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帝信仰的对话》是约翰·波尔金霍恩和米夏埃尔·韦尔克关于上帝信仰的系统讨论。他们认为，对创造主的信仰乃是对为什么世界毕竟在而不是不在的某种存在论认知，它虽可为通向信仰的某种过渡，但信仰的发生却惟赖于人同救赎主耶酥基督的人格性相遇，并且这种相遇要自信仰的传统所培育。圣灵自上而下的“浇灌”隐藏难明，但以创造性的差别改变人间不公平的差别则为其作为的形式与质实。本书前言总序宗教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近年来似乎正在成为“显学”。在西方学术界，面对着伊斯兰教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内的勃兴，穆斯林和清真寺在西方许多城市中的涌现；面对着佛教和印度教乃至某些中国宗教不单在亚洲继续存在，而且在西方扩大地盘的事实；面对着基督新教在中国和东亚、基督正教在俄国和东欧、基督公教和基督新教在亚非拉广大地区迅速复兴和发展的现状；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新兴宗教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此消彼长的局面；面对着社会生活世俗化与宗教信仰多元化齐头并进的形势……学者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与宗教相关的问题，不得不尽力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现象学、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宗教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甚至不得不时时更新研究的方法、重新思考以往的结论。凡此种种，都使得宗教学不但在学生众多的大学课堂上经久不衰，在种类繁多的学术会议上热闹兴旺，在自成一类的学术出版中日益发达，而且在从上帝存在的证明这样古老的传统哲学问题，到新兴宗教的作用这样紧迫的当代社会问题上，在从精神生活的趋势这样普遍的社会人生问题，到宗教对话的基础这样现实的文明共处问题上，都继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因此之故，宗教学在西方，以130岁的高龄（就宗教科学言），甚至2500岁的高龄（就宗教哲学言），而呈现出蓬勃生长的态势。在中国学术界，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各宗教的迅速复苏和发展，对学者们的工作提出了纷繁多样、层出不穷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步发展以适应宗教形势和社会形势的现实要求。而研究宗教的学者们尽管来自不同的领域，尽管面临缺少资料、缺少资金、缺少语言训练、缺少社会理解等等困难，仍然依靠自发自愿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继承了前辈们中断30年的宗教学术事业，使中国宗教学在短短20余年间，获得了琳琅满目的丰富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进展。现在，对于宗教学研究的迫切性、重要性，社会各界已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一些政府机构和宗教团体，已经越来越重视宗教学的研究，不少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也越来越关心和支持这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这种情况，作为中国宗教学界众多学者20年努力的可喜结果，不但是中国学术全面发展之福，也是中国社会健康发展之福。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宗教学发展还面临一些具体而重大的困难。除了需要社会上下各界的进一步理解和思想解放，以便进一步消除研究禁区和填补研究空白之外，曾经夭折而新生不过20余年，因而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很弱小的中国宗教学最需要的，一是培养人才，二是积累资料。在前一方面，现在已有一些高校设立了宗教学系，更多的高校设立了名称各异、侧重不同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尽管这些机构在培养人才方面，总体上说还存在“倒金字塔”（即研究生多于本科生）或类似现象，但毕竟已在开始扭转人才缺少的困境。在后一方面，现在国内在资料的翻译引进方面依然十分零散，在发达国家宗教学百花齐放、分支细密、大师辈出、名作如林的状况下，我们可以找到的资料更如一鳞半爪，少得可怜。这不但使研究者难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扩大视野，难以从前人的成果中吸取自己成长所需的养分，大大拖了现有研究工作的后腿，而且使有关专业的老师和学生难以得到教学所需的资料，难以了解基本的（更不必说最新的）学术进展情况，直接拖了人才培养工作的后腿。有鉴于此，我们不惮能力薄弱，组织创设这套译丛，希望得到学术界、教育界新老朋友、耆儒新秀们的参与和支持，一起来开始扭转中国宗教学资料缺少的困境，一起来为中国宗教学的人才培养做一些资料积累的工作。在初创阶段，为了适应我国宗教学需求的特点和我国宗教发展的特点，拟设立宗教学研究（包括描述性研究、规范性研究和对话性研究）、佛教研究和基督教研究三大系列；为了适应学术研究、教学参考和广大读者层次不同的需要，拟采取概论专著和经典名著兼收并容的方针。我相信，零散的力量若能相对集中，累积的效果必将十分可观。我还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推进学术、造福社会的美好愿望，让我们共勉，把这愿望变成行动吧！

《圣经》从开始写作，到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西方国家大都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圣经》几乎是家家都有，人人都读的书，而且代代相传。《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上说：“在英国，不论贫富，家家必备的一本书就是《圣经》。尽管人们诵读《圣经》，有时不甚了了，有时失之浮光掠影，但读过之后，总是铭记难忘。”又说：“对于贫者来说，《圣经》就好比一所大学，是他们汲取历史、哲学及语言范例的源泉。”这本书在1941年版上甚至说：“要是《圣经》有朝一日从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坠落下来，那么我们可以断言，英国人的性格将与此同时败落。”本书是从作者10卷本的《圣经》故事中，挑选《旧约》中的故事缩编而成，配有彩色插页。<

