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作者写的《题化工系统颐乐诗社》、《洛阳牡丹节见闻》等诗，《题广州赛马会》、《应楹联学会约》等对联与题词以及《关于香港达德学院的一些材料》、《保护民族资本》等文章。

内容提要本书是作者十余年来，对不同领域思索所写的部分文章全书按文体类型编排，大致分为：一是社会科学家的人物学术传记；二是对话类；三是书评类；四是序跋篇；五是时论篇。全书文笔流畅、知识面广、内容丰富，是一本适合经济、社会、人口等专业师生阅读的著作。

章士钊幼年在家读私塾。13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1901年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后执教于朱启钤家私塾。1902年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次年进上海爱国学社，5月任上海《苏报》主笔，由于该报连续登载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7月被查封；8月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创办《国民日报》，建立大陆图书译印局。同年冬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1904年2月，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任副会长。因密谋起义被捕，后在蔡锷等人营救下保释。1905年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1908年赴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1911年武昌起义后返国，次年春抵南京，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兼江苏都督府顾问；9月又与王无生另创《独立周报》。1913年为二次革命草拟宣言书，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4年5月在东京与陈独秀等创办《甲寅》杂志，提倡共和，反对袁世凯；7月任欧事研究会书记。1916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任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赴北京与黎洽商善后。1917年11月，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并被选为国会众议员。1918年5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当选南方代表。1921年春赴欧洲考察政治，翌年归国，任北京国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1923年6月离京赴上海。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章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1924年11月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部总长。次年4月兼教育部总长；7月发行《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化运动。1927年李大钊蒙难时，章曾设法营救。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后，因章系执政府之高级官员，曾被通缉，乃赴欧洲游历。1930年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次年任院长，“九一八”事变后，回沪执行律师业务。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上海租界，不久前往香港，后赴重庆。从1938年6月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毛因事滞留重庆，章乃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向毛进言。1946年回上海，续任律师；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派与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刘斐同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双方代表草拟的协定，乃留居北平。继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潜，劝说程、陈（陈明仁）起义。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9年10月任馆长。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为《柳文指要》一书。章士钊之政论文章，秀健峻洁，风格特异，虽议论纵横，而条理井然。是继梁启超“新民体”后又一新制。其于书法，早年不甚擅长，晚年则甚精于行楷与隶书，气质内敛、雍容醇正，自是高手。又其晚年曾刻意为诗，居重庆时，一、二年间，曾作诗数千首，洵为文坛奇迹。

本书分六辑：鲁迅述林、五四寻踪、人物剪影、艺文札记、宝岛文情、序言跋语等，是研究鲁迅以及其他当代文化界人物的一本学术随笔。

