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学：中国意识的圣经学（2017年 第9辑）》是研究基督教中国化和比较经学的系列图书之一，在《比较经学：中国意识的圣经学（2017年 第9辑）》中，旨在回应以下问题：1.中国意识的圣经学到底包含哪些基本内涵？2.它与犹太—基督教研究的其他分支领域有何关系？3.如何在与中国各宗教的经学传统的对话与辩难中，建立“中国意识的圣经学”？4.中国意识的圣经学如何处理与神学之间的关系？5.中国意识的圣经学如何面对“教会性”与“非教会性”的问题？

人们常说元代基督教研究是冷门学问，这个学科的先辈们不会这么认为，他们开创性的工作并不因为这是个填补空白的“冷门”，甚至不是因为其在宗教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这个学科的价值应该更大范围地将其置于中西文化交流史、国人精神文明的演进史中加以考虑。从研究的角度说，本文集所辑录的大部分作品在当时均具开拓性，尤其在那个信息不够发达、交通更不够便利、所有资料的存储都依赖大脑和卡片的时代，这种贡献更是弥足珍贵。无论是文献考订还是人物探究；无论是史料解读，还是遗迹辨识，过往的研究堪称不可或缺的路标与参照。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人物如爱薛、按檀不花、赵世延、马祖常等人的研究更加深入，对日渐增多的也里可温碑刻的阐释更加清晰，对元代笃信基督教的各突厥部落遗迹进行了更深入地勘察，……，元代基督教研究正日益摆脱一个派别研究所“注定”的冷门学问，向更为广阔的民族文化交流、中西文化互动的境遇进展。

《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由多个研究系列组成，包括理论探索、历史研究、现状研究、人物研究、名著再版、史料汇编等。本书为该丛书的其中一册，包括中国境界哲学的探索、中国境界哲学到境界神学两部分内容。

《唐代景教文献与碑铭释义》聚焦于景教文献和碑铭的考释。如作者所言，与此前同类著作如《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景教文献释义》等只有部分译文不同，本书不仅提供了全部的释义，而且给出了完整的白话译文，使得晦涩难懂的宗教类千年古文，走进了寻常百姓和普通教徒的视野，于是本书周全细密的考释，便有了普及化的展示。

本书本着严格的学术规范、深入细致的研究宗旨，收录了当前国内学者关于基督教神学、圣经、基督教与文学艺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国基督教、书评、研究综述等方面内容的研究。《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24辑）》收录了《克莱门特不动情思想探析》《论中国基督教界对于非基运动的民族主义回应》等文章。

《基督教文化学刊》由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的成果之一。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结构合理，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学术性，可供相关人士参阅。

本卷著作收录了奥古斯丁三篇作品：《八十三个问题汇编》（388-395年）、《答辛普利奇的问题汇编》（396-398年）以及《杜尔西提乌斯的八个问题》（425年）。这三篇作品涵盖了奥古斯丁早期、中期和晚期三阶段。对于有兴趣了解奥古斯丁整体思想脉络的读者们来说，这实在是不可错过的一部作品，可以从中得见奥古斯丁从早期到中晚期思想的重要转变，尤其在有关神圣恩典在人的活动里面的地位方面。奥古斯丁的中晚期作品主要围绕神圣恩典诠释人的存在状况，并且他凋整了早期有关自由意志的论说，更明晰绝对地阐释了人的恶和罪，进而演化出了预定论。本卷著作是读者们进入奥古斯丁浩繁的思想和抽象的思辨的方便路径。