圣经可谓千古第一奇书。这一本书长达66卷，写作时间历时一千多年，作者上至帝王、下至渔夫，多达40余人，然而整本书却首尾相贯、浑然天成。这样一本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中写的是什么内容？这本图文并茂的小书为读者提供了简单明了的概述。<

上世纪初，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随着西学东渐，人道主义的研究进入中国，1903年上海明权社出版的《新尔雅》（汪荣宝、叶澜编）就有“人道主义”条目。“五·四”运动时期，人道主义研究达到高潮。虽然受到连年战乱的影响，但当时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1949至1978年，由于时代和环境的限制，人道主义研究几乎很少问世。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对“文革”的反思，我国哲学界曾经进行了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后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中止。1995年，对人道主义的讨论和出版重新开始起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了解世界，了解西方文明，刻不容缓。西方文明的精髓就是人道主义，因此，我们要了解西方文明就要对人道主义要进行溯本求源的研究，要深入这一文明的内部，探讨它，了解它，吸收它的可取之处。《人道主义思想史》丛书的写作初衷就是溯本求源，揭示人道主义的深刻内涵，顺其脉络向我国读者展现它的发生与发展，确定其在西方文明史中的核心地位。《人道主义思想史》共六册，《人性的曙光：希腊人道主义探源》《爱的福音：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近代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和《二十世纪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每本约计50万字。作者均为我国哲学界有所成就的中年学者，他们具有坚实的哲学功底，并且对人道主义进行了多年的深入研究，其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这套丛书的内容极其丰富、厚重，在人道主义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是极有分量的著作。本书是《人道主义思想史》丛书的第二部。中世纪被西方人认为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人道主义状况如何，是本书要详尽探讨的问题。本书介绍了基督教产生的基础、基督教与希腊文明的传承关系，以翔实的论据证明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存在，并且以独特的视角将中世纪人道主义定位在爱的福音的层面上。<

圣经》中出现的历史事件、神迹奇事、政教制度、民族家族、文化礼仪、经卷名篇、寓言比喻等词目共1050条。其中绝大部分条目直接出自《圣经》，极少部分不见于《圣经》，但与《圣经》中所述事件制度密切相关。因本丛书系列中另有《圣经人物》和《圣经地理》，故一般的人名地名不再在本书中收录，除非牵涉到一些重大事件，不得不收录。本辞书词条的中文名称主要依据中国基督教协会1994年于高京印发的《新旧约全书》（和合本·神版）。此版出版时明说明：“凡是称呼‘神’的地方，也可以称‘上帝’。”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词条中尽可能以“上帝”代替“神”，其他个别名称与目前国内通用译名出入较大者，也尽可能采用通用译名。

赵紫宸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本书是国际学术研讨会研究赵紫宸宗教思想的产物，分：历史、思想、著作解读三篇。

本词典所称“地理”，主要指“人文地理”，即与古以色列民族有关、在《圣经》中所收地名。所谓圣经地理，基本上是指巴勒斯坦这地方，亦即现在以色列国所在地。这地虽小，却影响整个世界的历史。因这地是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方，亦是摩西领了两百多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进入的迦南美地。另外，也是救主耶稣降生之地。影响人类深远的基督教，它整个宣道工作也从这里开始。

本书作者对正泰集团的企业家素质、企业战略、企业文化、人力资源、技术开发、市场营销、资本运营、企业信息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调研，以专家的眼光解读正泰集团，以专家的文笔诠释了正泰集团，试图以正泰集团的发展模式折射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从正泰集团的个性中寻找中国民营企业的共性并破解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难题。

提起中世纪，人们便觉得眼前一片黑暗。中世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中世纪时代人们信仰的是什么？为什么中世纪会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本书考察了中世纪信仰的主要方面：圣经与信条，普通信徒与敬虔，政治与教会，圣战与十字军东征，传统与宗教改革。

本书以中国的一个城市青年会——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简称北京青年会或者北京YMCA）——作为个案，探讨其在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全文由8个部分组成：章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社会福音、社会服务和跨文化的理论，以及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的研究相关的一些问题。第二章至第七章详细考察了北京青年会的兴衰历程。文章特别指出，北京青年会是由加入传教行列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帮助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在1920年代以前发展迅速，使社会福音广泛传播；1922年以后则几经挫折，它因此开展了多项回应活动。其中之一就是加快本土化步伐。一如既往地服务社会。作者还对北京青年会的两位著名华籍干事徐宝谦和吴耀宗的言行进行了深入分析。第八章为结语部分，概述全文并对青年会的兴衰原因予以削析。本书的结论是，北京青年会的社会服务有助于培育现代城市文化和社会福利理念并促进北京城市的早期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