本书是作者的一本学术随笔自选集，收录了多篇谈古论今的文字，其中还包括作者近年所著的一些戏曲评论，作者晚年文章的风貌由此可窥一斑。片断：严几道先生二三事随着北大百年校庆纪念活动的展开，作为北大第一任校长的严复（字又陵，又号几道）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北大校园中树起了这位西风东被的先驱者的铜像。在校庆活动期间，北大召开了关于蔡元培校长的研讨会；不久前，纪念黄遵宪150年诞辰的研讨会也在北大校园里举行。于是我想谈谈严复。说良心话，严译名著要比林译小说难懂，他早年所写的反儒家道统的长文如《辟韩》之类也不是很容易披读的。我对严复本无所知，由于1945年以后遇到了一个偶然的、然而深可庆幸的机会，才使我对于这位先驱人物发生较大兴趣。1945年秋，我考人燕京大学文学院，得识哲学系严群先生（字孟群）。后来有一年多时间，我寄居在孟群先生寓所，并成为他的及门弟子。而孟群先生是几道先生的侄孙，因此得读到不少几道先生的手稿，并于与孟群师谈话之顷，获悉几道先生一些轶事。1985年孟群师病逝于杭州，但他的第二位公子严诚兄以在北京工作之便，这些年同我一直保持往来。严诚的长兄严名，久居上海，近年侨寓美国；幼弟严扬，在杭州工作。他们手中都各自保存着一部分几道先生的手迹。如《中国文化》1997年12月出版的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发表的《新发现的严复增删未完稿》即严扬所提供者。据严诚兄谈，他哥哥严名手中有两件从未发表过的严复手迹，他屡次建议要严名提供出来公开发表，均未实现。这两件手迹于考订严复的交游和晚年出处有很大关系。过去的研究者关于严复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否同学持两种看法，或言两人并非同学，或言确为同学。而在严名手中所藏严复的一封亲笔信，则明言他与伊藤博文是同学，且交谊很深。另一严复的手迹则足以证明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对袁的打算称帝曾明确表示持反对态度。关于严复是否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以及是否参加“筹安会”活动，在近人研究严复的几种著作中大都持为严复洗刷的态度（如王栻的《严复传》和王蘧常的《严几道年谱》），而在美国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兹教授所著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Benjaminschwartg：InsearchofWealthandPower—YenFuandtheWest）一书的第十一章《晚年时代》中更有较详尽的叙述与辨析（见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二次印刷的中译本，叶凤美译）。但如果以严复的亲笔手迹作为内证，则对于事实真相的揭橥将更为有力。不过据严复的老友林经所撰的《告严几道文》所言：“君翛然却其千金，不署劝进之表”；“一腔之冤，不能敌万众之口”，并把严复比作抑郁含冤而死的柳子厚，看来是能得其实的。鼎鼎百年，是非功过总该有个结论，吾其拭目以待之。严诚兄还说及几道先生一生是非常自负的。在几道先生的书房中，悬其手书一联，联云：“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出，不易吾言。”我想，我们总不能从字面上来看问题，认为“王者”、“圣人”字样即是拥护帝制和走向反动的标帜，而应从中看出这位书斋中的主人是多么的自豪与自信。知人论世，戛戛乎其难哉！1992至1993年，我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讲了一个学期的课，其中有一门课曰“近代作家作品研究”，我选了两个近代影响较大而争议较多的作家来讲授，即黄遵宪与林纤。根据我检读资料与反复思考的结果，我发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近代这一历史阶段中许多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的评价，都有偏严、偏低、强调其局限而无视其贡献的狭隘观点，这种观点长期横亘于研究者的胸中。一顶“改良主义”的帽子几乎断送了多少志士仁人的业绩。对于提倡西学东被的先驱人物严复，同样也是揪住一点而不及其余，自己并未下功夫认真研究便轻易跟在别人后面随声附和。我想，这种盲从轻信的学风该到了认真检讨清算的时候了。

片断：生命与文字文字与生命当生命处于屠刀的威胁底下，怎么能丝毫也不惊慌和恐惧，却依旧惦念着自己笔下的文字，一心一意地牵挂着尽量将它写完？这是何等无畏和伟大的气概！我常常想起古代希腊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阿基米得。他曾经帮助守卫自己城市的将士，制造了投掷巨石的器具，抵御和阻挡着罗马军队的侵凌。当这座名城叙拉古终于陷落时，他的处境自然是异常险恶，不过反正也无法逃遁，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在侵略军野蛮的叫嚣和疯狂的杀戮声中，居民们惊愕的呼叫和绝望的哭泣声中，镇静地伏在案头，演算着尚未得出结果的数学题目。终于有几个杀红了眼的罗马士兵，冲进他的住宅来抢劫和屠戮了，他深知砍杀自己的刀剑已在头顶挥舞，死神即将降临，必须在最后的时刻，做完这最后的工作，于是英勇地瞪着双眼命令杀人的暴徒：“慢一点动手，让我做完这道题目！”哪怕死亡的阴影正笼罩着整个身躯，也要争取写完已经想出的文字。为什么把这些文字看得比生命还要紧呢？因为它记载和诞生着某些科学的原理，推动和指引着人类走向无比辉煌的文明。阿基米得临死前的这句话语，显得多么神圣和美丽，永远激励着后人丝毫也不应懈怠，绝对不能浪掷自己的生命，而要抓紧时机，在死亡迟早会来临之前，写出充满意义的文字来。我也常常想起英国的历史学家吉本，他经过十余年的艰辛操劳，终于完成自己这部杰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当天夜晚，在一轮明月映照着的清辉底下，竟无法掩饰喜悦和激动的心情，然而在顷刻间又变得忧郁起来，因为他深感“不管这部著作的命运如何，历史学家的生命必然是短促和变幻无常的”。如果不牢牢抓住短促无常的生命，它就将悄悄消逝，应该怎么办呢？只有抓紧一切时机努力地写下去，对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生命才会包含着充沛的意义。如果说像阿基米得这样涉及自然科学的学者，侧重于替人类建筑着物质文明的殿堂；那么涉及人文领域的学者或作家，就侧重于创造精神文明的胜景，用文字去描绘人们奋斗和迈进的痕迹，阐述人类生存的崇高意义。重任在肩，千万不能玩忽职守。