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水详细介绍了利玛窦当年在中国特别是岭南之肇庆筚路蓝缕，打破藩篱，为开辟中西文化交流先河所作出的贡献。

本课题试图通过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考察，进一步理解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丰富性，以及莎士比亚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本课题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如下： 第一，从发生学角度，挖掘莎士比亚戏剧中具有基督教意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中具有基督教文化内涵的根源。其一，莎士比亚创作的语境与基督教文化紧密相连。在莎士比亚时代，以知识与理性为特征的人文主义运动，和以信仰与救赎为特征的宗教改革运动同在。一方面是人性的解放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自然观、历史观与伦理道德观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在英国，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的，更与基督教文化有一种割舍不断的联系。在作为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审美观照的莎士比亚戏剧中，具有基督教意识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其二，莎士比亚所受的基督教文化教育与熏陶，已经内化为一种无意识，影响着他的思想构成。作为基督教教会的叛臣贼子，莎士比亚心仪人文主义思想，但作为一种经验和感觉结构的基督教文化，又以掩蔽的形式构成着他的主体性。所以，基督教文化内涵在不自觉中成为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构成因子。其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化本身就是在基督教文化的母体中孕育而成的，尽管它是在对基督教的反动中孕育而成的，与基督教具有本质差异性，但也注入了基督教文化的血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化有不同的呈现形态——意大利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蒙田式怀疑论人文主义等，但无论何种呈现形态的人文主义，都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作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集大成的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相比其他呈现形态的人文主义，其深刻与伟大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理解上，而不是在与传统文化的决绝上。他继承和发展了基督教文化中的超越性，来遏止因人的解放而带来的自我膨胀与人欲泛滥。由于上述原因，莎士比亚戏剧中具有基督教意识，基督教文化构成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向度。第二，在跨学科的视阈中，从影响比较的角度考察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意识与莎士比亚人文主义中的基督教文化内涵。由于基督教文化以一种感觉经验构成了莎士比亚的主体性，所以它如同水中盐一样，溶入在其戏剧的方方面面。西方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考据工作，具有极高的文献学价值，但在整体性归纳上显得不够，所以本课题从对人的本质认识、生存方式的选择、存在意义的理解三个层面切入进行考察。在对人的本质认识上，基督教认为人的本质是原罪，而原罪源于人与自己、与他人、与万物，特别是与上帝关系的断裂，而这各种关系断裂的根源又在于人的自由意志。基督教认为自由意志带来了原罪，使人成了罪恶的存在、有限的存在，所以人的处境注定是悲剧性的。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也体现出与基督教相一致的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即认为人的本质中充满罪恶，人是有限的、悲剧性的存在。而人的本质中的罪恶，人存在的有限性又源于入的自由意志。在前期的喜剧与历史剧中，它体现为因人的自由意志而带来了各种非道德化色彩。在中期的悲剧创作中，莎士比亚将悲剧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归结为人的自由意志所带来的恶。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上，莎士比亚戏剧明显体现出对基督教文化的眷恋，具体呈现为对人文主义理想的虚幻性憧憬，浓厚的原罪感、受难意识、忏悔意识，以及对超验意义层面上的宽恕、仁慈、博爱等人道主义精神的推崇，对以神创论为基础的君权神授观念的强调等。在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理解上，莎士比亚悲剧表明，人的存在正是在对悲剧性处境的抗拒中走向对形而上终极意义的呼唤，使入的有限性得以超越与提升。第三，既然莎士比亚戏剧中渗透着基督教意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中包含着基督教文化内涵，是否可以说莎士比亚戏剧就是基督教戏剧呢？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将人文主义看作与基督教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与文化体系，从而否定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意识，否认莎士比亚人文主义中的基督教文化内涵。二是将莎士比亚戏剧理解为基督教戏剧，尤其是将莎士比亚悲剧看作基督教悲剧。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前者是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简单化的结果，是文化断裂论的产物；后者没有看到莎士比亚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文化在本质上的差异性，抹杀了莎士比亚的伟大与深刻。本课题仍然从上述三个层面切入，考察莎士比亚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文化的本质不同。　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尽管它们都认为人的本质中充满罪恶，都认为人是有限的存在，都认为罪恶与人的有限性是人的自由意志作用的结果，但在本体论上却存在根本差异。基督教将人的有限归结为原罪，即违背上帝旨意的结果，体现的是神芋本体论。向尽管莎士比亚戏剧中也有天命与神意的观念，但它将罪恶形成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的自由意志作用的结果，体现的是人学本体论。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上，尽管基督教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人的理性作用，认为理性可以使人用善的意志制约恶的意志，但它是有条件的，即遵守上帝的契约，是以上帝为本体的。莎士比亚戏剧尽管也体现出理性主义拯救的有限与自我拯救的无望，体现出对基督教生存方式的眷恋，但它始终没有明确地表达皈依基督教信仰的观念。在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理解上，尽管基督教也强调主体对悲剧性命运的拒绝与超越，但救赎毕竟是神恩。即基督教所体现的是对上帝本体论的依恋，受难与牺牲只是证明上帝作为绝对超验存在的方式。而莎士比亚戏剧尽管也表现出对超验存在的渴望，但它并不是通过主体的理性作用导向基督教信仰，而是对人的精神本质的超越性理解。第四，莎士比亚戏剧在思想内涵上汲取了基督教文化精华的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继承了基督教经典圣经的艺术精华。它除了套用基督教仪式，借鉴基督教圣经中的意象、母题、典故等外，其中还暗藏着一条潜宗教结构— —圣经结构。同时，莎士比亚戏剧继承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将其发展成为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神秘主义融合的巴洛克艺术风格。莎士比亚戏剧精湛完美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是莎士比亚创造性的产物，但与继承基督教文化艺术的精髓也是分不开的。

