图将他的思想的重大转变同我认为是影响那些转变的事件联系起来，但我并未打算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把他的政治哲学同他的政治传记结合起来。相反，我在这里的意图是通过研究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及演变去阐明它的一个重要方面。我选择的这一方面，即他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及其后继者都把继续革命理论看作是他的理论活动的顶峰；其次，是因为对这样一个方面的阐述，涉及对这一理论得以确立并从中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命题、概念和思想的广泛研究，从而提供一种对毛泽东政治哲学全方位考察的视角。我决定通过探讨九个相互联系的论题来研究毛泽东这一方面的思想；采取论题的形式而不是历史的形式来描述毛泽东政治哲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应当指出这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正如我们在下述章节中会看到的，毛泽东认识论的基本概念是，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间存在着必然的辩证关系。他多次明确指出，与实践相脱节的理论，既不合乎正统，又无益处。基于这一根本原则，脱离实践内容来探讨他理论上的结论，就有某种不合理性。历史地描述他的政治思想——即一种以其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作为描述其思想基本轮廓的研究——也许更接近他关于理论与实践必然联系观点的本意。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不利之处在于难以避免赘述。由于我认为为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而值得探讨的各个论题都与他一生各个时期的各种事件相关，并随之而变动，因此历史的论述就必须抓住各个时期的各种线索，把它向前延伸一小段，然后再回到原话题上来。这在认识论上的准确性方面有所获，但在透彻性方面则明显有所失。确实，毛泽东在其政治生涯的各个时期都认为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特殊问题或矛盾——他称之为“主要矛盾”。理解这些问题是什么以及会对他的思想有什么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联系我所选择的内容广泛的论题来讨论这些问题或矛盾，并且按照毛泽东在其整个生涯中形成的处理这些问题或矛盾的方式去讨论各个论题，而不是按照年月顺序来论述这些问题或矛盾。这样一种研究绝没有脱离历史内容，但它又确实是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即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某些思想超出了其概念暂时的有限联系，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有效的研究。由于本书采用这种框架，不熟悉这一时期历史的读者会发现，毛泽东传记或关于他的历史生涯的著作是本书有益的辅助读物。按时间顺序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本身是对本书更为重要的补充。事实上，即使对通晓这一时期历史的读者而言，本书也只是阅读这些著作的介绍和指南，无论如何也不能替代接触原始材料。阅读毛泽东著作的起点，是看官方出版的选集，它收集了毛泽东1926年至1957年的著作。［2］其他两本集子也已在北京出版。一本是毛泽东的军事著作［3］；另一本是单卷本的毛泽东解放前后的著作“选读”［4］。不过，官方出版的选集，仅收集了这一期间毛泽东的部分著作。在东京，已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解放前著作的中文版原文全集，即《毛泽东集》。这是一个比较完整可靠的版本。［5］此外，我们得知还要出版毛泽东的全集。［6］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收录了中国官方选集没收入的毛泽东解放前著作摘录的译文。［7］内有近300页是毛泽东从其走上社会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为止的著作的节录。施拉姆的注释特别有用，它指出了现行的权威版本出版前编辑和修订的毛泽东解放前著作种种版本的变动情况。我同南希·安妮·戴尔合作，参考中文来源和1949年至1975年近800件文献的英译本，编辑了基本上完整的毛泽东解放后著作的文献目录和索引。［8］最后，布朗大学目前正在开始一项工程，由高英矛（音译）主持编辑工作，目的在于用中、英文出版毛泽东的全集。这一研究始于10多年前。当时，我对“继续革命”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观点认为，在成功地夺取国家政权后，革命能够而且应当继续下去。这种思想似乎与在多数西方社会科学家中流行的关于革命的基本理论相矛盾。作为研究解放后中国政治的学者，下面的事实引起了我的兴趣：虽然很明显毛泽东及其战友想在他们自己的实践中来实施这一理论，而且确实在“大跃进”时期论述了这样做的必然性，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永远革命或不断革命概念与早在约半个世纪前就已论及这一问题的利昂·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毫无关系；在我作关于中国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位论文期间，中国新闻界开始再次明确提到这一概念，称之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红卫兵组织出版了多种书刊，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中国之外，人们都能够找到大量新的先前没出版过的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9］有了这种新材料，我的论文就把重点放在较近的时期，把继续革命理论同“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它的实施联系起来。［10］在1971年的一篇论文中，我对有关观点作出了总结。［11］在最近的6年间，通过在伯克利和耶鲁大学讲授这一课程，我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对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看法。这一经历使我经常与那些对毛泽东政治哲学感到新奇的人接触，这有助于我解决如何最好地从教学意义上探讨这些问题。而且，通过课堂辩论，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其哲学的理解和掌握：在一种真正的而且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的意义上，我的学生始终是我的老师。我尤为感谢爱德华·弗里德曼、汉纳·皮特金、斯图尔特·施拉姆、约翰·瑟维斯和弗里德里克·韦克曼（即魏斐德）对本书初稿的精心指点，我同样感谢南希·莱文伯格在本书手稿的最后阶段所提供的编辑和研究方面的有益帮助。我最诚挚地感谢曾美霞（音译）在文字翻译方面的不厌其烦的指导，特别是她那为封面和词汇表增辉的书法。我还要对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当代中国联合会美国理事会1970—1971年的授权表示谢意，这使我能在中国香港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和思考。没有这一年的研究时间，我完成不了这一研究。最后，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玛里琳，她在困难时刻给我以坚定的支持，这非常重要，本书就是献给她的。毛泽东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扮演了许多角色：学生活动家、农民组织者、军事战略家、诗人、政治缔造者、国务活动家、政治理论家。此外，褒、贬者还以其他角色来描述他，对他们来说，毛泽东或是伟大的舵手，或是冷酷的独裁者；或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者，或是错误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他达到自己个人或民族目的的工具的庸医；或是无私的革命领袖，或是为了满足他自己一时的兴趣爱好，操纵其同僚和国民的不可捉摸的君主。毛泽东本人在自己即将走完一生时对自己的描绘，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他曾告诉他的传记作家和朋友埃德加·斯诺，他不想让人把他当成“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来回忆，他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他的这些称呼表示“讨嫌”而嗤之以鼻。相反，他说：“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12］在谈话结束时，他告诉斯诺，他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是真的很简单。［13］我奉献此书，是为了丰富我们对这位伟人的政治哲学的了解，为了给我们对其成就和缺点的有关评价提供基础。

