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是一个双向式的课题，研究这一课题，首先应对“基督教教育”和“社会变迁”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在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经过广大基督教徒自身的努力，中国基督教会已成为“自治、自养、自传”的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爱国宗教团体，对社会生活日益发挥着积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以现代意识来诠释和介绍基督教教育，对之采取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试图通过具体史实的考察，揭示从唐代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肯定其对社会变迁积极的一面，否定其消极的成分，尊重历史，防止偏见，努力做到言之有据，持之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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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并非专属于西方，它也属于世界，是人类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老是把基督教视为外来宗教，其实它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已经逐步融入中国社会，充其量只是有时间长短、程度深浅、范围大小的差别而已。基督教教育，经过几代中外人士一百多年的努力，早已不是外来事物，而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不加珍惜而随便唾弃。即令是基督教神学教育，除狭义的教育功能外，更具有满足一部分人民灵性生活需要的宗教功能，我们也不可以简单粗暴的态度随意加以否定。我认为，基督教教义的正常宣传，特别是多年以来基督教内有识之士对于汉语神学的艰苦探索，也属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相互融合，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丰富与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大力提倡研究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加强对基督教文化，特别是中国基督教文化的研究，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必然有益于当前的人文精神重建。

本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方式、聚居程度等方面，探讨了自1877年以来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

本书描写了清初来华的最有影响的传教士之一、在华30年传播了西方天文学、数学、地理学、机械学及火炮方面的知识、对于清初的历法改革、天文仪器的制造及铸炮御敌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的在华经历及传播西学的事迹。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支援刊行。本书将基督教传韩置于韩国近代化历程之中予以考察，勾勒了基督教传韩的缘起与发展及其动因，从文化传播视角探讨了作为宗教信仰和异域文化形态的基督教与韩国本土文化碰撞后所产生的回应，同时对伴随基督教传韩而兴起的基督教教育等文化活动作了审视。

编辑推荐：基督宗教是指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统称，基督宗教包括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本书由四部分组成采用客观描述的形式，对基督教的基础知识加以深入浅出的介绍，其内容涉及基督教的历史、教义、经典、人物、礼仪、教制、机构和文化等方面。

本书是约翰·希克有关宗教多元问题的系列研究著作之一，主要探讨了耶稣道成肉身的真实性及其意义。作者驳斥了传统基督教的观点，提出一种全新的、适应于多元化时代的基督论。他认为耶稣是人，是向终极实在惊人开放的人，传统的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神人二性、赎罪论并不是“字而真理”，而是“隐喻真理”。本书持论严谨、观点客观、文笔生动，对一般读者了解宗教多元主义思想，以及消除各宗教间的隔阂，都有一定助益。

本书搜集作者1982年至1999年期间基督宗教研究论文22篇，其中有3篇系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余19篇见之于各种不同刊物。所有论文均是从研究角度来论述的。全书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神学思潮》由6篇论文组成；《思想家写照》介绍了4位中外基督教神学家；《基督宗教与中国》由12篇论文组成，着重阐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读者对象：高校哲学系师生，合级宗教研究机构人员，历史学工作者，统战部门干部，基督教会、信徒

“基督教哲学”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字眼。这并不奇怪，很多西方人也不了解什么是基督教哲学，即使是基督徒也是如此；有些神学家虽然知道基督教哲学，但视之为陌路；还有不少哲学家对它有微词。在我们这本谈论基督教哲学与中国思想的论著之前，首先要交代三个问题：第一，“基督教哲学”的意义何在？第二，“基督教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何意义？第三，我们将如何在中国实现“基督教哲学”的意义？第一节“基督教哲学”概念的意义什么是基督教哲学？可以从两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是历史的角度，一个是理论的角度。我们先来看一看历史上关于“基督教哲学”概念的争论，在此基础上再对这一概念的意义作一理论分析和概括。“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正如人们很少质疑“佛教哲学”、“伊斯兰哲学”或“宗教哲学”等概念的合理性一样。但是，精于概念梳理的西方哲学家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对“基督教哲学”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的考查。从历史上看，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比较大的计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早期教父中间，第二次发生在本世纪初的新经院哲学家中间，第三次发生在英美分析哲学家中间。我们可以看一看，从这三次争论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基督教诞生伊始，耶稣和他的使徒都强烈地反对犹太教的法师和文人以及希腊哲学家的理性骄傲和文化歧视。使徒保罗在雅典与哲学家辩论，他引用经文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哥前1：18），他并警告信徒不要让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现世的哲学，就把你们掳去”（歌2：8）。大多数教父把保罗所反对的哲学理解为希腊人的哲学，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倡“野蛮人的哲学”或基督教的哲学。但是，也有人从字面上理解经文，把希腊哲学等同于哲学一般，因而笼统地反对一切哲学。德尔图良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有一句名言：“耶路撒冷与雅典能有什么关系呢？”前者代表基督教信仰和经文，后者代表希腊理性和哲学。基督教是否一定要在“耶路撒冷与雅典”两者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关系到基督教是否能够拥有自身哲学的问题。直到奥古斯丁那里，这些问题才有了当时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答案，基督教哲学的合法性才被确定。奥古斯丁认为，信仰与理性思维之间并没有矛盾，因为信仰属于“思想”范畴，但并非所有思想都是信仰，信仰只是“用赞同的态度去思想”；反之，用怀疑、批判和反对的态度去思想，都不是信仰，而且是与信仰相矛盾的。除了相同和相反这两种关系之外，理性与信仰还有第三种关系，那就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奥古斯丁把信仰所导致的理性知识叫做理解。他提出了一个著名口号：“信仰寻求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强调信仰的不足，并不是说没有被理解的信仰只是刚刚起步的不成熟的信仰；奥古斯丁的意思是强调信仰对于理解的先在性。信仰之“寻求”有三个意思：第一，信仰是理解的出发点，第二，信仰是指导如何理解的方向，第三，信仰是达到正确理解的途径。奥古斯丁本人对此的解释是：“信仰寻找，理解找到，这就是为什么先知说：‘除非你们相信，你们将不会理解’。”奥古斯丁关于信仰与理解关系问题的论述为基督教哲学提供了神学上的依据，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虽然在信仰与理解之间有不同程度的侧重，但“信仰寻求理解”是他们的主调，从安瑟尔谟到阿奎那，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