至于如果有人甘心下流，沉醉于去涂抹那些渲染色情和暴力的文字，那就更是一种亵读和犯罪的行径。把文字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和珍贵，时刻追求着让它闪烁出美和道德的光芒，这对于运用和掌握文字的人来说，确实是无法推卸的责任。1997年3月后记：后记衷心地感谢袁良骏先生在他所主编的“风雨文丛”中间，收录了我的这一卷随笔作品。我是从学术研究工作开始了自己艰苦的人生历程，继而又花费了较多的精力尝试着从事散文的写作，也许是这两者常常在交叉进行的缘故，因此就有了若干勉强可以称作为学术随笔的文章罢。这一回编选时，分成“今昔人寰”、“读书纪历”、“治学种种”和“关于散文’四辑，每辑又以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列，俾便检索和阅读。我曾陆续出版过十余种散文集，却从未将学术性的散文篇章收集在一起付梓，像这样辑录成册以飨喜爱我文字的读者朋友们，可能是不无意义的，当然更大的愿望是从而听到详尽指点的意见。当此书出版之际，谨向披阅过其中所有篇章的编辑朋友们深致谢意；这里的若干作品还被有些报刊和散文选本收录过，谨向这些热情和诚挚的朋友们深致谢意；在这里我还要向分析和指点过自己散文作品的不少批评家，以及描摹和介绍过我这些有关活动的记者与作家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激之情。只要是一息尚存，我仍将努力地思索和撰写下去，作为对许多诚挚地鼓励我跋涉前进的朋友们的一种报答。1998年5月1日于北京静淑苑

本书是严家炎教授的一本学术随笔集，涉及到他在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所见、所闻、所思。内容跨度从60年代直至90年代末。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没有被编入集子，表现了一位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的高屋建瓴的气势与风格。片断：《中国教育报》就王朔、金庸之争刊登的专访《中国教育报》编者按近来，媒体有关王朔与金庸之争的报道，引起强烈反响、王朔、金庸孰是孰非成为广大读者谈论的热门话题，时间唇枪舌剑，煞是热闹。本刊今天发表专访“金庸小说研究”名家严家炎的文章，以期引发读者的思考。笔者：严教授，您作为文学史方面的大家，能否就王朔与金庸之争主持一下公道？严家炎：我不敢说我是大家，当然我可以发表我个人的意见。我想说，王朔他就是太匆忙了一点，对金庸作品也有误解的地方——我认为他主要是第二方面。笔者：金庸小说普遍受到欢迎，但也有来自反面的批评。来自反面的批评，王朔是不是第一人？严家炎：当然不是。1994年10月25日，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我在这一仪式上发表了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辞。12月2日，《南方周末》刊发了《拒绝金庸》一文，作者鄢烈山先生称他虽然没有读过金庸小说，却知道武侠小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说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是“北大自贬身份而媚俗。”《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发表在1994年12月香港《明报月刊》上，本人至今对全文论点见解，毫无悔改之意，而且相信，如果广大读者读这篇文章并对照以相关文字，定能判断当年媒体的炒作以及由此引发的批评，实在是多么轻浮和不负责任。笔者：王朔对金庸小说中动不动就打斗、动不动就杀人、“快意恩仇”等提出了猛烈的批评。您是怎样看待王朔对金庸小说的批评？严家炎：王朔所批评的金庸小说中动不动就打斗、动不动就杀人，其实这也是金庸所要批评的。在这方面王朔他没有理解，他批评的跟金庸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金庸是一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小说家，他自己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旧式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通观念是“快意恩仇”，而金庸小说却是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快意恩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笔者：对于王朔的作品和文风，您是否喜欢？严家炎：王朔的作品，我也是欣赏的。王朔和金庸的作品我都欣赏。笔者：请您谈谈对金庸小说研究的状况如何？严家炎：金庸小说研究在内地一步一步走上了正常的轨道，水平在逐步提高，我认为是看好的，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笔者：在“武侠热”下，研究会不会受到“亢奋”的影响？严家炎：要研究、要评价，必须是清醒的状态，不要过于亢奋，要冷静、清醒、客观，需要这种态度。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是正常的。笔者：当代大学生中有许多人喜欢武侠小说，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严家炎：武侠小说本身没什么问题，我想，大学生自己也能把握，也知道过去的武侠作品和金庸小说是不同的。过去的武侠小说中有封建性的烙印，热衷仕途、汉族本位、奴才思想等。笔者：您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提到“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是文化小说；只有想象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学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那么，金庸小说就等于武侠小说吗？