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存在，遮蔽着他人与群体，同时也遮蔽着历史。他们是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存在的。芸芸众生死去，只有他们永生。思想的不朽与伟大愈发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渺小。人们确立了大师的话语权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的话语权。当人们试图透过对大师的解读逼近原始的历史，更发现历史已经被他们垄断。大师是山峰也是鸿沟。何谓大师？每代人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每代人都在调整着大师的标准与数量，每代人都在尽力维持着属于自己的大师。神灵不会永生，惟有世人对神灵的膜拜永远不死。牛顿说他成功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圣贤的存在确乎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大师毕竟令人眼晕。一代又一代的大师，以他们强力的思想和语言为后来者精心构造了一个个既定的牢笼，诱使人们成为他的囚徒。大师是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存在的，而我们则成了听命于教主的虔诚的教徒。《现代汉语词典》对“大师”的释义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简言之，成为大师，有两项条件：有造诣、被尊崇。于是，大师的存在，便决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存在，而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存在。他们的存在，遮蔽着他人与群体，同时也遮蔽着历史。思想的不朽与伟大愈发令人深切地感受到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渺小。我们穷极一生，倘能沿着大师的脚迹，匆匆领略过他们精神的风景，就已经不易了。当我们站立在国家图书馆望不到首尾的书柜旁，我们会感到一种阅读的恐惧，读书越多，恐惧便越深，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思想都被表达过，所有的情感都被倾诉过了。当文学家面对曹雪芹和托尔斯泰，当哲学家面对庄子和尼采，当经济学家面对马克思和萨缪尔森，他们都可能染上一种疑难杂症——失语。像孔子说的：“予欲无言。”我们在确立了大师的话语权的同时，丧失了自我的话语权。大师的存在足以令后人乱了方寸，就像婆婆怒目之下的小媳妇，不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所有的新见都不过是未被揭露的重复，所有的正确都不过是未经觉悟的谬误。我们已经失去了偏执一端向这个世界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我们预先就看到了那种挑战的徒劳与可笑”（李书磊语），因为大师是山峰，所以大师是鸿沟。朋友说：“纪念碑令我望而生畏。”这确是悖论。大师活水般的思想成为经典，其经典又在时间中风干成僵死的教条。对经典的阅读，永远都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流。在阅读开始之前，阅读者便带有了明显的期待心理和意向性，而这种不平等又往往导致对思想的误读或者原意的遮蔽。然而，我们却大多是这样过来的，在自以为是的阅读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大师的改写。与其说是对真理的向往，不如说是对权威的崇拜：大师的名字成为符号，它使我们皈依了传统的拜物教。也许，反读是抵抗投降的好方法。在我的印象中，是友人李书磊最早提出“反读”这个概念。若倒退二三十年，“反读”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假设：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在规定的情境下按照统一的理念解读大师，阅读这种纯粹的精神活动，于是成为自由体操里面的“规定动作”，我们以为这样可以离大师越来越近，结果却恰恰相反：幸好今天的人们生存在思想开放、价值多元的历史时空里，今昔观念的差别，刚好可以使我们利用叙述立场和阅读立场的冲突，摆脱大师的“催眠”，使自我获得解救。“打倒一切”固然过激，但“怀疑一切”却大有必要。如前所说，大师的叙述记录了人类的灵魂史，经典则是大师们的精神遗嘱，然而，对大师与经典的阅读效果，除了取决于原作的品质外，更取决于读者的品质。换句话说，大师思想的流动毕竟是相对的，而时代与读者的流动却是绝对的，以绝对看相对，我们感觉不出自身在变，反会觉得大师在“变”，他们在世人心目中所处的位置，除了与其本身的“含金量”有关外，更与阅读者的精神状况有关，即：所谓大师，实际上是经过了阐释的大师——这涉及到接受美学的范畴，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被某一代人奉为圭臬，顶礼膜拜的，到了另一个时代，很可能一钱不值，显得尴尬而可笑。这样讲可能极端了一些，但至少，大师的“季节性”变化却在所难免。比如高尔基、索尔仁尼琴、张爱玲等这些人物，二十年前的人们与今天人们的看法就绝不相同。因而我们说，大师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一种“主观存在”。而后人超越了时代的困囿反观大师时，大师也已不再是个体化的大师，而是杂糅了复杂的历史信息的文化存在，在时间中经历着升值／贬值的自然过程。于是便有了“重读大师”这个理念。“重读大师”不仅仅是一种“动态”，更是一种“常态”——这样的“重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而就不会是一次性的，而应是时时发生的。我们在重读中领悟了历史的述说，在传统中寻找了“对应的力量与智慧”，在这种颇富“时间差”效果的重读中，后人不仅“打捞”和发现了已逝的英灵，更能发现自我，体会对既往的生命拥有裁判权的那份愉悦，体会到“现代人对历史的胜利”。重读大师，完全可以衡量出一个时代的思想水准与社会开放度，衡量出文化发展的平均值。于是也便有了《重读大师：中国卷-激情的归途》和《重读大师——外国卷-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这两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所有的话语都变得苍白时，这样一些文本却凸现于时间之流上，这是对伟大心灵的叩访，也是对人类星座的再次仰望。 本书精选中外名人对话实录20多篇，通过对话的形式，和名人探讨真理和人生，借助问答的方法，打开伟人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不可多得也难以再有的访谈，在主客问答间所显示的各自机锋，足以让人品味再三……