本书是个人探求宗教经验的记录，记载自身在信仰上的探险、疑难及迷惘，与其他哲学和宗教的磋研，以及对往圣先哲最珍贵的所言、所诲的省求。当然，这是一次兴奋的旅程，但愿我能叙述明简。深信这种对崇高真理的探求，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循他自己的途径，每一途径人人各异。哥伦布是否曾在美洲登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曾去探险，且历经探险途中所有的兴奋、焦虑和快乐。本书以林博士的真诚、反叛、不愿人云亦云，做一个应声虫，他要自己寻找探讨是必然的途径。因为他自小生长在牧师的家庭里，他小时候就读经、祈祷、参加崇拜，就连他在自称是异教徒的一段时期，他仍是以基督徒的原则处世为人。他自称是异教徒，因为他不想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的名字没有记录在任何一个教会的教友名册上。他不甘心接受“装在箱子里”的信仰，当他拋弃“箱子”的时候，连“信仰”也一起拋弃了。然而他的基本人生观仍是基督徒的，也许他像齐克果一样，是一位“存在的”基督徒。

“事件”的概念进入人文学术，很快便显示广泛的辐射性。这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当代思想事件。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说法：“事件”的概念是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Allan Badiou）的独特贡献，因为正是其论文《存在与事件》（L’Etre et L'euenemenl，1988），以完全不同的逻辑”详尽地探讨了……一组本质问题”。对于“事件”的关注，几乎可以见当代人文学术的一个角落。恰如齐泽克所说：“今天的哲学景观”所能产生的任何影响，都是“一个事件的影响”。而如果说海德格尔、德里达、哈贝马斯、保罗·利科、巴丢或许也包括齐泽克本人，这一系列最重要的思想者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事件”的问题，那么“事件”究竟何为？

