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圣经》被人简单阅读着。兴之所至，随手翻阅，与一般书籍无异。有时候，《圣经》被有志于再创造的文化人仔细审视。尔后，被引用，被改编，被延伸，被用另一种文学形式再叙述、再表现。如此一来，《圣经》因为被广泛征引而形成一个扇面的传播体系。《圣经》在被各民族“本土化”时，又不可避免地吸纳了异乡情调。《圣经》的世俗化、现代化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这是人类不停息的创造精神对一部古代经典所进行的异化冲击。阅读的主动性，反映了人类思维的主动性。加入阅读者的行列，也便加入了改造者的行列。本书作者金尼斯以文学史的眼光、故事的体裁和简洁而生动的文笔，介绍了《圣经》中形形色色动人的故事，“新约”、“旧约”相较，以“旧约”故事为主。其书比较好地保留了《圣经》故事中那些原创态的、广有影响的、获得公认的精彩部分，借助最简约的叙述，再现了最大量的文化讯息。故事都先天地吸引人。读故事，我们恢复感性。而阅读《圣经》故事，我们所获更多：为接近西方文明传统而读；为追寻人类精神源泉而读；为理解神性而读，进而理解人性；为净化自己而读，世界正在净化！

《荒漠甘泉》是一本以丰富的内涵、感人的故事、精湛的意蕴取胜的心灵福音典籍，是作者丰盛的生命体验和虔敬的诵经领悟，传达了坚定的信仰和生命的智慧，给人带来美好启示和心灵慰藉，让生活在荒漠中的现代人品尝到甘泉的甜美与清凉。其长久不衰的魅力与不同凡响的赞誉，令她在世界各地的读者中广泛传诵，并因此被确定为基督教经典著作。

在中国，多种思潮、多种主义滥觞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内逐渐走向现代化国家，所以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和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基督教在中国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发展更是留给后人许多宝贵的经验。本书选取吴雷川这样一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极为引人注目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基督教处境化思想内涵、形成基础，并试图从多个视角对其处境化思想作出评价，辨析其得失。

《奔向日出》是考门夫人“荒漠甘泉”系列作品的第四本，也是她灵修精品的终篇。此书是作者生命的讴歌，由一开始她便将自己与读者交付神，让主的手领我们奔向日出之处。信息中充满了力感，作者要与您一同向光明飞跃奔腾！每一篇见证都是生命的高潮，只要试读一页，便能感受到强烈的光与热。全书共366篇，展读考门夫人的作品，心中便会感到安慰，仿佛黑暗中乍现曙光，如枯木逢春，在绝处逢生，使枯干忧伤的心灵得以苏醒，困倦疲乏的手足重新得力。作者在中国多年，对中国文化有极深的体认与情感，笔触也极能感动国人的心灵。

《论四福音的和谐》是奥古斯丁圣经研究的重要成果。新约圣经中的四部福音书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四部福音书叙述的角度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时间顺序上的不同和历史细节的差异。这些不同和差异是否表明四部福音书互相冲突？奥古斯丁对四部福音书的平行经文进行了详细的考查，并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和谐一致性。奥古斯丁是第一个认识到符类福音书在文本上相互依赖的学者。《论四福音的和谐》则是论述福音书叙事的和谐一致性的经典范例，它对后来的福音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浙江早期基督教史》把郭实猎等传教士在浙江的活动，置于鸦片战争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因为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而且通过这样的考察，希望学术界在越来越强调传教士们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能看到他们身上不光彩的另一面，以还历史的真实面目。《浙江早期基督教史》因此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内容是鸦片战争之前及战争期间西方传教士在浙江的活动，下编内容则是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浙江的活动。

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马克·里拉始终强调理智的清澄，他一贯坚持的反知性暴政态度在《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中成为一条隐含的线索，而明线则是通过剖析西方持续了四百年的政教论战来研究政治神学的逻辑。这段历史讲述的是早期现代政治哲学家对基督教政治神学悠久传统的违抗，以及随后的现代思想家对那些早期现代思想家的违抗，后者促发了政治神学的复兴。这些思想家发现他们自己参与了一场更大的思想斗争——关于政治的要求、神的主张，直至人的本性。在这里重构的故事将会提醒我们，现今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选择并非介于过去和现在之间，或西方和“其他地区”之间，而是介于两种丰要思想传统之间，即，两种面对人类状况的方式。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那些选项，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并承受自己选择的后果。这就是人类的状况。

《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全3册）》共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主要由76篇文章组成，既有对“汉语神学”的阐述和论证，也不乏质疑和反思，对如何挖掘汉语资源以吸纳西方文化及神学思想，进而重建汉语的基督文化作了有益的探索。具体内容包括《基督教融入本土文化之理论基础——“本土化”概念之语境与范式地位》《华人神学的语言转向及其诠释的冲突——教会性神学与人文性神学的争端》《过去与未来的汉语神学——从中西神学著述的翻译与采纳着眼》《互文化理解看翻译》《从中国佛教看圣经的神学分歧——汉语神学的一个思想实验》等。《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全3册）》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这部《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包括入华天主教修会和传教会入华会士的三部列传。一、法国前入华耶稣会士荣振华神父所著《1552：1800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罗马耶稣会研究所、巴黎拉杜宰和阿奈出版社联合出版，1973年）。二、原入华遣使会士方立中辑录的《l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北平遣使会书局，1936年版）。三、遣使会士热拉尔·穆赛和布里吉特·阿帕乌主编的《1659：2004年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列传》（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2004年版）。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部书原书名叫做“1659—2004年遣使会士列传”，包括赴远东的所有造使会士的列传，译者只选择那些曾入华的遣使会士的列传，故更名为“1659：2004年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列传”。这部《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基本上囊括了法国在长达5个世纪期间，被遣往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中的绝大多数传教士的传记，由此，本书成为一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海外汉学发展史的重要工具书。明末清初，出现了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的高潮。这是中西文化的首次直接撞击与交流，因而形成了西学中渐与中学西渐的两股潮流。我们应客观地评价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们的功过。他们不远万里并冒着死亡的危险来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他们在中国既受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吸引，又遇到了这种文化强有力的抵抗。为了传教，他们花费大量精力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在西方汉学创建与发展中的贡献，都是不容置疑的。其实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事业，传教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形态和一项内容。宗教是媒介，文化是实质，交流是渠道。翻开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以下现象：在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印度文化化国家）的文化交流中，佛教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在中国与中亚国家（阿拉伯一波斯文化化国家j的文化交流中，伊斯兰教是必不可缺的媒体；在中国与欧洲（希腊一罗马文化化国家）的交流中，基督教始终扮演着媒介角色。宗教是一种上层和基层都可以利用的媒介。

《多元化的上帝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研究宗教哲学的专著。何光沪教授进行了此领域具有拓荒性的创造性研究。《多元化的上帝观》有两个特色：一是构建了宗教哲学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二是内容丰富、旁征博引，分析了西方众多深有影响的宗教哲学家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