本书精选作者在五十多年里关于文化、思想、哲学的论文二十余篇，代表作者的治学功力、独特观点和学术个性。

这本集子由十五篇文章组成，除最后一篇外，都是发表过的文字。已经读过这些文字的朋友，可以放下这本集子，不必买了。我们这一代人走得很慢，半生已过，只有两步。文革时期朦胧向往法国革命式的激进思潮，改革时期重新发现并逐步走上英美自由主义，八十年代最后一年创痛巨深，终于绷断了这两个阶段的最后一点衔接。起步晚，走得又不快，更兼分化剧烈，走着走着，很多人已经不见了，下一代人当然有理由嘲笑我们，我自己也只能把这本小书命名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行动科学方法论导论》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包括：行动与行动科学、行动科学：提供行动知识、语言与行动、行动合理化的本质、行动科学的数学理论、行动科学的逻辑问题、社会规则论、规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量子力学对社会科学的革命性意义、规则——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规则究竟是什么等等。

本集子选的文章有论文、杂文、漫谈随笔，品种不一，包括文章有：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途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关于女性意识和政治、社会意识的思考男借女尸还魂等等。

楚图南，笔名介青、高素、高寒。一八九九年生于云南省一个边远的山城文山。早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及革命先烈蔡和森的指导和帮助，从事革命活动，并与革命生涯同步开始了长达七十余年的笔耕生涯。从高师毕业后，在云南、东北任教期间，开始从事小说、诗歌、散文等的创作，并有多篇论文问世。本卷收录译者在一九三零至一九三七年间的译著三部：《地理学发达史》、《看哪，这人》、《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其中《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及《看哪，这人》，是译者一九三零至一九三四年因“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获罪，被当时吉林省军阀判处重刑（九年零十一年月）时，在狱中完成的译作。

楚图南，笔名介青、高素、高寒。一八九九年生于云南省一个边远的山城文山。早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及革命先烈蔡和森的指导和帮助，从事革命活动，并与革命生涯同步开始了长达七十余年的笔耕生涯。从高师毕业后，在云南、东北任教期间，开始从事小说、诗歌、散文等的创作，并有多篇论文问世。　本卷收录的文章或可作为作者实践志向的某种记录。本卷文选中辑录作者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各种不同地点、不同境遇中写作的各种不同体裁的文章，其领域涉及历史、地理、哲学、社会、宗教乃至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这些是作者“读万卷书”的某种映射。这些文章发表的地点及记述的事件则遍布全国乃至世界，是作者“走万里路”——用脚走路和用心走路的历程。对二十世纪一些中国学人的回忆中，作者记述了这些和“好朋友”们交往的故事，以及对他们的理解。所有这些文章，都反映了作者一生在为民族解放、社会进步这件“大事情”上的艰辛和欣慰。本卷文选中辑录作者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各种不同地点、不同境遇中写作的各种不同体霰的文章，其领域涉及历史、地理、哲学、社会、宗教乃至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这些是作者“读万卷书”的某种映射。

楚图南，笔名介青、高素、高寒。一八九九年生于云南省一个边远的山城文山。早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及革命先烈蔡和森的指导和帮助，从事革命活动，并与革命生涯同步开始了长达七十余年的笔耕生涯。从高师毕业后，在云南、东北任教期间，开始从事小说、诗歌、散文等的创作，并有多篇论文问世。本卷辑录作者早年创作的小说、诗歌以及大量的抗战时期的杂文。写作时间多为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之间。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作者多年难以忘怀，晚年曾多次提及而一直没有找到的作品，如“吉普赛人追风曲”、“铁的龙”。

《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是我父亲在四十年代末译成的作品。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遇害后，父亲到了上海，由沈钧儒先生介绍任教于上海法学院，并为去解放区积极进行准备。准备工作之一是辞行集经费，一方面是为去解放区准备路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留在上海暂不能成行的母亲和我们留下生活和求学的费用。于是父亲开始了这部卷帙浩繁的作品的翻译工作。当时父亲既要从事教学，又要和民盟及中共驻上海的同志和朋友们联系，时间是紧迫的。因此，父亲时常在破晓前，借蜡烛的光亮，奋笔疾书，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初交稿。父亲带着预支的部分版税离开上海去了解放区。母亲领着孩子们仍住上海。留下的钱，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因为当时规定购置短波收音机要办理登记手续，所以父亲在上海时，为了安全，没敢买）。母亲经常在深夜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寻找着春天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