本书介绍新加坡华裔学者、企业家周颖南，在104篇文章中反映他探讨学术、哲理、艺术、文学，关心宗邦、交流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一生热爱祖国，勤苦奋进，追求真理，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在现实的教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走上了为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新诗创作和古代文学研究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丰富了我国的文化思想宝库，确立了他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他“拍案而起”，为民主而英勇奋斗，坚贞不屈的伟大精神，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敬仰和赞颂。闻一多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代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和榜样。 本书是闻一多先生的全集，按内容分为诗歌、文艺评论、散文杂文、神话、诗经、楚辞、庄子、汉乐府、唐诗等大类，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闻一多的思想和成就。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深为人们所关注。梁先生一生著述甚多，约五百万字左右，按专著、论文、讲演、札记、日记、书信编为八卷。1989年开始出版后受到读者的肯定和欢迎，至今求购者不断。本套为再版本，对第一版进行了校订和补充。本书是第八卷，带我们领略一代宗师、文化巨匠的风采。

潘光旦先生（1899—1967）是我国老一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其遗作约600万言，是一宗宝贵的学术遗产，在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将由北大出版社统编文集，陆续出版。现已编成第一卷，内容包括其早期的四部著作：《冯小青：一件影恋的研究》、《中国之家庭问题》、《优生概论》、《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作者对性心理学、家庭学、优生学、民族学，或个案研究或比较分析，或全面论证。全书内容严肃，见解独到，资料翔实，文采斐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供专业学人研究，亦可供广大读者阅读，提高知识素养，扩大文化视野。

王元化《清园夜读》最早的版本，繁体横排。依内容分为考释、人物、掌故、书简及序跋等部份。有针对文论、人物和制度进行考辨的专文，有关怀文学的信札，还收录了七篇作者历年来著作的序跋。透过这些文章，读者可以领会作者精密的文思，丰厚的学养，与其独立批判精神。

暂缺简介...

