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介绍新加坡华裔学者、企业家周颖南，在104篇文章中反映他探讨学术、哲理、艺术、文学，关心宗邦、交流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一生热爱祖国，勤苦奋进，追求真理，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在现实的教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走上了为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新诗创作和古代文学研究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丰富了我国的文化思想宝库，确立了他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他“拍案而起”，为民主而英勇奋斗，坚贞不屈的伟大精神，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敬仰和赞颂。闻一多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代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和榜样。 本书是闻一多先生的全集，按内容分为诗歌、文艺评论、散文杂文、神话、诗经、楚辞、庄子、汉乐府、唐诗等大类，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闻一多的思想和成就。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深为人们所关注。梁先生一生著述甚多，约五百万字左右，按专著、论文、讲演、札记、日记、书信编为八卷。1989年开始出版后受到读者的肯定和欢迎，至今求购者不断。本套为再版本，对第一版进行了校订和补充。本书是第八卷，带我们领略一代宗师、文化巨匠的风采。

潘光旦先生（1899—1967）是我国老一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其遗作约600万言，是一宗宝贵的学术遗产，在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将由北大出版社统编文集，陆续出版。现已编成第一卷，内容包括其早期的四部著作：《冯小青：一件影恋的研究》、《中国之家庭问题》、《优生概论》、《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作者对性心理学、家庭学、优生学、民族学，或个案研究或比较分析，或全面论证。全书内容严肃，见解独到，资料翔实，文采斐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供专业学人研究，亦可供广大读者阅读，提高知识素养，扩大文化视野。

王元化《清园夜读》最早的版本，繁体横排。依内容分为考释、人物、掌故、书简及序跋等部份。有针对文论、人物和制度进行考辨的专文，有关怀文学的信札，还收录了七篇作者历年来著作的序跋。透过这些文章，读者可以领会作者精密的文思，丰厚的学养，与其独立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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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钟敬文教授的纪念文章，包括：我眼中的钟敬文先生，一本大在他死后打开，百岁情怀路万里，和世纪老人聊天，永远的师范等，并收录了作者生平。