严家炎：武侠小说一般都以神奇、曲折来吸引人，可是金庸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简直是生活化的；武侠小说在类型划分上无疑属于通俗文学，但如果有谁真要将金庸小说单纯归入通俗类，我敢肯定会有许许多多读者站出来强烈反对。从艺术上说，金庸小说有不少称得上是文学精品。金庸是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他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艺术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改造武侠小说，将这类小说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笔者：在中国，武侠小说在一些人心目中，是小说家族里“出身不好”的一支。您对侠和使文化是怎么看待的呢？严家炎：长期以来学界对侠和侠文化形成了一种误解和偏见。侠和侠文化一直受到封建正统势力的压制和打击。侠客的出现，对官府可能是一种对抗，而对受苦者无疑是一种解救和抚慰，避免了事态的不可收拾，缓解了社会矛盾。如果说法家的最大特点是力主法治，儒家的最大特点是实行德治，那么，源于墨家的游侠则在法治和德治难以奏效的范围内弥合伤痛，为社会敷上了一帖帖止痛疗伤膏，作为它们的一种补充，同样起着保持社会生态平衡的作用。侠和侠文化与其他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是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的整体。笔者：在现实生活中不时会出现暴徒行凶无人挺身而出，小孩子落水众人围观等“见义不为”的恶性事件。您在《金庸小说论稿》一书中提出“真正的侠义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在现代社会，侠义精神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呢？严家炎：侠义精神是一种以正义感为基础的社会粘结剂。一旦这种精神失落，人们将真正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的抗恶机制将陷于瘫痪，连法制本身也难于贯彻。恶性事件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文化生态失去平衡的一种惩罚。侠是下层劳动人民智慧与品德的化身。侠客是社会黑暗、权势逼迫、执法不公、为非作歹的遏制者和反对者，他们的游侠活动伸张正义，铲除强暴，同时也激发人们扶困救难的精神，维护着社会生产秩序的正常运转。社会需要侠义精神！文化生态平衡需要新武侠！“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笔者：武侠小说对青少年是否有负面影响呢？严家炎：据我所知，即使读革命的文艺作品，也曾发生过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读了抗日小说《铁道游击队》，有的孩子就学跳火车；看了抗日电影《小兵张嘎》，有的孩子就到处用小刀扎自行车胎。这类问题，恐怕不能归罪于作品本身，只能依靠家长和老师正面引导来解决。香港饶宗颐教授曾对记者说：“我六七岁时，非常多，非常活跃。最喜欢读武侠神怪书籍，尤其是《封神榜》。怪、力、乱、神四个字中，最引我人胜的就是一个‘神’字。七八岁时我差不多写了一部小说叫《后封神榜》。”可见，一些武侠神怪小说，对培养孩子丰富想象力是有帮助的。在面对这类作品时，孩子们一方面需要成人的引导，防止因缺少自持力而人迷，将这类小说可能有的负面作用限制到最低度，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噎废食，应该敢于放开，大胆锻炼、增进孩子的想象力和分辨力，从作品获得更多的益处，两者缺一不可。载1999年12月14日《中国教育报》

片断：二、台湾新文学作家心目中的鲁迅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台湾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占领者积极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妄图消灭台湾人民的中国意识。台湾人民坚决反抗，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20～40年代的台湾新文学作家们表现得相当出色。“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后，浪潮很快波及台湾，台湾也掀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其旗手当推张我军。1924、1925年间，张我军连续发表文章，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介绍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猛烈攻击台湾以古典诗词为主的旧文学。张我军虽然没有专门撰写评介鲁迅的文字，但他却一再称道“五四”新文学，说“中国的新文坛已产生了无数金光灿烂的作品”。在写于1925年的《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一文中，开列的第一本小说即是鲁迅的《呐喊》。经他的推荐，在影响较大的《台湾民报》上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1926年8月，张我军到北京求学，曾专门到鲁迅寓所拜访并赠鲁迅《台湾民报》四本。1929年鲁迅回北京探望母病时，张我军又去看望。无疑，张我军对鲁迅是相当崇敬的。1927年大革命期间，当时在广州的一批文学青年如张秀哲（月澄）、张深切（死光）、郭德金（刚军）、林剑腾（赤剑）等，出于对鲁迅的敬仰，曾多次拜访鲁迅并求鲁迅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言，为他们的杂志写文章。亲热之情，由鲁迅该年4月为张秀哲的译作《国际劳动问题》一书所写的《序》中不难窥见。