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论（120年纪念版 套装上下册）》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我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我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我站起来就走。等到我记起时，返回去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得重写。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或十四日，我又写完了，交给了商务印书馆。这已经是解放前夕，没能出版。《知识论》是我花精力多、时间长的一本。

安丽霞著的《现代性的忧郁（从颓废到碎片的灵光）》讲述了如果把现代性看作一个忧郁的谱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链条上各式面孔的哲人们：愤怒的马克思，忧郁的波德莱尔，沉闷而压抑的韦伯，打碎一切、生活在“虚无”废墟中的尼采，走向“碎片”化的齐美尔，以及试图通过“废墟”指点迷津的本雅明。如果说“理念、理性、启蒙”承载了确定性的历史，那么“现代性”则承载了对“当下”的全部思考，宣布了“动荡不安”的合法性。

《在不确定性中前行：基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研究》在对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研究梳理和作者有关不确定性容忍度对个体行为选择的影响系列研究基础上提出不确定性的应对之道，以求为人们在不确定性中更好的生活提供一些心理学视野下的建议。《在不确定性中前行：基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研究》共分为上、中、下三篇，三篇层层递进。上篇介绍国内外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相关研究，为中篇《在不确定性中前行：基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研究》作者进行的“不确定性容忍度对个体行为选择的影响”系列研究提供文献依据和研究视角，下篇在前两篇基础上提出不确定性的应对之道。具体而言，上篇包括三章。第一章回顾不确定性容忍度的概念发展历程和测量方法；第二章介绍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神经机制；第三章概述了不确定性容忍度对情绪、认知、行为的影响。中篇共分八章，详细介绍了《在不确定性中前行：基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研究》作者所做的不确定性容忍度对风险决策、模糊决策、跨期决策、延迟决策、创业意向、医疗决策的影响及对研究结论的综合讨论。下篇从接纳不确定性、提升不确定性容忍度、合理预期应对不确定性、简化不确定性、积极行动应对不确定性等角度提出不确定性的应对之道。

在明末新一轮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徐光启曾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被认为是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经典性、理想性的表述。近日，中山大学鞠实儿教授来我校做学术讲座，比较中国数学家刘徽、祖冲之的圆周率与古希腊几何学中圆周率的不同之处，认为中国数学家的圆周率是有理数，而古希腊的圆周率是无理数。因为中国数学家的圆周率是通过圆内多边形的边与半径的距离比计算出来的，古希腊的圆周率是通过圆周与半径的关系比计算出来的，其结果一定是无理数。由此，他进一步得出结论，中西文化的比较不可能是会通，只能在比较的过程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中国人的圆周率根本不是古希腊人理解的圆周率。正如中国佛教不是印度佛教，也不是中国固有的宗教与思想，而是第三种文化。鞠教授关于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论断非常新颖，而且具有很强的思想冲击力，引发了我对比较与会通问题的重新思索。由鞠教授的观点我进一步的思考到，何谓会通，比较哲学真的不能达到会通吗？会通之“会”字，有领悟与理解的意思。通，是将两个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可以行走的通道。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学词汇来解释，即是一种视界的融合。视界融合可以是同心圆式的融合，也可以是两个相交圆式的融合。从过程的观点看，这种相异的两种思想与文化在相遇的过程中逐步达到理解，是一个漫长的相互理解的过程。形象地说，是两个不相交的圆逐渐相交，而相交的面积由小渐大的过程。至于是否能够达到同心圆式的融合，似乎不必太在意。因此，会通并不是主客与客观完全相符合，或者是印章式的吻合，而只是一种近似值的理解。这种理解构成某一类事物的亚种，在主要属性上是相同的。以中国数学家对于圆周率的理解为例，他们在观念上也是将圆理解成从中心一点到周边等距离的图形，但他们在处理周长与半径的关系时，是以圆内的多边形之边长与半径的关系为实际算法的起点，其结果是一个有理数。但如果圆内的多边形达到足够多的等份时，也就是说接近理想的圆周时，则其比率也就接近古希腊的周长与半径的比率了。换句话讲，中国数学家在理解圆周率的问题时，在观念上与希腊人的理解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在实际的数学处理方法上不同于古希腊数学家而已。

