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文集，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论语》是一部内容很丰富，形式又极灵活的书。除了文、史、哲、人生、教育这些大的方面外，还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作为一部先圣的经典，《论语》所带给后人的启迪和价值是说不尽的，而且越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孔子及其学说的魅力越是会真实地展示出来。人类越发展，作为文化符号的人的本质特征就越突显，先智的文化遗传就越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价值。对于《论语》这部书，我们只能说：它是一切中华儿女必不可少的人生教科书。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孟子/国学经典》以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同时参考其他版本，根据文意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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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审美精神研究，是一个古老的课题。本书选取了一个新的角度，把世界还原为一个“有形的图像时代”，在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中抓住了欲望这个主线，着重分析和阐释在欲望得到充分释放以后的千姿百态的生活现象，并将这种分析和研究方称为：形而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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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年与历史》的序言中，阿甘本提到，他一直有一本未完成的著作，甚至他到那时为止的所有著作，都只能算是他这本未完成著作的序言。而在某种意义上，《什么是哲学？》就是阿甘本口中的那本著作。本书由以下五篇文章组成：（1）《语音实验》。本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对德里达《论文字学》的一种回应。在阿甘本看来，我们不能将字母等同于与它对应的发音体系；相反，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原初的语音，一种不能被还原为文字的语音。（2）《论需要的概念》。不同于伦理学对“需要”的阐释，本文将“需要”视作一个本体论范畴，而非道德范畴。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必要性、可能性、现实等范畴提出了新的理解。（3）《论可说之物与观念》。本文从柏拉图的《书简七》出发，借用斯多葛学派的“可说之物”，重新阐释了柏拉图的“观念”。正如阿甘本所说：“哲学不再通过观念在语言中追问自身，也就失去了它与可感世界之间的必然关联。”（4）《论写序》。本文同样受到《书简七》的启发，在对柏拉图作品的重读中，阿甘本向我们展示了哲学的序言性、间接性、非教条特征。毫无疑问，这也是阿甘本自身哲学所具有的特征。（5）《至上的音乐。音乐与政治》。乍看起来，这篇讨论音乐的附录在本书中显得有些另类。其实不然。通过阿甘本对音乐史的独特解读，我们得到了一种全新的音乐概念。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恰恰可以将这视为本书标题所提问题的答案。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中心是讲做人的道理。作者通过给孔子立传，解析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孔子怎样做人、孔子怎样教人做人，并以“学者孔子”“思想家孔子”和“教育家孔子”分别予以表述，并附录其重要弟子小传。同时通过编写孔子和其弟子们的小传，涵盖《论语》的全部内容，或者说用著者自己的理解将《论语》的章节重新进行编排，使之章节之间有系统性、逻辑性，使一般读者在阅读一遍后不仅可以通读《论语》，并能全面掌握孔子学说。

《道德经》是道家的经典著作，也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源泉。它综罗百代、广博精微，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其内容博大精深、涵括百家、包容万物，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为学、修身的宝典。本书以《道德经》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所包含的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和治世思想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解读，并将这些思想放在世界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的整体框架下去深刻解读，全面地体现了《道德经》哲学性和实用性的高度统一。全书共分为十九章，从十九个方面对《道德经》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管理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彰显了老子思想的内在合理性、持久生命力。

《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是理学家朱熹的代表作。朱熹用了四十多年时间给《四书》做注释，对以往学者的注释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集注》中大量征引。不过对于所引征者，朱子多称“某氏”、“某子”，只有少数人物称字、名、封号、职位等等，这给阅读、理解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本书按照引文先后顺序，以【引文】、【原文】、【出处】的格式，对朱熹《集注》引文进行了上溯原文的系统考证，对于研读《集注》本身以及深化对朱子思想渊源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本书为辑刊“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第七辑，收选靠前外研究董仲舒的知名学者的成果，内容涉及先秦汉代儒学研究、儒家核心价值观研究、儒学创新研究、董学史研究、董仲舒哲学思想研究、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董仲舒伦理思想研究等多方面，反映了该研究领域的近期新进展，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和出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