《基督教学术（第二十四辑）》收录的文章包括圣经研究、基督教的神学和哲学、中国语境下的基督教研究等方面，我们依照这样的内容分类并结合时间次序进行编排。其中有关圣经研究的文章只有两篇，但有必要提一下圣经研究的重大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按照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圣经是神圣启示的记录，基督教神学应以圣经为依据论证基督教的信仰。然而，阅读了这两篇有关圣经文章的读者会发现，圣经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编撰起来的，且可以按照新的历史发展情况加以解释。对圣经编撰过程的研究和经义的诠释是圣经学的重要课题。西方的经学如同中国的经学一样在古往今来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主宰着人生意义的认识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大方向。希伯来圣经中的历代志（以《撒母耳记》《列王纪》为主）有点像儒学经典中的春秋三传。历代志的作者称为“文士”，是大卫以来以色列王国所设立的官僚机构中的“史官”与“书记”，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有类似的机构设置和文士阶层。历代志的内容决非仅仅是史料，更重要的是带有褒贬的“微言大义”，这在圣经中被视为上帝通过历史所展示出来的神圣启示的内容，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被认为是天道和天理的体现。这样的对历史意义的阐发和人物功过的评价有的是当时的“史官”与“书记”本来就加上的，有的是在后来的编撰过程中添加上去的。圣经学的研究旨在阐发其中的思想意义和揭示它们实际发生的过程。那么如何对此加以研究呢？找出各种相关的文本，梳理它们演变的谱系，寻找它们共同的“底本”，再加上考察带有时代烙印的文士阶层的“集体意识”和为某种政治目的或信仰认同而编撰的思路。近代以来西方圣经学研究与圣经批判相结合，构成西方启蒙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当代它又与民族解放运动和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相结合。可见，圣经学决非一家之言，而是呈现出左与右、革新与保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关基督教的神学与哲学的关系也同样是丰富多彩的。在本辑收录的诸多相关文章中能够看出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的互相影响和历史演变的过程。在《康德（万物的终结）中的末日审判思想考辨》那篇文章中能够看到，康德对基督教末日审判教义的理性诠释在当时的保守派眼中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大逆不道的恶毒亵渎，但在今天的某些接受了理性启蒙的基督教神学家那里却被视为对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之精髓的“抽象继承”。

1762年5月24日，《爱弥儿》一书在法国初版发行，但这部“呕心沥血的”作品却给卢梭带来了无尽苦难。同年6月9日巴黎高等法院正式签发逮捕令缉拿卢梭，并当众焚毁收缴的《爱弥儿》。此后，卢梭受到一系列迫害，被迫流亡长达八年之久。在对卢梭的诸多攻击中，卢梭一向敬重的博蒙大主教以主教之尊发表了一篇针对卢梭《爱弥儿》中“一个萨瓦省的牧师的自白”的《训谕》，指摘卢梭亵渎宗教，是一个反基督的、不信神的魔鬼。本书即是卢梭针对博蒙大主教的《训谕》发表的一篇回应之文，写于1762年11月。在该书中，卢梭阐述了自己的宗教观点，声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他不是教士们的门徒，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西方文明的沿革脉络中，自古典晚期开始，便恒亘着世俗与宗教这两条持久而强劲的脉线，二者既相对独立，又紧密交织。就宗教脉线而言，影响**、地位**者莫过于天主教传统，而对这一传统提供“神理”及“法理”支撑的，除了《圣经》之外，最为重要的便是由历次“大公会议”（ General Council，亦译“公会议”或“圣公会议”）制定并颁布的各种教规、教令及改革法令。在早期基督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会历史上，被天主教会认可的“大公会议”有21次，其中有18次是在古代各个历史时期（4世纪—16世纪初，涵盖上古晚期和中世纪）召开的。那么，什么样的宗教会议方可被称为“大公会议”？基督宗教各派别在大公会议认定标准上存在什么样的分歧？每次大公会议是在什么状况下召开的？代表性人物有哪些？主导性的思想是什么？在会议进程中，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对于分歧有是如何处理的？前一次大公会议与后一次大公会议之间的关联性如何？《大公会议史纲》将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给予解答。本书中文版依据Philip Hughes， The Church in Crisis： A History of the Twenty Great Councils （London： Burns & Oates， 1961） 译出，并由中译者增补“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年）”一章。本书系陈文海主持的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世以前“大公会议”文献研究 （（14AZD066））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