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教材在借鉴、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注重实效，大胆创新，突出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内容创新。具体表现在材料新、例文新、文种新、解说新、写法新等方面，大胆吸收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新材料和新文种进入教材，使教材面目为之一新。 二、操作性强。教材所有文种、案例都来源于机关和企业事业的工作实际，它们是被实践检验过的，是实用性很强的文种与极具典型性的案例，学生学习后马上可以借鉴使用。 三、重点突出。教材突出了法定行政公文、财经管理文书、商务文书和法律文书等内容，突出写法和训练教学，这些安排充分考虑到了应用写作教学服务社会的特点，从而为学生在走向社会时能够迅速适应应用文写作工作奠定了基础。 四、便于教师授课。教材对应用文概念、作用和写法等讲解详细而又具有系统性。资料十分丰富，教师用书还附有包含教材、教案、教学大纲、试题库等内容在内的电子光盘，大大降低了老师备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主要论述了基督教文化对西方作家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密不可分的联系，涉及到基督教文化自身的特质，基督教文化的演进过程以及基督教文化的思维模式等。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本书剖析了西方文学精神的古今演变的流程和基本特性。全书的基本观点在于，人类社会经历了由血缘维系、信仰维系、理性维系和人权维系四个文化发展阶段。基督教文化的出现是用信仰方式对血缘维系方式的取代，而基督教文化的信仰维系方式又在社会和文化自身的作用下，发展出了近现代的理性维系方式和到今天初露苗头的人权维系方式。而西方文学受此制约，在文化精神上体现出了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乃至到今天文化意义上的人的转换，从而使西方文学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现象。

本辑收录了近年来国内基督教学术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是包含了国内近年来阿奎那研究的专题成果，同时收录了国内对圣经研读和解释的文本，以及中国历史和现状与基督教思想关系的讨论等数篇，是国内收录最全，探讨最为深入的思想评论文集。 《基督教思想评论》为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主持、编辑的丛刊，旨在推动海内外华人学者对基督教哲学的研究，加强国内外基督教思想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本书为第2辑，收录了近年来对阿奎那研究的专题成果，对圣经研读和解释的文本，以及对中国历史和现状与基督教思想关系的讨论等数篇。书中文章资料翔实、观点创新，分析入理，思想深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值得一读！

《在家教徒必读经典》在汪洋无际的教海中选编了十种经，以适应在家教徒读诵受持的需要。此书是根据起信、发心、皈依、守戒、自利利他，般若为先导，禅定为根本的修学次第，内容精辟，译文典雅通畅。有完整的系统要求和思想架构。它将在家教徒从初发心，忆念三宝，以戒为师，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到广修福慧二种资粮，不迷生死，不住涅槃，任运教化众生，大作梦中佛事，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佛教的修学次弟。

本书是“彩色人文故事”系列丛书的一种，编者通过简洁生动的故事再现了基督教创始人耶稣传奇而多难的一生。此外，还增设的“耶稣语录”、“耶稣典故”、“圣经典故”等辅助栏目，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和阅读。科学的体例、有趣的故事、生动的语言、精美的图片和新颖的版式的有机结合，使本书集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为一体，让读者在轻松汲取知识的同时，获得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美感受、想象空间和愉快体验。<

对于基督教兴起原因及过程的研究，西方历来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本书在其中别具一格，这不仅因为作者所掌握的充分资料文献，更在于作者采用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包括理性选择理论、社会网络、动态人口模型、社会流行病学、宗教经济模式等等。正如作者所言：“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是一个社会学家”历史材料在这里，被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所运用，呈现出与传统的历史研究所截然不同的状态。本书在宗教学界曾引起很大的反响，其全新的思考方式，“不仅富见地，也是向传统观点提出持挑战”。

中国基督教现有信徒1600多万，教会和聚会点55000所以上，牧师（包括副牧师）约2700人，教牧人员（牧师、副牧师、长老、传道员）共约27000人。全国有18所神学院校，还有若干培训中心。据史载，公元635年传人唐代的景教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信仰基督的宗教，日后消失。直至19世纪，当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后，却又不幸地与西方殖民扩张和侵略相联系。20世纪50年代，为了摆脱基督教“洋教”的旧面貌，中国基督徒发起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三自爱国运动不仅促进了中国教会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同时更努力地向治好、养好和传好的“三好”目标发展。

本书讨论希腊哲学的Being和早期基督教上帝观的关系。关于Being的探究是希腊形而上学之思的根基，三位一体的上帝观则体现着基督教信仰的特质。公元二世纪，基督教逐渐从犹太传统的影响中脱离开来，在浸润于希腊主义的汪洋大海之时，思想家们一个主要的神学探索是，如何为耶稣基督的敬拜与旧约传统的一神论传统不相矛盾作辩护。因此，基督教上帝观首先探索的是基督论与独一神论的关系。公元四世纪，随着基督教思想家内部关于圣灵神性问题的争论，圣灵论与基督教上帝观的关系始浮出了水面。因此，基督教的上帝观即三位一体神学的形成，与基督教在希腊世界中的发展及受到的挑战有密切的关系。此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内，基督教的上帝观主要是以希腊哲学的语言作为其神学的主要话语。

