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居民的整体生活品质，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本书基于经济学视角，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大数据时代社会网络对文化消费结构以及文化消费代际差异的影响，刻画了文化消费的代际画像。本书可为中国文化消费结构的升级和高品质的供给提供参考，为中国文化消费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匹配提供可操作的实现路径，对现有文化消费结构理论有一定的补充。

1936年11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由萧克木编校的《邹平的村学乡学》，辑录了梁漱溟关于村学乡学理论讲演录和实施规程等，以及乡建工作者的田野工作报告；同年出版《乡村建设（旬刊）》单行本《乡农学校专号》，汇集了乡农学校的理论与实施文献。本次编辑，将上述两书合为一卷，以《邹平的村学乡学》为名，收入《20世纪“乡村建设运动”文库》。已经收入《梁漱溟乡村建设文集》的不再收入本卷，涉及的乡农学校规程等，部分收入《社会调查及邹平社会》等卷。

新媒体数据化是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从内容媒介向万物为媒转型的过程，被喻为互联网的“下半场”。本书梳理了新媒体“不变应万变”的特征和数据化发展的必然性，从算法、地理数据化、儿童和童年数据化、数字权利、群体智慧等方面，剖析了新媒体数据化驱动下理解和体验人类文化世界的新型数字人文。提出数字时代个人数据素养的新型结构和培育策略，以应对新媒体数据化和实现数字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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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和心理学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不断对传播活动中的诸多心理现象进行研究，心理学为传播学提供知识训练与范式解释，传播学则为心理学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并提供应用场景。在二者的交错推进、相互影响中，形成了传播心理学这一交叉学科。本书从传播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三个方面勾勒出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和变化脉络，以此线索介绍本辑收录的9篇论文及其在推动传播心理学发展中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这些研究或在新媒体语境下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主题，或体现了当前传播心理学研究的新主题，即社交媒体用户心理和情绪情感。

生物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在生物安全威胁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我国有必要深入研究其中蕴含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建立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有效防范生物安全风险。本书基于国际和我国生物安全形势，提出我国生物安全治理的现实战略需求，对生物安全的管理机构、责权划分、治理模式、协调机制等多方面全方位进行再构，并结合国际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经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书有助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

20世纪的上半期，在中国兴起了一场由知识分子主导的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事业，学术界称之为“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种改良主义实验，它希望在维护既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兴办教育、倡导合作、地方自治、公共服务和移风易俗等措施，拯救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在实践层面，“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通常与国家发展的战略、政策、措施密切相关，并呈现出“群体性”和“多样化”的特点。“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融汇中西的作用，有其独特的学术内涵与时代特征，是我们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实施新一轮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忽视的学术遗产。王鸿一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引导者。1936年4月，公葬王鸿一先生办事处印发《王鸿一先生遗文》。本次编辑，以该书作为基础本，以台湾山东文献社1978年出版的褚承志编《王鸿一遗辑》作为对校本，收入《20世纪“乡村建设运动”文库》。1936年1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第一分院印行高赞非等著《地方自治与民众组织》。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薛建吾著《中国乡村卫生行政》。1936年8月，大众文化出版社出版千家驹著《中国的乡村建设》，作为“大众文化丛书”之一。1936年12月，北新书局印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编、吕渔溪著《入乡初步》。1939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庄泽宣编《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本次编辑，将以上各书合为一卷，以《中国的乡村建设》为名，收入《20世纪“乡村建设运动”文库》。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正发生巨大变化，进入新常态的中国正面临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随着人口红利衰减、经济增速减缓、老龄化日益严峻等现实问题凸显，在分析中国人口转变历程和趋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行列等课题，并考察亚洲、中东欧地区、拉丁美洲等相关国家迈入高收入行列的成功经验与相关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制定人口与经济发展策略，不仅关系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也是新常态下构建适合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路径的现实选择，为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提供参考。

20世纪的上半期，在中国兴起了一场由知识分子主导的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事业，学术界称之为“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种改良主义实验，它希望在维护既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兴办教育、倡导合作、地方自治、公共服务和移风易俗等措施，拯救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在实践层面，“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通常与国家发展的战略、政策、措施密切相关，并呈现出“群体性”和“多样化”的特点。“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融汇中西的作用，有其独特的学术内涵与时代特征，是我们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实施新一轮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忽视的学术遗产。1935年，中国地方自治学会出版项定荣编述的《山东邹平之乡村建设事业》；同年，湖北地方政务研究会出版吴景洲等编著的《调查乡村建设纪要》。1936年，乡村建设研究会出版阎珀玉编著、阎若雨校阅的《山东乡村建设概观》；同年，《行政研究》创刊号发表马博厂编著的《邹平定县等地考察印象记》、成都开明书店出版袁植群著《青岛邹平定县乡村建设考察记》。1937年，县市行政讲习所印行仇鳌、孙慕迦编写的《考察济宁菏泽邹平定县日程》。本次编辑，将上述史料合为一卷，以《中国乡村建设考察记》为名，收入《20世纪“乡村建设运动”文库》。

高校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 杨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