五年前刊行的《思辨短简》是本书的初版本，那个本子收入短文一百五十三篇，共十五万字。出版不久，即告售罄，一直没有重印。两年前香港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港版本，书名改为《思辨发微》。今年台湾又以港版本为底本，出版了台湾版本。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这个本子《思辨随笔》是重新编定的，较以前有了很大变动，文字经过了修改，篇幅也作了大幅度调整。由最初的一百五十三篇，增至二百二十九篇，其中删去了原初版本和港台本的数十篇，字数则达二十五万言。这本集子所收的文字，倘从一九四○年写的《金圣叹示释弓》、《文章繁简》等算起，截至一九九三年止，前后已有五十三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世事沧桑，我的思想也经历了不少变化，其中原委决不是一篇短短的序言可以尽其底蕴，只有留待他日有了充裕的时间再来追述。编纂本书的宗旨和体例，在初版本跋和港台本序中已详，现不赘述，读者自可参阅本书的附录。这里需要说一下的是关于修改旧作问题。我过去是不赞成对旧作加以修订的，近来却有了一些不同想法。我不想像前人一样说“不悔少作”。因为少年时代固然有其活泼的生机和无邪的童稚，但由于盲目热情所导致的痴迷，由于缺乏独立思考所形成的陋见，却是应该向之诀别的。掩饰这些早年出现在自己身上的思想痕迹固然不对，但也没有必要对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加以珍惜。不管一个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作为思想史和文化现象的研究，必须保存他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本来面目，而不容加以掩饰或更易。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求知是主要目的，作者应该把自己认为是更好一些的东西奉献出来。过去我谈到删改旧作问题时，曾按照习惯见解引章太炎为例，这也不大公正。由《訄书》到《检论》，太炎诚然作过多次修订，这是由于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经过了急骤的思想变化，而并不是由于他隐讳过去，示人以华衮。一位作者不愿让自己已经认识到的误失再在读者中间流传，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我们往往喜欢作过苛之论。从我自己的愿望来说，我也希望自己每一论点都能贯彻始终，永远正确，无奈在荆棘丛生的理论道路上，我却一再磋跌，有过犹豫，有过访惶，也走过弯路。不过，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仍可从本书中窥见，中国学人纵使历经劫难，处于困境，也还是本着自己的良知，在挣扎、反思、探索……他们并没有趋炎附势，也没有随波逐流。本书收入了我在六十年代初就开始酝酿的有关方法论的文章，其中《论诠释》、《综合研究法》、《原则与原则的运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知性的分析方法》等，在当时是较早接触这一问题的文字。八十年代大陆学术界兴起了方法论的热潮。那时以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援用自然科学方法最为突出，有人甚至用系统论等来直接剖析历史，号称新义。这些自命富有开创意义的新观点新方法，一时蔚然成风，形成一股似乎势不可挡的滚滚潮流。对于这股趋新猎奇之风，我开始在钦羡中多少有些茫然，继之是惶惑，终于对它进行了较为冷静的思考。当时的一些想法就写进收入本书的《新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和《各领风骚三五天》等文之中。“五四”时期胡适曾批评中国学术界是“目的热方法盲”，他所鼓吹的科学精神主要就是指方法论。胡适本人在治学上也是吸取了本世纪初美国所盛行的科学实验室精神。这几年我越来越对大陆上那些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论著发生疑问。这倒不是受到海外批判科学主义的影响，而是感到自然科学的规律和社会科学的规律很不一样，因此也就很难以前者去解释后者的各种现象。其实纵使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倘要通过实验去揭示某种规律，也需要排除干扰，在纯净的状态中进行，那么怎么可以将自然科学方法直接用到性质迥异的社会科学领域中来呢？近读《十力语要》，其中有些话虽针对当时，却也适用于今日。如称：“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这是指一些人对于未经深探的新学新说，徒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者的辗转传说，遂沉迷其中。袭取外人的皮毛，其后果则是毁弃了自己的本性，从而渐渐失去了“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精神”。十力先生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他早就说过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他所关怀的是发扬其中固有的优质。我觉得他对东方文化的认识，甚至比今天一些自命有思想的学者要清醒得多。近年来海峡彼岸一位论者曾对他痛加指摘，措词严厉，甚至夹杂着詈骂。斥他“既骄且吝，好名好胜而又目空四海，时时贪、痴、嗔三毒习气横发而又不知自检”。这使我想到本书所收《忒耳西忒斯式的酷评》一文中所举那种伎俩。我不知道论者是否把具有特色的大批判带到彼岸？十力先生不断修订自己的观点是出于追求真理的热忱，而不是趋承上意，取媚权势，凡熟悉他的人都对此有所理解。但这位论者却别出心裁，判定他于五十年代初删削《新论》，乃是迎合当局反宗教宣传。这真是惊听回视之论。其实，在此以前他早已由佛人儒。我以为他后来在《明心篇》中所说：“吾惟以真理为归，本不拘家派。但《新论》实从佛家演变出来。”这几句话道出了他在反思佛学时删削旧作的真正原因。可是论者的政治情结对十力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在去留问题上的选择深表反感，以致耐不住呵责他在大陆的十八年是“虽生犹死”，而所著“每一本新书都可以说是一种负积累，标志着他学术水平的倒退”。这还不够，论者同时还对他的为人也作了寻垢索瘢的挑剔。我不想对这些武断呆语进行辩解。据我所知刘述先先生和郭齐勇先生已对论者的考释作了辩正。好在十力先生所撰各书俱在，读者自可参考。倘有人对这些著作的得失成败不虚美不掩恶，作实事求是的探索，倒是大有裨益的。但这就需要躁释矜平，更不能扭于政治上的党派偏见妄生穿凿，厚诬前人。这篇序言是在上海罕见的炎夏中写就。我每天工作三四小时，从来还没有感到这样吃力。现在全书即将问世，我可以实现我的多年宿愿了，那就是将本书奉献给我的亲爱的母亲桂月华。她于一八八七年八月初一生，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殁。她的慈祥、仁爱、贤慧伴我度过幸福的童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统治下的恐怖岁月里，她为我受尽惊吓，给予我只有母亲所能给予的关怀和帮助。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坎坷命运中，母爱是我得以排遣寂寞、孤独、苦闷，从颓唐中振作起来的力量源泉。那时如果没有她和另几位亲人，我不能想象，我将活得多么凄苦……如今她离开这个世间已八年了，她始终安息在我的心中。十年浩劫后，我曾在一篇短文《女性赞》中涉及到她，这篇短文收在本集中，作为我对她的默默的纪念。

廖沫沙的《瓮中杂俎》一书共460多页，检查交代材料就占全书的四分之三。这些曾被打入另册的作者所写的另类文字从另一角度极为真实地为历史提供了心灵磨难的铁证；其史料价值之高，不仅因为“此忆只有中国有”还因为它们明白无误地表明知识分子已经从自由思想者被迫蜕变为没有灵魂的躯壳，知识分子的群体已经彻底毁灭了。愚昧、专制、血腥的“文革”的爆发，是历次非知识、非文化的检讨运动的必然。

Spingarn译名：J.E.斯平加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