天主教首次传入中国是在元朝（1206—1368）。1294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若望·孟高维诺神父受教宗尼古拉四世（NicholasIV）派遣来到北京传教，距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由于当时教会过于注重在上层传教，元朝覆灭后，天主教在中国几近绝迹。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利玛窦神父到达澳门，开启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另一重要时期。利玛窦神父尊重中国文化，广交文人学士，在北京传教十年，深得皇帝及土大夫赏识。这一时期，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一批中国土大夫阶层人士信奉天主教，成为最早的中国天主教徒。利玛窦去世后，随后来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欧洲传教士，继续利玛窦传教方式，尊重中国文化，在传播福音的同时，通过西学东传和东学西介，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后来来华的传教士由于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礼仪上产生了分歧，即所谓的“礼仪之争”，因此触怒了中国的皇帝，从而给天主教传教带来了灾难。康熙皇帝于1721年宣布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但依然允许尊重中国礼仪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19世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各国天主教传教修会，依据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为保护，天主教在中国有了较大发展。由于当时的一些传教士自觉不自觉地为本国的政治利益服务，天主教被称为“洋教”，也为人们所不理解，天主教在中国的声誉受到很大影响。回顾这段历史，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2001年10月在意大利举行的纪念利玛窦来北京四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词中说：“在近代历史上的某些阶段曾出现一种依附欧洲列强势力的保教权。虽然一方面来说，这曾多少有助于教会的传教活动，但结果究竟限制了教会的行动自由，损害了教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因此，不期而然地阻碍了教会在中国的进展，使教会不能为中国人民的好处，一心一意执行其创立者耶稣所赋予的使命。”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过程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中国籍的第一位主教是罗文藻（1616—1691）。罗文藻1633年由方济各会西班牙神父利安当领洗入教，后被派遣到澳门和马尼拉学习神哲学，1654年在马尼拉晋铎。1673年由教宗克雷芒十世（ClementX.1670—1676）委任为主教，1685年才在广州获祝圣。1946年，天主教会在中国建立了圣统制。至1949年前后，中国天主教共有20个总主教区，85个教区（不包括澳门），34个监牧区。共有128位主教，但中国籍主教只有18位。全国教徒约300万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天主教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努力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成为中国神长教友自办的宗教事业。中国天主教坚持爱国爱教相统一的原则，本着“为一切人而成为一切”的福音精神，在信仰上和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一样，同属一个信仰、同行一个洗礼，都忠于“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与普世教会保持共融；在政治、经济和教会事务上依据中国国情和文化特点，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福传之路。目前，中国天主教有信徒530万，教堂6000余座。成立有全国性的爱国组织，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该会由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共同组成，为非营利性爱国爱教群众团体。其宗旨为团结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高举爱国爱教旗帜，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遵守社会道德风尚。中国天主教还有负责全国性教务的领导机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其宗旨是以圣经为依据，本着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们传下来的圣而公教会的传统精神，维护信德宝库，加强教会纪律，藉圣神赐予的恩宠，团结神长教友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奉行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和民主办教精神，努力促进与中国当代社会相适应，宣扬基督福音，广扬圣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简称为“一会一团”。下设六个专门委员会：即教务委员会、神学研究委员会、修院教育委员会、海外联谊委员会、礼仪委员会、社会服务委员会。六个委员会彼此分工合作，共同开展中国天主教的牧灵和福传工作。

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天主教亦进入到一个充分准备了自己的全新的时期。如何回应历史沉积引发的人类社会在第三个千年的突跃，成为人类思考的胶合点。人类进入新千年的庆祝是以面对社会应接不暇的变革，日可登天的腾飞，天翻地覆的生活转型，复杂多元的意识思考为礼花和装饰而进行的。由此而引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以关注人类自身命运为其主旨的宗教，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应如何应对并不断获得提升。天主教作为基督宗教中最具广泛性和古老性的宗派，首当其冲，审时度势，试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找到平衡的支撑点。这种努力引发了进入新千年前的六十年代的天主教的全面革新。虽然这种革新为天主教甚或整个基督宗教与现代社会的沟通和交流打开了一扇新门，然而毕竟仅仅是蜻蜒点水，深入的思考由此才刚刚开始。面对此透视性和预见性思考，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特别是基督宗教研究，方兴末艾百家争鸣仁智各见。其主旨不外以他山之石可以成玉，成玉之石可以为振兴中华文明增砖添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