本书是钟敬文教授的纪念文章，包括：我眼中的钟敬文先生，一本大在他死后打开，百岁情怀路万里，和世纪老人聊天，永远的师范等，并收录了作者生平。

五年前刊行的《思辨短简》是本书的初版本，那个本子收入短文一百五十三篇，共十五万字。出版不久，即告售罄，一直没有重印。两年前香港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港版本，书名改为《思辨发微》。今年台湾又以港版本为底本，出版了台湾版本。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这个本子《思辨随笔》是重新编定的，较以前有了很大变动，文字经过了修改，篇幅也作了大幅度调整。由最初的一百五十三篇，增至二百二十九篇，其中删去了原初版本和港台本的数十篇，字数则达二十五万言。这本集子所收的文字，倘从一九四○年写的《金圣叹示释弓》、《文章繁简》等算起，截至一九九三年止，前后已有五十三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世事沧桑，我的思想也经历了不少变化，其中原委决不是一篇短短的序言可以尽其底蕴，只有留待他日有了充裕的时间再来追述。编纂本书的宗旨和体例，在初版本跋和港台本序中已详，现不赘述，读者自可参阅本书的附录。这里需要说一下的是关于修改旧作问题。我过去是不赞成对旧作加以修订的，近来却有了一些不同想法。我不想像前人一样说“不悔少作”。因为少年时代固然有其活泼的生机和无邪的童稚，但由于盲目热情所导致的痴迷，由于缺乏独立思考所形成的陋见，却是应该向之诀别的。掩饰这些早年出现在自己身上的思想痕迹固然不对，但也没有必要对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加以珍惜。不管一个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作为思想史和文化现象的研究，必须保存他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本来面目，而不容加以掩饰或更易。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求知是主要目的，作者应该把自己认为是更好一些的东西奉献出来。过去我谈到删改旧作问题时，曾按照习惯见解引章太炎为例，这也不大公正。由《訄书》到《检论》，太炎诚然作过多次修订，这是由于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经过了急骤的思想变化，而并不是由于他隐讳过去，示人以华衮。一位作者不愿让自己已经认识到的误失再在读者中间流传，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我们往往喜欢作过苛之论。从我自己的愿望来说，我也希望自己每一论点都能贯彻始终，永远正确，无奈在荆棘丛生的理论道路上，我却一再磋跌，有过犹豫，有过访惶，也走过弯路。不过，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仍可从本书中窥见，中国学人纵使历经劫难，处于困境，也还是本着自己的良知，在挣扎、反思、探索……他们并没有趋炎附势，也没有随波逐流。本书收入了我在六十年代初就开始酝酿的有关方法论的文章，其中《论诠释》、《综合研究法》、《原则与原则的运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知性的分析方法》等，在当时是较早接触这一问题的文字。八十年代大陆学术界兴起了方法论的热潮。那时以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援用自然科学方法最为突出，有人甚至用系统论等来直接剖析历史，号称新义。这些自命富有开创意义的新观点新方法，一时蔚然成风，形成一股似乎势不可挡的滚滚潮流。对于这股趋新猎奇之风，我开始在钦羡中多少有些茫然，继之是惶惑，终于对它进行了较为冷静的思考。当时的一些想法就写进收入本书的《新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和《各领风骚三五天》等文之中。“五四”时期胡适曾批评中国学术界是“目的热方法盲”，他所鼓吹的科学精神主要就是指方法论。胡适本人在治学上也是吸取了本世纪初美国所盛行的科学实验室精神。