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深所著的《英格兰精神与基督教文化（透视中华文明）》内容简介：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教授经过对英格兰社会的多年研究之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16世纪以前甚至13世纪，英格兰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与韦伯所认为的“农民社会”，二人所谓英国的“资本主义”脱胎于16世纪以前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社会”也是一个历史的误区。英格兰精神起源于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信徒社会”。《英格兰精神与基督教文化（透视中华文明）》作者经过考证后认为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文化存在诸多误区，并因此予以廓清。通过对中英两国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提出了寻找神州与失落的信仰的命题。

反智主义倾向不仅存在于美国福音派基督徒中，更茁壮生长于长久浸泡在反智文化的中国社会的基督徒群体中。本书的作者约翰？派博正是针对教会里的这一反智现象，鼓励基督徒成为爱思考的基督徒，也就是鼓励基督徒养成阅读习惯。借着与爱德华兹的对话，派博指出“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头脑，也必须知道，用我们的头脑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宣讲、解释、确认和理解福音时，运用我们的理性。作为学者的派博还进一步深挖出了反智主义背后的毒根：相对主义。他通过对历史中多次反智主义的表现，如实用主义、主观主义等等的论述，把这本书带向了思想性的高潮，使人认识到思考应该成为一项必须持续下去的、追求至善的行动。

“宽容”正在西方社会占据至高地：如果有人胆敢挑战“宽容”，会被认为是野蛮和愚蠢的。但是，在《宽容的不宽容》一书中，卡森所要做的正是在质疑“宽容”（或者说至少是西方人当下所理解的“宽容”）。 卡森追溯了近些年我们所理解的“宽容”经历了怎样一种微妙但却剧烈的转变——从为维护持不同信仰者之权利而提出的一种“旧宽容观”，到认为所有信仰都是同样合理正确的另一种“新宽容观”。他回顾这一转变的历史，并讨论了此变化对今日文化的意义，特别是对民主、善与恶之讨论和基督教真理宣称的意义。据此，卡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新宽容观”对社会具有危险性，也会让人的知性衰弱；不仅如此，这种“新宽容观”实际上将人引向一种对所有持守自己信仰者的真正的不宽容。在本书中他引用了很多现实生活中的实例来论证这一观点，这些例子有时会让人发笑，有时却也让人热血沸腾。

本书共二十一章，前七章主要讨论圣父的计划、管教、能力等；八到十四章讨论圣子的异象、价值、事工以及对他信徒的要求；十五到二十一章讨论圣灵的能力与说方言等。本书关于认识神完全的属性和能力有深入的论述，对信徒的生命成熟大有帮助。《生命的成熟》这本书最大的贡献，不是在于给读者一个具体“属灵生命成熟”的定义，而是在于指出一些途径和原则，使有心追求的读者借此得以进入属灵成熟的境界。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注重知识和经验，信仰与生活的平衡。他以个人丰富的圣经知识和实际经验，介绍读者属灵生命成熟的途径和原则。他的立论建基于对三而一神——父、子、圣灵——的认识上，这认识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本书由神的三个位格的不同工作来定义基督徒生命的成熟。对圣父完全圣洁的敬畏，对圣子得胜的谦卑的降服，与圣灵改变生命的力量连结是属灵生命成熟的表现。

当代人讨论婚姻与家庭时所运用的许多资料都涉及相关习俗的历史。然而，对于它们的社会和伦理构成，尤其是圣经时代的社会伦理构成，我 们真正了解了什么呢？《圣经世界的婚姻与家庭》围绕着婚姻与家庭观念的动态轮廓，6位专 家在其各自领域分别考察了古代以色列与中东地区、希腊罗马社会、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以及《新约》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实践。其成果勾画出 一幅博闻广识、富含证据的图谱、并对一批概念和习俗的异同做出辨析，包括结婚、离婚、性伦理、性别角色、孩子、禁欲、堕胎、避孕和家族生 活，它们在古代以色列和《新约》时代的教会中流行，并发生过种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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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神学论战史（套装全2卷）》是最早系统地论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经典著作之一，并且是有关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一个理论学派的代表作。作者以恢宏的气度、渊博的学识、丰富的史料和雄辩的思想，论述了基督教世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历史，分析了科学与神学斗争的规律，而且探讨了思想自由对西方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强调教条主义神学的危害就在于对思想自由的妨碍。与此同时，作者还梳理了西方思想的历史渊源。他非常客观地介绍了东方思想对西方思想的渗透，指出基督教的许多核心观念其实来源于东方，而这些观念对西方人的哲学和科学思考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该书为人们认识科学和神学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全景式的视野和详细的史料宝库，也构成连接科学与宗教的思想桥梁。此书经受了一个世纪的历史考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者，已当之无愧地进入世界一流著作的行列。对于处在文明冲突中的当今世界来说，该书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是伯特兰·罗素关于宗教的许多著作中最著名、最率直的著作。将罗素的那篇演讲以及后来关于宗教的著作斥为肤浅、鄙俗、不能达到论题的深处，一直是件时髦的事情。其实，罗素那屈尊俯就的傲慢态度就表明，如果宗教只是迷信的话，那么罗素的话大概应该是中肯的。但宗教不是迷信，罗素的话并不中肯。最早的这种抨击来自同年8月刚刚成为宗教徒的T.S.艾略特，见于他主编的杂志《标准月刊》。艾略特同意罗素的看法，认为恐惧（罗素把它看作是推进宗教的力量）一般说来是件坏事。但是他强调，有经验的神学家会把好的恐惧与坏的恐惧区分开来，并坚持认为，对上帝的适当畏惧是一件与对盗贼、破产或蛇的畏惧大不一样的事情。他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我们可以猜想到，他把对上帝的畏惧当成了消除存在主义的恐惧。

纵观历史，书籍可以改变世界——它们扭转了我们看待自身和他人的方式；它们引发争论，产生异见，挑起战争，催化革命；它们发人深省，激发愤懑，鼓动情绪，是供慰藉；它们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摧毁了我们的生活。现在，《伟大的思想》系列丛书将带广大读者领略伟大的思想家、先驱、激进分子和梦想家的著作，他们的思想撼动了旧有的文明，塑造了我们现在的样子。

《论原罪与恩典：驳佩拉纠派》主要收录了奥古斯丁反对佩拉纠派的书信，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原罪论”和“预定论”，并涉及“自由”等重要范畴。在本文集中可以看到这些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奥古斯丁与佩拉纠派的论证影响既深且远，在后世，已本性与恩典以及理性与其实为题的问题一再重新被提起，引发争论。宗教改革时期，路德和伊拉斯谟的论站比较著名，双方都引用奥古斯丁，但是观点却大相径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正统主义者巴特和自由主义神学家布伦纳亦爆发了关于启示与理性，恩典与本性关系的论战。只要既坚持有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又坚持伦理行为出自人本身的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便是一个永远令人着迷，充满张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