据台北文学史料专家秦贤次先生介绍，后来张秀哲在他1947年出版的回忆录《“勿忘台湾”落花梦》和张深切晚年出版的回忆录《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阳》中都有真切的回忆。这批台湾青年中，有的（如张深切）后来成了台湾新文坛上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们和他们的一大批文学战友，以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发扬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为台湾的新文学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他们对鲁迅的热爱、仰慕之情也时时流露笔端。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被誉为“台湾的鲁迅’的赖和。赖和和鲁迅的相似主要不在他们都由医学走向文学，而在他们“为人生”的执著和嫉恶如仇的襟怀，在他们文学作品思想、风格的一脉相承。据赖和挚友、作家杨守愚回忆：（赖和）先生生平很崇拜鲁迅先生，不单是创作的态度如此，即在解放运动一面，先生的见解，也完全和他“……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合致。

献给您的是12位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耕耘“自己的园地”的著名学者的学术随笔自选集。他们从“五四”的历史氛围中走出来，把眼光投向远古的迷惘，又关注着眼下的变迁，从文学及于人生的诸多方面，自然有着深广的感慨和感悟。因其“学术”的因素，不免凝重和透辟；又因其取“随笔”的形式，自有着无拘无束的随意、轻灵以至于散淡。“散淡”也许是中国文人传统的一种极高境界，以悲悯之心，拥抱万千世界，乐山乐水，深入浅出，以“问”求“学”大而化之。“五四”也许是20世纪留给中国人的最为丰厚的一笔遗产，因此，它也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说不尽的话题。我们将从辑在“风雨文丛”的12本书中听到他们的叩问和解读，也感受到他们的思索和困惑。其意义也许远不止于此。当我们跨入新世纪的门槛，回味着逝去的昨天，期待着明天的太阳，此时恰好听到了他们对历史的追问，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联想？

作者凭借着其娴熟的古典文学的功底，自如地出入在近代与现代的交界线上。本书当中不乏对于五四时期的个案分析，但是更多的是把五四置于历史的和世界的坐标当中考察问题。对于五四这样一个令人怀恋的文学时代，应该配得上世上最高的赞美。片断：同席——对骂——抱吻……——20年代初期的郭沫若与胡适1921年8月9日，郭沫若与胡适初次会面——在上海。这两位新文学中人都已经暴得大名，当然，他们名之“大”的程度也已显出了相当远的差距。胡适作为为新文学发难的先驱人物，已是北京大学教授，在新文化界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郭沫若还是尚未拿到医学士文凭的留日学生，只是因为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风格新异的诗作令人瞩目，他的第一本个人创作集《女神》几天前刚刚出版。因此，郭沫若后来用嘲讽的口吻把这次会见称为“光荣”的“同席”。那天的“同席”是谁请客？胡适日记与郭沫若回忆所述大有差别。胡适当天日记记：“周颂九（久）、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周、郑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人员，又是郭沫若在日本东京帝大的高班同学，由他俩出面作东，似有为郭沫若引荐之意。而郭沫若后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里，明确地记述了那天的主人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而且事前郑重地下了请帖。究竟谁请客并非是无所谓的事——这与高梦旦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身份有关，而商务是使郭沫若十分敏感的地方。早在郭沫若开始文学工作之初，就曾想把自己的译著卖给商务印书馆，但被拒绝了。郭沫若与朋友策划后来称之为“创造社”的文学社团时，上海滩上有点名堂的书局如中华、亚东等都不愿接受由几个留日学生操办的前途莫测的刊物，代为奔走的朋友根本没敢问津于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直至1921年夏天，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使郭沫若等与上海一家小书局“泰东”联系在了一起，以接受经济剥削和忍受恶劣工作条件的代价，换来了泰东老板赵南公为创造社出版刊物的允诺。作为与小书店合作的写作者，郭沫若不能对商务印书馆这庞大的存在无动于衷，其心情就相像于本具备考上名牌大学的实力却阴差阳错地进了草鸡大学，那份对于“名牌”的敏感是可以想见的。恰是在1921年，高梦旦在北京访胡适，力请胡去商务主持编译所。在胡适谢绝之后，高梦旦又请胡到商务做三个月的客人。7月16日，胡适抵上海，商务总经理及高梦旦等均到车站迎接，接着便是宴请、访谈、视察等等，给予了令人惊叹的礼遇。7月20日，上海商报便登出一篇“趣闻”《胡老板登台记》，称胡为“新文学的泰斗”，谓其受聘于商务，“言明每月薪金5000元（比大总统舒服）”，到馆之日，“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精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阶级不是比政界更利害么”？尽管胡适认为这篇文章不过是“玩笑”，他还是认真地将其剪了下来，粘附在当天的日记上。至少，他对这种炒作并不反感。已是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胡适又成为上海文化界的舆论热点。