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人是萨满》讲述了家族故事神、秘的萨满世界、神与人沟通的使者、萨满的神装与神具的特点、萨满的传奇故事、我亲历的萨满神事活动、萨满文化与鄂温克民族文化、萨满文化熏陶下的鄂温克人的生活等。

龚道运先生为儒学宗师牟宗三先生的大弟子和国学巨擘饶宗颐先生的入室弟子，是新儒家第三世学人。一生研治中国思想，于孔孟儒学、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沉潜甚深，于西方哲学亦造诣不浅。本书收录龚道运先生研究近世以来儒教与基督教接触及会通的有关论文，所论俱以中西文献为准，言必有据，又能以哲学家的思理密察对课题作深入而透彻的论析，为研究中西文化会通者所宜读。

《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收录巴特的两种著作，前者约14万字，后者2万余字。1952年巴特进入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事词汇学和社会学研究，在其后的七年间在《新文艺》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揭露大众文化迷思的文章，后来集结成《神话修辞术》（Mythologies， 1957）。从此，巴特被公认是关于我们怎样通过语言、服饰、手势相互交流的最有独创性的评论家之一。60年代初期，巴特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研究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他对传统学院文学理论观点以及大众文学形态作了论述，其独特的观点被称为新批评，引起其他思想家的不满，认为他漠视和不尊重文化中的文学根源。巴特则发表《批评与真实》（Critique et verite， 1966）与其对抗，控诉那种陈旧的、布尔乔亚式的不重视语言细节、刻意忽视其他理论概念（如马克思主义）挑战的批评方式；他热情地呼吁读者要摆脱既成观念，按照现代思想看待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总是先由一种语言与其自身的冲突组成的。

《印度宗教多元文化》书稿终于草成。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南亚宗教发展态势”的系列专著之一，这部书稿是在“项目任务”的压力下完成的。几年来，尽管由于某些事务性原因，不时中断本课题研究，但精神上始终保持着对于相关问题的高度关注。现在书稿完成了，在“如释重负”之前，我还想说几句题外话，算作自己的一点心得吧。承接这个课题的初衷，是通过研究印度宗教多元化的形成及其长期共生共存的格局，为世界宗教多元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推动进一步的思考。这个初衷是否已经实现或者将来能否实现，都不得而知，不过，印度宗教多元格局本身对于我们确实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作者作为吉福德讲座的受邀学者，通过系统的历史学考究，对已经确凿的埃及宗教史实进行分析，摘取其中较富特征的若干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述，把古埃及宗教的存在基础、神明教义、动物崇拜、信仰理念、文本典籍、民间宗教以及古埃及宗教对基督教、希伯莱宗教的影响等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神话尽管其形态各异，但它的内显形式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马克思语）这段话是极其深刻的，对神话研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研究神话必须研究产生神话的时代和产生神话的社会条件。社会是发展的，神话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后期的神话中有许多时间和空间的积淀物。神话虽然“年代久远”，“幼稚可笑”，但它与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目标是十分近似的。该书内容充实，资料丰富，语言流畅，可读性极强。

中国的神话学研究起始于上个世纪初，至40年代前后，闻一多先生以其特有的睿智和深厚的学养，既向国外神话学理论学习，又根据中国神话的实际创造性地分析，独创了中国神话研究的意象的系统联想与论证的方法，是中国神话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铸就了他在中国神话研究史上的杰出地位。本书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选录了闻一多先生《伏羲考》及《端午考》等八篇有关神话学研究的重要论著。《伏羲考》无疑是闻一多先生最具代表性的神话学研究著作，也是一篇对中华民族根本神话的研究杰作。

2008年，中国各大宗教都展现出新气象和新趋势。从总体上说，宗教的发展速度较快，从现状可以预见，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宗教仍会不断发展。宗教领域保持了团结稳定的局面，努力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成为我国宗教发展的主流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文化的国际交流空前活跃，宗教的国际性明显增强；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关联民族平等与团结、社会稳定与和谐、国家统一与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

《犹太研究（第7辑）》包括犹太教信仰与观念、论犹太人的苦难观、论犹太教的死亡观等内容。

构建和谐社会正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从宗教界的角度来说，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参与和谐社会建设是有意义的，是有所作为的：1.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思想道德建设。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准则，提供了划分荣与耻、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的基本界限。宗教界应该也可以以弃恶扬善的宗教理念推动信教群众尚荣知耻，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道德准则，光大“八荣”，拒绝“八耻”，使社会风气更加美好起来。2.促进心灵和谐。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不仅包括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包含着个人内心的和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影响下，整个社会不免发生各种各样的躁动情绪，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利益摩擦，美国学者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预言的高科技、高情感现象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在我们面前。心灵和谐是一种道德境界，是一种思想修养，是一种全民族文明水准提高的重要标志。当然获得心灵和谐有许许多多有效途径，其中发挥宗教的积极因素，促进人们心灵的和谐，比如如何善待生命，如何善待自己，如何对待财富，如何对待功利等等，在这些方面，宗教所主张的价值观、人生观对某些特定的群众是有积极的引导作用的，我们应当发挥这些积极因素。3.开展慈善公益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结构必然发牛分化，出现某些困难群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政府应当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去援助困难群体，但是仅此还不够，有相当一部分扶贫济弱的活动是由民间的方式来完成的。宗教界主张助人为乐，主张慈航永渡，主张悲天悯人。从这些主张出发开展各类慈善公益活动，动员信教群众扶助弱势群体，这既是宗教界的传统，也具有现实的需求。4.为构建和谐世界服务。我们党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向往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具有更广泛的空间、更强烈的重要性，经济可以全球化，而各民族的文化将更加趋向于个性化、多元化，要使多种文化和谐相处就需要交流，所以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推进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手段，全世界五大宗教间的相互交流绝对是推动世界和平的一个积极因素，绝对是建设和谐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宗教界也应当在其中谱写、奏出新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