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儒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1868-1874）研究》论题涉及到基督教文化中的思想、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教育、经典、文物、节日、风俗等方面，而且体现出其文化史勾勒与现状研究的有机结合。展示了基督教文化蕴涵的美感、魅力和神韵，再现其灵性、灵气和灵修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启迪及感染。

《圣经》是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对人类影响最大、在全球发行量最多的一部书，它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石，对西方社会、政治、教育、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成为全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它已被译成2000多种语言。其抄写印刷次数之多、拥有读者之众是有史以来所有书籍之最。从国家元首到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到普通百姓，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阅读《圣经 》。《圣经故事》根据《圣经》原著编写而成，包括“旧约篇”和“新约篇”两部分，以优美的语言、浅显的故事形式向读者全面展示了《圣经》中的内容精华：上帝创世、挪亚方舟、摩西出生、力土参孙、重建耶路撒冷、耶稣降生、施洗约翰、登山宝训、最后的晚餐、耶酥受难……

该书通过对韦伯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主要观点的层层解读，给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了全书的主题思想及立论基础：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综合体，它还有着特殊的精神风格和文化意义，其所呈显的特征处处和某种宗教上的伦理态度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该导读的出版，意在让广大读者更好地领会韦伯这部成名作的深刻意涵，看到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从另一个视角来重新认识这套西方花了数百年时间才酝酿出来的资本主义生活秩序。<

《异端的权利》讲述的是欧洲大陆在灿烂黎明之后重新沦为黑夜时的一个小故事。宗教改革英雄加尔文此时已经是日内瓦君临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和暴君。而温和的充满人道主义气质的学者卡斯特利奥，以“苍蝇战大象”式的勇气，对加尔文的倒行逆施展开了英勇的对抗。如果不读茨威格的这本书，加尔文在人们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形象：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谁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本书前言当卡斯特利奥傲然挑战神学家，把遭加尔文杀害的塞尔维特称做“被谋杀的无辜者”；当他回答加尔文的诡辩，朗朗宣示不朽的话语：“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当他在那远早于洛克、休谟、伏尔泰，并且比他们更加辉煌的《宗教宽容宣言》里，一劳永逸地宣告思想自由的权利——他明知由于信仰的缘故会危及生命。读者不要以为，卡斯特利奥对于处决米圭尔·塞尔维特的抗议，可比肩于伏尔泰抗议让·卡拉斯案和左拉抗议德雷福斯案这些更其煊赫的事件。这样的比较，绝不至贬低了卡斯特利奥的行为道德上的伟大卓绝。伏尔泰为卡拉斯斗争的时代更加人道，而他又是个名作家，能指望国王诸侯保护他。同样，左拉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做后盾，那便是欧洲乃至世界对他的钦敬。毫无疑问，伏尔泰和左拉要以名誉和安逸生活冒风险，但绝不至于殃及生命。卡斯特利奥就敢冒这个险。他知道，在他为人道进行的斗争当中，他那不幸的大脑必得专注于他生活其间的残酷世界所有的不人道。

作为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在既吸收又批判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恩典”为核心的基督教哲学体系，极为深远地影响了天主教和新教思想。《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详尽地考察了奥古斯丁基本思想的生存论起源及其发展，涉及“原罪论”、“预定论”、“自由意志论”、“两城说”、“正义战争论”等颇具奥古斯丁特色的范畴，是汉语学界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奥古斯丁整体思想的著作，对于我们理解基督教基本精神和进行中西文化比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三位一体》是奥古斯丁最重要的神哲学著作之一，是从上帝三位一体自身的角度来讲神人关系，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不可分割，同其一个实体。其中后八卷关于“人是三位一体的形象”的心智结构的讨论，无论是在西方神学史上，还是在哲学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当代西方的许多的哲学史家，都从这后八卷里找到了笛卡尔及整个近现代哲学的“奥古斯丁来源”。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年）是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是把哲学用在基督教教义上，从而创立了基督教宗教哲学体系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7岁入小学，12岁入文法学校，17岁到边太基就读于雄辩术学校，19岁对哲学发生了兴趣，探索善恶的来源，因而信摩尼教；从雄辩术学校毕业后，在迦太基教雄辩术达八年之久，后来又到米兰教雄辩术；33岁时，因厌弃摩尼教而改信基督教；公元396年任北非西北部的希波地方的主教；公元430年逝世。奥古斯丁用哲学解释基督教教义，使哲学与宗教结合。他用柏拉图的理念论和灵魂不死等理论解释《圣经》，并且有所发挥和创造，为基督教奠定了理论根据。因此，他所创立的基督教哲学，成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院哲学所依据的权威之一。他在《忏悔录》这部重要著作中，结合自己的经历，阐述了对教育的一系列看法。他的教育哲学成为中世纪基督教教育的理论基础。