本书包含张东荪《认识论》一书以及一篇后续文章，仍以《认识论》为名，展示了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思想及其发展。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本书第一次出版。

吴根友“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是2018年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该次大会将在中国北京市北京大学召开。此次会议主题带有鲜明的中国哲学特点，但不能说只有中国哲学才关注如何成人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十分关注人对自己的认识，德斐尔神庙的格言就是“认识你自己”。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主题之一，就是在与基督宗教神学的斗争中，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现代世俗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于人的自由、权利等抽象的本性做了极其深刻而丰富的论述，为人的全面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如何成为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中西哲学，也可以说是世界哲学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来开掘这一重要哲学问题，或许能给比较哲学提供一个极富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哲学论域。从不同的文化传统来看，“学以成人”这一问题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可以讨论，首先，对于“学”如何理解，就非常值得讨论。从广义的角度看，“学”既指学习书本知识，也可以指在实践中、行动中尝试做某事。甚至宗教信仰活动中的仪式、人在宗教场所里宗教心理的培养，都可以看作是“学”；而在一种文化传统、习俗中不自不觉的耳濡目染过程，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学”。不仅如此，在中华文化传统里，“学”还有“为学”与“为道”的区分。“为学”是知识的增长，“为道”是精神境界的提纯与提升，是知识与习俗偏见的被剔除或人的精神品质被升华的过程。而“为学”与“为道”的区别，实际上也是知识与智慧的区别，是专业技术知识与对人类根本意义的觉解、人文通识的区分。而无论是“为学”，还是“为道”，都属于广义的“学”。至于“成人”问题，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在同一个文化传统的古今时间段里，在同一个文化传统内部的不同学派、哲学家的思想体系里，也都有相当大的不同。当然也可以找到某些相似点。在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思想体系里，他所说的美德是偏重于对知识的把握，所以有“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其反命题，人缺乏美德不是德性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无知。但在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哲学传统里，仁智相乐、仁礼相得益彰，才具有美德。“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必须具备爱自己的同类，即爱人的本性，才有了美德的必备基础。无知者虽愚而不一定为恶德。孔子以后的儒家在讲人的德性问题时，常喜欢以“智、仁、勇”构成人的美德的三种大纲大目。如果从各大宗教传统来看，基督教的“成人”其实就是与神更为接近，或被神恩典而得救；在佛教传统里，则是一种解脱人间苦难，进入不生不死，没有烦恼的涅槃境界，即成佛；而在道教传统里，则是成为各种各样的仙人。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化而言，“成人”即是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具有自由意志、恰当地运用个人权利的自由人或现代社会的公民，按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的说法，即成为一个具有“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普通人。这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个人，能够恰当地理解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如果用庄子的哲学来解释，即是一个拥有一技之长而又能上达天道的匠人，如解牛的庖丁，承蜩的佝偻者，削木的梓庆，蹈水的吕梁丈人等等。简而言之，“学以成人”的哲学问题，在比较哲学的视野里可以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比较哲学的视野来丰富这一哲学问题的具体论述；另一方面，通过这一哲学问题的具体讨论，使得比较哲学由一种外在的比较转向一种以哲学问题本身为出发点的内在比较。这样，在深度全球化的时代里，通过比较哲学的途径逐渐形成一些具有全球共识的世界哲学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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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集（套装共2册）》包含：《九章集（上册）》《九章集（下册）》共两册。《九章集（套装共2册）》是哲学经典著作，古罗马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的代表作。相传书中内容是普罗提诺在自己创办的学园中授课讲答，后由其弟子、著名思想家波菲利编纂而成。全书共六卷，每卷九章，故名“九章集”。《九章集（套装共2册）》结构虽比较松散，但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全面反映了普罗提诺的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思想。《九章集（套装共2册）》对后世思想影响巨大，但同时也是哲学*晦涩难解的文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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