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传播研究》首先通过分析广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对广告意识形态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广告意识形态的生成动因、作用机制，以及传播机理与结构形态进行详细研究，建构出广告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传播模型，探讨由广告意识形态传播所衍生出来的话语权的生成逻辑及其传播与施行途径，分析广告意识形态生成与传播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与消解，并针对广告意识形态生成与传播可能带来的异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最后再提出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广告社会责任建构原则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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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解释研究》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切入技术哲学的研究，并从认识论和逻辑学角度阐述了技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及其逻辑和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技术行为、技术规则和技术客体的各种解释模式，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技术解释的理论模型。此外书中还附有邦格、文森蒂、克罗斯和康瓦克斯等技术哲学家有关技术解释的典型理论的译文和述评。该书是国内讨论技术哲学的认识论基础、技术行为和规则的各种解释模式的全面的著作之一。

《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是对科学与实在的关系、科学理论的结构及科学规律的系统研究。《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立足实体结构主义和广义的科学结构，对逻辑经验主义衰落之后的一些比较重大的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一种综合性的探讨。《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分为三篇：首篇讨论了科学合理性与科学实在论的问题；第二篇探究了逻辑经验主义衰落、结构模型主义兴起的原因。并深入分析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不同模型；第三篇力图通过实体和结构的分析来开辟因果性与自然律的结构问题研究的新进路。《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代表了张华夏教授在科学哲学领域的主要成就。

本书是张华夏的系统哲学体系及学术同行的批评，由张志林编撰。全书包含三部分，分别是张华夏的靶子论文“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十几位国内学术同行对该论文的批评与讨论，以及张华夏本人的答复。张华夏的靶子论文从系统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出发，分析了构成系统的实体、关系和过程，重点探讨了支配系统运作的机制和规律，并由此建构出以本体论、价值论和科学解释三个核心主题为中心的体系性论述。本书可以看成是张华夏体系哲学的纲领性和总括性著作。

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局势中，文化意识和文化战略的地位已越来越突出，而在文化发展、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中，宗教研究是其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宗教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历史变迁、外部环境的影响，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此外，由于背景复杂、定位困难、领域广泛以及问题敏感，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作为仍在形成中的学科，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既是一种学术自觉，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1949-2019）》旨在总结、梳理当代中国学人在宗教研究上的所思所想，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以便抓住当代中国宗教学这七十年历程的研究重点和特点，借此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使宗教学这一学科在未来更加繁荣，更有作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由宗教学各领域的著名学者和在相关研究上业有专攻的专业人员来撰写，由于角度不同，问题意识有别，体现出鲜明的百花齐放之特色，附带造就出了思想交流之效应，增添了作品的可读性。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涉及哲学、艺术、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传人我国，在我国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著作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从其产生背景、思想渊源、理论实质、社会影响以及发展走向等方面对其加以全面分析，以期把握其精神实质并为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寻找有益资源。《后现代主义哲学论》分上篇、中篇和下篇三个部分。上篇主要对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背景、理论特征、价值取向以及它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等进行了总体论述评价；中篇重点研究了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德里达、福柯、伽达默尔和鲍德里亚等的核心观点；下篇研究了一些著名思想家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这对整体把握后现代主义无疑是一个必要的补充。

湛甘泉与王阳明同为明儒巨擘，然而两人身后遭遇却反差极大。前者宗风普被，后者则门户凋零。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明代思想研究进入深耕阶段，本世纪初，逐渐有学人将研究触角伸向甘泉思想。这些学人的研究无疑推进了甘泉思想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多停留于平铺直叙，缺乏一个核心概念统领甘泉思想。在认真研读甘泉文本的基础上，作者将这一核心概念定位为“生”。在核心概念“生”统领下，力图展现甘泉独特的思想面貌。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追溯湛甘泉“生”思想的渊源。第二章阐述湛甘泉怎样在“生”的视域下架构整个思想体系。第三章阐述湛甘泉的工夫论。湛甘泉工夫论可概括为“随处体认天理”。“体认天理”是工夫的宗旨。在湛甘泉看来，“体认天理”只是在心中种下颗种子。种子能否发芽、茁壮成长，尚待“涵养”。第四章阐述湛甘泉“道统”说。第五章阐述湛甘泉与王阳明思想的异同。

在浪漫主义运动中思想最为深刻的当属德国思想家，例如哈曼、赫尔德、耶可比等。在国内已经有不少关于赫尔德、莱辛以及哈曼的论文、译著出现甚至出版，但是作为浪漫主义重要思想家之一的耶可比在国内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为了克服知性哲学（包括启蒙哲学）的虚无本质，耶可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直接性哲学。他对知觉（Wahrnehmung）这一单词做了德语词源上的分析：Wahrnehmung由两部分构成，即Wahr和Nehmung，前者意指真实，后者意指接受，由此知觉有“接受真实”的意思。在耶可比那里所谓的知觉具有实在的意义：事物本身向知觉敞开它的实在性；无疑知觉接受了它。耶可比通过知觉将事物自身实在的内容接纳进来，这对雅可比来说产生了一个问题：主体与对象在知觉中相遇时最为原初的关系是如何的呢？在耶可比那里，主体与对象最为本源的关系是在意识中直接相遇，主体通过感官直接把握到外在世界的实在性，在这个过程里是没有时间的变化，没有知性的逻辑过程参与其中的。“我与你”（耶可比亲切地把主体称之为我，把认识对象称之为你）相互敞开，彼此把自己实在的内容展示给对方。这表明耶可比的实在论不是以单纯的主体或者客体为基础，而是以“我与你”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主体与客体的直接性关系就是一切知识客观性的本源，他写到：一切确定性的源泉，你在！我在！我们无法从这一前提继续向前追溯，因此“我与你”的直接性的关系是根本性的。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没有走出主体决定客体或者客体决定主体的牢笼，但是雅可比却给出了第三种答案。耶可比的第三种思路可以说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遗憾的是，耶可比的新方案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二十世纪他的思想才由奥地利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系统地发展为对话哲学。间接性哲学不仅表现为人的认识的虚无性，同样会导致人的道德的虚无与无自由，为此耶可比试图建立自己的道德学说以便克服间接性哲学导致的问题。耶可比在与门德尔松争论的过程中提出了跳跃这一概念，他指出为了从知性的逻辑链条的无限性的束缚中升腾出来，精神具有做出跳跃的必要性。耶可比哲学虽然因其非系统性而饱受诟病，但是如果从他的哲学洞见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天才性的哲学家。耶可比的思想必须受到重视，不仅因为他思想本身的价值，而且在于如果缺少了他，我们就很难理解后续哲学家思想的渊源。

朱维铮先生（1936-2012），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曾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均有造诣，《朱维铮学术讲演录》即收录了他在这些领域的演讲录，分为“解经典”“析文化”“探思想”“论学术”“衡国学”“通中西”“读近代”“求文明”八篇，展现了朱先生作为一个历史从业者深切的社会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