这几年我越来越对大陆上那些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论著发生疑问。这倒不是受到海外批判科学主义的影响，而是感到自然科学的规律和社会科学的规律很不一样，因此也就很难以前者去解释后者的各种现象。其实纵使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倘要通过实验去揭示某种规律，也需要排除干扰，在纯净的状态中进行，那么怎么可以将自然科学方法直接用到性质迥异的社会科学领域中来呢？近读《十力语要》，其中有些话虽针对当时，却也适用于今日。如称：“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这是指一些人对于未经深探的新学新说，徒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者的辗转传说，遂沉迷其中。袭取外人的皮毛，其后果则是毁弃了自己的本性，从而渐渐失去了“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精神”。十力先生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他早就说过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他所关怀的是发扬其中固有的优质。我觉得他对东方文化的认识，甚至比今天一些自命有思想的学者要清醒得多。近年来海峡彼岸一位论者曾对他痛加指摘，措词严厉，甚至夹杂着詈骂。斥他“既骄且吝，好名好胜而又目空四海，时时贪、痴、嗔三毒习气横发而又不知自检”。这使我想到本书所收《忒耳西忒斯式的酷评》一文中所举那种伎俩。我不知道论者是否把具有特色的大批判带到彼岸？十力先生不断修订自己的观点是出于追求真理的热忱，而不是趋承上意，取媚权势，凡熟悉他的人都对此有所理解。但这位论者却别出心裁，判定他于五十年代初删削《新论》，乃是迎合当局反宗教宣传。这真是惊听回视之论。其实，在此以前他早已由佛人儒。我以为他后来在《明心篇》中所说：“吾惟以真理为归，本不拘家派。但《新论》实从佛家演变出来。”这几句话道出了他在反思佛学时删削旧作的真正原因。可是论者的政治情结对十力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在去留问题上的选择深表反感，以致耐不住呵责他在大陆的十八年是“虽生犹死”，而所著“每一本新书都可以说是一种负积累，标志着他学术水平的倒退”。这还不够，论者同时还对他的为人也作了寻垢索瘢的挑剔。我不想对这些武断呆语进行辩解。据我所知刘述先先生和郭齐勇先生已对论者的考释作了辩正。好在十力先生所撰各书俱在，读者自可参考。倘有人对这些著作的得失成败不虚美不掩恶，作实事求是的探索，倒是大有裨益的。但这就需要躁释矜平，更不能扭于政治上的党派偏见妄生穿凿，厚诬前人。这篇序言是在上海罕见的炎夏中写就。我每天工作三四小时，从来还没有感到这样吃力。现在全书即将问世，我可以实现我的多年宿愿了，那就是将本书奉献给我的亲爱的母亲桂月华。她于一八八七年八月初一生，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殁。她的慈祥、仁爱、贤慧伴我度过幸福的童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统治下的恐怖岁月里，她为我受尽惊吓，给予我只有母亲所能给予的关怀和帮助。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坎坷命运中，母爱是我得以排遣寂寞、孤独、苦闷，从颓唐中振作起来的力量源泉。那时如果没有她和另几位亲人，我不能想象，我将活得多么凄苦……如今她离开这个世间已八年了，她始终安息在我的心中。十年浩劫后，我曾在一篇短文《女性赞》中涉及到她，这篇短文收在本集中，作为我对她的默默的纪念。

廖沫沙的《瓮中杂俎》一书共460多页，检查交代材料就占全书的四分之三。这些曾被打入另册的作者所写的另类文字从另一角度极为真实地为历史提供了心灵磨难的铁证；其史料价值之高，不仅因为“此忆只有中国有”还因为它们明白无误地表明知识分子已经从自由思想者被迫蜕变为没有灵魂的躯壳，知识分子的群体已经彻底毁灭了。愚昧、专制、血腥的“文革”的爆发，是历次非知识、非文化的检讨运动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