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命通会》一书，系明代万民英所著。万民英，宇育吾，历任河南道御史，出为福建布政司右参议，除著有《三命通会》外，还著有《星学大成》等书。自唐代李虚中所著《李虚中命书》问世以来，命理书可谓汗牛充栋，但能被皇家选人《四库全书》之中的却廖若辰星。《三命通会》只所以被皇家选中，自然有其被选中的道理，因为此书选材精当、体系严密，例证丰富、论述周详，深得徐子平之法，此书系命理典籍中的总汇之作，并被后世命理学家例为命理著作中的典型教材而广为流传，正如《四库全书提要》中所说：“自明以来二百余年，谈星命者皆以此本为总录，几于家有其书”。以往所出的《三命通会》之书，仅出版了一至九卷，难免有以偏盖全之嫌。应广大读者对足本的需求，此次作者以《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版本的足本《三命通会》为底本，并聘请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苏全有，教授李风华及铁路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教授陈明等，对此书进行了全方位的点校并白话释意，以飨读者。如果作者译注的作品能使读者欢迎，如果作者的付出能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实乃作者的由衷之盼。

《流动的信仰》讲述了5年前，我们在云南大学“211工程”、“十五”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方案中提出设置“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跟踪调查与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这一项目。这是一项综合性的项目，既涉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也涉及运用应用人类学“互动作业”方法及其他学科的方法以促进少数民族农村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等应用性研究，以及引进智力、项目、资金等发展实践运作问题；此外，还涉及人才培养、教学改革、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其中，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中的一项具有探索性意义的工作便是：10个调查基地在当地各聘请若干名“村民日志”记录员，对本村每天发生的事情进行观察与记录，从中国少数民族农村的社会文化实际出发，把国际文化人类学界近20年来争论不休、模式各异的民族志书写问题在中国少数民族农村进行实验，让研究对象即文化持有者成为民族志的作者，运用“主位”（emic）方法，从“本文化”内部视角对自己民族和村寨的社会文化进行叙述与评论，以求在当代国际文化人类学的学术平台上进行中国民族志和文化人类学的“本土化”创新，促进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文化人类学建设。

《近现代蒙古族宗教信仰的演变》写作过程中，笔者在尊重历史文献和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对某些问题的阐述具有独到之处。比如：对藏传佛教在近代蒙古社会衰落原因的分析、对新时期蒙古族宗教信仰特点的概括等，观点有创新。敬请读者给予关注！考察近现代蒙古族宗教信仰的演变问题并非易事，未尽之处在所难免。笔者期待着读者的肯定与批评！民族与宗教关系问题是当前国内外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宗教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宗教属于精神信仰形态，民族属于社会族群形态，因此，民族和宗教并不严格对应和同步发展，但二者又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作为传统的游牧民族，蒙古民族文化的核心即草原文化和宗教文化。作为民族文化载体，宗教融汇了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心理、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不仅传承着蒙古族的民族文化，而且也映射了蒙古社会历史的变迁。近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蒙古社会急剧变革，蒙古族宗教信仰随之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直接影响了蒙古民族后来的文化走向，也使其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色。“近现代蒙古族宗教信仰的演变”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了解蒙古民族社会史和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没有系统研究近现代蒙古族宗教问题的论著。因此，本人选择这个研究课题，意在系统梳理蒙古族宗教在清代以后发展并逐渐衰落的脉络及走向。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目的与意义、蒙古族宗教研究现状概述、研究的理论方法与难点、课题的突破与创新等几个方面，进行简要说明。之后，共分七章展开论述。第二章到第四章，是《近现代蒙古族宗教信仰的演变》的核心内容。第一章从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传入与普及起笔，从清朝的宗教政策、寺院经济的发展、寺院大活佛系统的形成发展及抑制、寺院教育等方面，对藏传佛教在清朝前期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二章以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衰落为主题，对藏传佛教在近代蒙古社会衰落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经过晚清、民国、“日伪”统治和连年战争逐渐走向衰微，而晚清时期政府对蒙古宗教政策之转变、儒学文化的浸润、蒙古民族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寺院经济的膨胀是藏传佛教在近代蒙古社会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第三章讲述民国、“日伪”时期的蒙古族宗教。从民国时期的宗教政策、“日伪”政权统治下的蒙古地区宗教状况、藏传佛教与近代蒙古社会的关系展开论述，藏传佛教与近代蒙古社会政治的关系是本章论述的重点。第四章讲述内蒙古宗教改革。首先描述了新中国初期内蒙古地区的宗教状况，进而对宗教改革的必要性、内蒙古自治运动时期及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内蒙古宗教改革与无神论教育进行了概括，并对宗教改革的意义进行客观评价。通过宗教改革，蒙古族宗教状况，尤其是藏传佛教从组织制度、信众结构、宗教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五章选取蒙古地区东部、中部、西部有代表性的寺庙为个案研究对象，以作者田野调研资料为依托，借鉴文献资料，展示蒙古族宗教（主要是藏传佛教）近现代演变的历史轨迹。它们是内蒙古地区唯一一个实行政教合一的喇嘛旗——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内蒙古地区唯一一个以蒙古语诵经的寺庙——梅力更召；章嘉活佛住锡地多伦汇宗寺；号称“东藏”的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瑞应寺。第六章概要说明了蒙古地区其他几种宗教的信仰状况，意在彰显蒙古族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征。对蒙古族历史上萨满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状况进行简要介绍。近代以来，除了处于核心信仰地位的藏传佛教之外，蒙古族传统的萨满教一直延续着，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类型尽管传播范围非常有限，但也在蒙古族聚居区具有一定影响。可以说，蒙古族的宗教信仰，是以萨满教为基础，以藏传佛教为核心，辅之以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形式，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第七章介绍新时期蒙古族宗教信仰问题。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蒙古族宗教信仰问题进行概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内蒙古地区的宗教工作逐渐恢复，蒙古族的宗教信仰正处于恢复和重建之中。本章通过对内蒙古宗教状况述描，归纳了新时期蒙古族宗教信仰特点，进而对蒙古族宗教信仰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2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孟慧英主编，汇集该所多位学者就民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和习俗等问题撰写的论文，以及国外同行学者相关著述的译文。内容涵盖原始宗教、现代民族的宗教信仰，阐述了它们与民族文化和习俗的关系．对人类学与民族学学者深入研究上述问题颇具学术参考价值。