《天主实义与中国学统：文化互动与诠释》将利玛窦利用儒家解释天主教义的《天主实义》作为跨文化研究的范本，用伽达默解释学理论来处理文本的“前见”与“效果历史”，开创了一种新的解读文本的有效视角。试图在两个具有相关性的文本间建立一个对话的空间，使文本的阅读和诠释成为一个文本间的协商和交流过程。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之历史，近几十年来已在中国近古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学术领域引起相当的重视，有关的研究主题与成果颇为丰富。大致而言，这些研究都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入手，或者将重心放在天主教“神学”与中国“经学”遭遇的思想史领域，或者分析阐述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成败得失，也有的从中西文化之相遇和碰撞的角度观察这段历史，认为两种文化问实有难以兼容的巨大差异。迄今为止，在华语学界，尚鲜有人对具代表性的传孝吐著述本身进行专门而又深入的解读，张晓林博士对于利玛窦《天主实义》的阐释与分析，可说是从经典文本出发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可贵探索。在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的过程中，利玛窦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尽管自他的时代以来，对于他的传教策略就有很大的争议，但不能否认的是，利玛窦颇为敏锐地认识到，儒家思想与价值观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居难以取代的核心地位，因此，他才自觉地借助中国本土资源，以古代儒家经典中的“上帝”、“天”等概念来阐述天主教教义，试图说明“上帝”概念早就为中国人接受，而天主教信仰也并不与儒家传统相悖逆。《天主实义》正是利玛窦藉先儒经典及传统之助，以对话形式撰著的天主教“教义问答”。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当它试图融合基督教和儒家两种传统时，也对两者同时进行了修正，以使基督教信仰能更好地被中国人所接受。正是在利玛窦对两种传统所作的融合与修正的基础上，后来的儒者基督徒杨廷筠等人发展出了荷兰汉学家许理和（ErikZurcher）所谓的“儒家一神论”（ConfLicianMonot‘heism）。“儒家一神论”对先秦儒家思想和被称为“新儒家”的宋明理学传统都有所继承与吸收，但它在选择性地接受基督教教义后构成了一种新型态的宗教。尽管这一思想趋势由于种种历史机缘没能成为主流，但它对其后儒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可能需要重新给予定位与评价。本书将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作为跨文化研究的范本，用伽达默解释学理论来处理文本的“前见”与“效果历史”，不失为一种解读文本的有效视角。笔者研究希伯来圣经多年，深感在经典文本间进行跨越式阅读（CROSS～text。ualreading）的启发性。“跨文本阅读’’试图在两个具有相关性的文本间建立一个对话的空间，使文本的阅读和诠释成为一个文本间的协商和交流过程（aprocessofnegotiation）。《天主实义》同样可以被置放在这样的诠释框架中进行另一角度的解读，例如，将其与杨廷筠的护教著作交互阅读，或能更好地观察“儒家一神论”的发展脉络。

基督教是如何产生的？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基督教在历史上产生过哪些教派？基督徒是如何崇拜上帝的？今天基督教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本书简明地概述了基督教的起源、历史、信条、崇拜方式及其当代状况。<

这部文集以“知识”和“灵知主义”为纲目，配合笔者组织翻译出版的《灵知派经书》中译本，以便汉语学界能切实接触到这一西方思想史上的重大课题，也作为“诺斯替”正名为“灵知”的开端。首先是关于何谓“灵知”、“灵知派”的两篇论文。鲁多夫教授是德国的研究灵知派的名家，其《灵知：一种晚期古代宗教的本质和历史》乃灵知派研究的经典之作，这里译出的是他在90年代写的一篇专文，扼要勾划了所谓灵和原则。佩金斯是参与整理《纳克·哈玛狄经书》的专家之一，他的论文讨论了灵知派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难题（灵知派的起源）的新进展。接下来的论文都涉及灵知主义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

本书对新约的历史背景、耶稣的福音信息、初期教会的发展历史以及新约各卷书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清晰明了的概述。作者融可读性与学术深度于一体。在清晰概述的基础上，作者融入了许多扎实的学术讨论，其中包括对较为自由、有争议的神学观点的讨论。书中还对福音书的可靠性、基督复活的历史真实性等问题做出了强有力的论证。本书融新约历史与新约研究为一体。作者在书中的主体部分对新约圣经的历史文化背景、耶稣的福音信息、初期教会的发展历史以及新约各卷书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清晰明了的概述。书中每个部分都附有特别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深入讨论了新约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