当时正在上海与泰东合作的郭沫若对胡适的“煊赫”肯定是反感的，这反感到十多年后化作了嘲讽的文字：“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传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同席，是怎样的光荣呀！”关于这次“光荣”的“同席”，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有相当详尽的记述：当高梦旦向胡适介绍“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的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胡适“殷勤地”与郭握手，并且说：“很好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之后再作商量了。”郭沫若在记述了这些仿佛记忆犹新的情景之后又描述了自己的揣测：“在‘商量’之上冠了一个‘再’字，自然是为我的事情已经是商量过的。商务真的有想找我的意思吗？”究竟高梦旦与胡适是否有意“找”郭沫若，这件事除郭沫若本人的回忆外，尚难找到其它的佐证。郭沫若十多年后记叙这次会见时几乎句句含有嘲讽，而胡适当时记在日记里的印象就已经颇有保留：“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他会在与郭沫若会见之前，就与高梦旦商议要把郭请到商务吗？且不说对郭的看法怎样，胡适会推荐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吗？我们只能留下疑问了。另一个疑问是：据胡适日记记载，就在那“光荣”的“同席”三天之后，郭沫若曾与朋友到商务编辑所拜访胡适，而郭沫若始终未曾提起过这件事。胡适出生于1891年12月，算起来只长郭沫若11个月。论学问才情，郭沫若大概也并不佩服胡适，但在1921年夏天的上海，他们的名望、地位、身份、待遇竟然显出了极大的差别。郭沫若日后将有不少机会发泄他的不平与不满。创造社成立后，郭沫若和他的朋友郁达夫等摆出了向“垄断文坛”者（郁达夫语）、“树大招风”者（沈雁冰语）勇猛出击的挑战姿态。他们没有放过胡适。在1922年8月出版的一卷二期《创造》季刊上，由部达夫出马，含沙射影地骂胡适“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湖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此文理所当然地招来了胡适题为《骂人》的回骂。十多年后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到“胡适在‘骂人’的一段杂记里面，骂了达夫，同时不用说也连带着骂了我们”时，忽略了一个事实：是郁达夫先把胡适骂作“清水粪坑里的蛆虫”的，而胡适所回骂的“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实在要客观得多也文明得多了。郭沫若当时发表了为郁达夫助战的文章《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他积蓄了一年多的不平、不满和不服气终于形之于激愤意气的言辞：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郭沫若这段文字充分传达了他对权威姿态的反感。而胡适1923年5月再次来到上海时，致信郭沫若、郁达夫，表现出颇为诚恳的态度：“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郭沫若即复信表示：“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于因此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胡适收到复信后，还到泰东看望了郭沫若、郁达夫，郭、郁也曾去回访。至于胡适的来信与来访被郭沫若视为“一种求和的态度”，当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1923年10月11日，胡适再访郭沫若，陪同前去的徐志摩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见到的情景：“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停。”“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泅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从郭沫若家出来，胡适向徐志摩迭发感慨：“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而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东的生活境况后，在家信里写下了一段十分愤慨的话：“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乃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当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世间岂有公理哉”？在艰苦的生活中，郭沫若本人也一定这样无数次地质问过。郭沫若等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负担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见闻者啼嘘。胡适甚至因此而理解并谅解了郭沫若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郭沫若等的“骂人”。三天以后，郭沫若请胡适吃饭。趁着喝得半醉，胡适又说了一些“诚恳话”，而郭沫若则以浪漫诗人的冲动抱吻了胡适。据在场的徐志摩记述，这次聚会是以“飞拳投署而散”。随着“飞拳投署”的情感宣泄，郭沫若与胡适的对立关系也就告一段落了。到了2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剧，他们之间则又开始了另一轮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