对中国人而言，在社会生活与历史方面有着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地域崇拜及其节庆的制度。这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巅峰状态．突出反映了一种生与死的感受，并且于其中呈现出来一种中国人政治关系的整体图画。本书是一部享有盛誉的宗教人类学著作，作者以中国东南地区的民间宗教和信仰为案例，用“他者”的目光，客观考察了如上现象，为人们理解中国人日常生活及其信仰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作者通过比较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神话发展的差异，目的在于揭示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的事实，反思20世纪西方进化论对中国神话学的影响，探索21世纪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新思路。在中国神话方面作者采用文化要素分析方法，对中国古代著名神话的形成时代和演变过程做了全新的解释，得出许多不同于传统的结论；在两河流域神话方面，作者吸收国际近东学界的研究成果，梳理了古代两河流域宗教和神话的发展面貌，比较了两大古老文明民族神话发展的差异，并分析了导致神话差异的文化成因。全书涉及中国史、世界史、人类学、古典学等学科范围，因而是跨文化比较的一次尝试。

《东方摩尼教研究》归纳了芮传明先生有关东方摩尼教课题研究的的内容和观点，谈到了东方摩尼教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之融合，特别提到了和古代大众信仰的相互渗透、影响的关系。是目前国内这一课题研究的扛鼎之作。除了导言外，全书分为神、魔名号二释，基本教义研究，文化交流探讨三个部分进行了介绍。

《列仙全传》是一部以版刻图录的形式讲述中国神仙传说的故事书。神仙信仰是一个完全中国化的信仰，它体现出中国人对于现世生命的留恋和对于人生欲望的肯定。那种只要独步天下，都可以被列入仙班的包容性，体现出中国特有的仙道即人道的特点。从汉代刘向撰《列仙传》开始，历代神仙传记类著述绵延不绝，神仙队伍日益发展壮大，神仙信仰深入民心。

《取消图像：反偶像崇拜个案研究》是一部比较论文集，内容包括反偶像崇拜的各种原因与意义，以及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社会所引起的图像功能的剧烈变化的七篇历史论文。前言中追溯了“反偶像崇拜”的词源学意义，并简要介绍后面论文的主要内容。通过不同社会中所发生的偶像破坏行为的对比，进一步阐明了不同社会背景下图像的破坏与创造，以及图像与文字的关系。随后依次讲述古埃及十八王朝时期埃赫纳顿的宗教革新举措；中世纪穆斯林军队毁坏印度的宗教建筑、掠夺与亵渎圣像；墨西哥革命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的反宗教运动，不仅破坏并焚毁圣像、十字架，甚至捣毁教堂、礼拜堂和天主教学校；中世纪期间对待古典雕塑的态度，异教与基督教间的斗争；拜占庭帝国时期的破坏偶像运动与《加洛林之书》；加尔文的新教运动与荷兰的反偶像崇拜；最后一节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启示与教训。艺术史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学者从中探索了艺术定义的不断变迁，以及在描绘不同形式的反偶像崇拜中的表现形式。

本书为《中国民间崇拜》（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s）丛书第三卷，涉及符咒和咒语的类型、书写方式以及注解。此前两卷的内容涵盖了教义和流行观念，在本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习俗的本质和内在逻辑。在法语版丛书中，作者将其作为第五卷出版。这是由于在阐释那些深奥的教理、奇幻的创造、道教和佛教哲学的混杂时，作者遭遇到困难，而这种困难正是符咒书写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