本书对当代世界六大洲222个国家和地区基督教会的发展及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描述，内容包括基督教会发展的历史回溯和目前教派分布情况、20世纪以来教会的“普世合一”运动、宗教对话，其中对一些重点国家和重点机构有深入、翔实的研究，如对梵蒂冈天主教系统、英国圣公会系统和东正教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系列等均有重点阐述，还专文探究了“当代福音派的教会发展”和“20世纪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变迁与发展”。本书在全球视域下对当代教会发展既有整体、宏观的把握，又注重对重要地区和机构的细节描述和微观剖析，并运用大量图有和统计数字来分析、勾勒当代世界基督教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在大学应该承担道德教育的任务吗？道德教育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如何？没有宗教信念支撑的道德是否可能？大学能不能用一种更加有效的、适合于大学的方法来进行道德教育？这些问题常常被提到当代哲学家面前。本辑《基督教学术》即以宗教、道德与大学教育为主题，所录海内外学者、教授的论文可谓交相辉映，既有针对同一问题的热烈探讨，也有展现不同文化和社会体制带来的独特视角。论文内容涉及道德形成和大学教育，美国学术界与宗教宽容，宗教与大学学术研究等等多个方面，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能让人开阔思路，具有相当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麦奎利写作该书，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在那些年代，在冷战和越战的背景下，以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牧师之遇刺为鲜明表征的美国的社会冲突十分严重，苏联的国内僵滞和对外冒险，中国的国内动荡和对外封闭，西方青年的不满和造反，所有这一切的程度和范围都在增加。总而言之，那是一个危机迭起的时期，也是一个与之相应的种种世俗思潮，特别是分析哲学和实存主义等等新的哲学思潮大大流行的时期。然而，在宗教领域，那个时期却发生了一个激发生机的重大事件，即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的召开（1962年—1965年）。同将近一百年前召开的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相反，这届公会议上提出的“革新”和“开放”方针，表明罗马天主教会已更加现实地对待现代世界的种种问题，其中包括更加开放地对待天主教之外的各派基督徒。在这种背景下，麦奎利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恰逢其时，难能可贵。因为它既未放弃神学的根本任务，即阐明基督教信仰的各项教义，又不回避时代的尖锐挑战，即“新问题、新环境、新知识的出现”要求神学作出的回答。麦奎利认为：基督教神学的“目标，不仅是要表明基督教信仰内在的一致性，即表明各个教义如何构成一个整体，而且要表明基督教信仰同现代世界中我们所持有的很多其他信念和态度之间的一致性。只有完成了这些任务，这种信仰才能被理智地维持，才能与全部人类生活结为一体。”[3]事实上，这两种任务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作为一个实存者的神学家，只能在某种实存的环境之中，对作为实存者的信徒或读者来阐释与实存息息相关的信仰。所以问题只在于如何用体察时代精神的态度、用适合时代需要的象征来推进这项工作，而同时又不歪曲信仰的本质。

《圣经》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圣书，对西方人的精神和文化影响深远。《圣经故事》一书叙述的便是《圣经》中的故事，分《旧约》和《新约》两部分。其中《旧约》讲述了创世之初，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以及他们的后人如何形成以色列民族，并在“上帝应许之地”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王国等故事。《新约》讲述了基督耶稣的诞生、传播上帝福音和被犹大出卖并被处死以及使徒们传教等故事。《圣经》是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对人类影响最大、在全球发行量最多的一部书。它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圣经故事（第2版）》是根据《圣经》原著编写而成，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分，以优美的语言、浅显的故事形式向读者全面展示了《圣经》中的内容精华：开创世纪、挪亚方舟、摩西出生、耶稣降生、耶路撒冷、最后晚餐、耶稣受难。

哈纳克的这部《论马克安》初版时是花体字印刷，晚近才有新的编校重印本。该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正文部分）相当于“马克安评传”，后面一部分（附录部分）虽然篇幅更大，属考据式研究。这里译出的正文部分，在笔者看来，附录部分无法汉译、也没有必要汉译。不消说，即便正文部分的汉译难度也相当大，因为其中也有考据——在此特别要感谢朱雁冰教授为汉译付出的辛劳。英译本前几年才出版，为使中译本尽可能完善，特请研究灵知主义有年的张新樟博参照英译本作了校订：书中有大量拉丁语原文，承蒙熊林博士帮忙译出，谨致谢意。哈纳克虽为基督教思想史大师，国朝学界知之甚少，亦请张新樟博士撰“哈纳克的《论马克安：陌生上帝的福音》”一文，作为附录，以便有助读者研读。

《选择穷人：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6辑）（2006秋）》“选择穷人”（option for the poor）之谓，见于多纳·多尔（DonalDorr）出版于1983年、又于1992年修订和扩充的一本同名书。从当时的角度看，“选择穷人”的概念似乎是“几年前刚刚出现的”；但是除去宗教改革时代的“唯信得救”（salvation through faith alone）之外，它已经成为一个“最富争议的宗教术语”。按照多纳·多尔的描述：“我们生活在一个分成阶层的社会中，某些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结构，维持着……对于民众的统治。这些结构通过主要由中产阶级任职的机构和部门来运作，……无论他们个人的品德和价值如何，……他们都会由于自己的工作而助长社会结构的不公正。”如是观之，“不公正”几乎是必然的；而“选择穷人”则正是“对社会结构之不公正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