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与全真道/任宗权道长讲道系列（8）》以通俗易懂的文字，用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了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创教、传道的历史。对读者了解道教历史、科仪、文化有较大帮助。

《道教全真秘旨解析/任宗权道长讲道系列7·蓬瀛仙馆道教文化丛书道教科仪系列3》为作者根据前辈道长所传达全真高功法术内秘的手记整理而成，加上作者自己修习高功法术的心得体会汇编而成的科仪道法专著。

《中古道教类书与道教思想》以隋唐时期及其前后出现的道教类书为中心，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分析隋唐时期道教思想及其信仰形态的转变。不可否认，这样的研究必然要受到“结论先行”的质疑——转变及其效应显然并不是经过严谨文献考究的结论，而是展开文献阅读和分析的前提。

崂山是青岛文化旅游胜地，是道教文化发达的名山。《民国周宗颐校注》书稿十卷，略记太清宫肇基、传续、门派、执事、名胜、花木、道藏、诗文集等项，起于汉唐，止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林林总总，备于一编，为后人保留了有用的资料，可惜此书流传不广。

《鹖冠子》为道家着作，战国时期楚国人鹖冠子撰。鹖冠子姓氏不详，长期隐居深山，以鹖的羽毛制成帽子，戴在头上，因以为号。是书保存了隋末至唐代杂家着作的原文和注解。《汉书·艺文志》载《鹖冠子》一篇，《隋书，经籍志》载《鹖冠子》三卷，唐韩愈日十六篇，北宋陆佃为《鹖冠子》作注（三卷十九篇）。齐齐哈尔市图书馆存《鹖冠子》卷第1的第5篇《环流》（半篇）、第六篇《道端》、第七篇《近迭》，卷子装，长三点三二米，每行十七字，共存一百八十七行，纸张为硬黄纸，有界行，文中遇到“民”字皆缺末笔。在卷末空一行，顶格题：“鹖冠子卷第1”，又空一行顶格题：“大唐贞观三年五月勘校定毕”。卷末钤有“万福麟印”印记（万福麟，一九三〇年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一九八八年经黑龙江省文物部门鉴定为唐写本。唐人写经，能够流存下来的已非常稀少。其书字体、版式、纸张（硬黄纸）、装帧等均具有唐人写经特点。此书流传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实属罕见，弥足珍贵，对研究我国古代道家哲学思想和校勘学、版本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整合·转型·升华：道教史论集之一》汇集作者研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道教历史的学术论文十余篇，包括《曹操与道教》《陶弘景与上清经派》《略述两晋南北朝道教与辞赋诗歌》等。作者对东晋南北朝的道教历史做了详尽分析，指出，东晋南朝时期，道教通过与当时士族知识分子的互动，与儒、释两家的互动，一次实现了重大的继承、整合与转型、升华，终于得以与儒、释形成鼎足而立之势。这也是作者以“整合·转型·升华”作为书名的原因。

《全真道研究》第五辑共有十三篇文章，这十三篇文章皆与全真道有关，按主题可以分为五类。第1类四篇文章皆与内丹道有关。王岗《明代藩王与内丹修炼》一文，从内丹修习与入门仪式、内丹着作的编撰与刊刻以及诗赋论道等方面，探讨了明代藩王与道门内丹的密切关系。王岗教授认为，明代藩王与内丹道的这一交涉并非某个地域的特殊情况，而是全国范围的现象。明廷尽管实施了“藩禁”政策，藩王在地方上仍享有极高的威望，通过明代藩王的内丹实践，可以看出内丹修炼对整个明代社会的巨大影响。戈国龙《论境界论视域下的返本还原》一文，从“金丹大道”“丹道层级”“神仙境界”等几个方面，讨论了道教内丹学返本还原论的理论价值。梁淑芳《{西游原旨）内丹思想初探》一文，从人物象征与情节意涵、先天真一之气、性命双修之道等方面，对刘一明《西游原旨》的内丹思想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刘一明的丹道理论以“先天真一之气”为修行基础，视性命双修为总原则，既继承了全真道龙门宗的传统，又援引了南宗“先命后性”的主张。吕烽《医疗与修德：早期女丹文本的两种面向》一文，深入探讨了中医学及中医师在女丹功法记录和文本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梳理出女丹传统逐渐道教化的过程。通过研究认为，女丹文本的编辑过程虽展现了男性话语的主导权，在儒家伦理的框架下引导女性进行修炼，但女丹封于女性来说仍有治疗身体疾病和培养德行两种面向，同时兼顾了道教仙传的角色。第二类四篇文章是关于全真道教史的研究。张广保《元代嵩山崇褥宫的全真教传承》一文，依据碑刻官观山志等材料，对蒙古国时期嵩山崇福营转火全真教及其宗派传承等问题进行研究，指出蒙古国时期全真教高道中有两位栖云真人，且都曾师承丘处机，都出生于山东且年代接近，都在河南一带弘道。章伟文《钟离权与早期全真道历史承传关系略述》一文，主要就道教神仙人物钟离权与金元时期北方全真道派之间的承传关系进行了考察，从而得出王重阳所开创的全真道与道教史上以钟离权、吕洞宾为代表的钟吕金丹派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结论。宋学立《早期全真教以史弘道的教史思想——以为中心》一文，通过文献对比的方式，以全真教史家李道谦创作的《七真年谱》《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甘水仙源录》三部教史文献为核心，对这一时期教史文献的创作特征进行了考察。尹志华《清代全真道传戒若干史实再考察》一文，主要探讨了以下三方面问题：1.根据康熙时文人王淫、郝浴、沈季友、詹贤等人的记述，确定王常月其人的存在以及传戒的真实性。根据果亲王允礼的题词，证实康熙皇帝曾赐给王常月紫衣。2.王常月徒孙詹太林之后全真道大规模传戒活动中断的原因。3.日本学者吉冈义丰所制作的关于北京白云观嘉庆以降传戒谱系的两个表格有错误，并且遗漏了长教玄、孟教龄、严永宽三位律师的传戒。

贾谊的思想皆是围绕“道”展开的，什么是“道”、如何行“道”是他的毕生关怀。贾谊认为“道”是宇宙的根本，是人们处理宇宙间问题的根据。“道”有本末之分，本是“虚”，末是“术”，本末皆道。“道”通过“德”显示创化之功，德之“六理”“六美”是“道”在宇宙天地间的运作方式。贾谊正是基于他的“道德”形上学建构其政治哲学，他以“道”论政、以“道”论礼、以“道”论治。贾谊的“道德”形上学不仅贯通于其政治哲学，而且还体现在他的生命实践之中，形成体道的君子人格。

在中国，丹道的修持一直代有传人，内丹学自古至今也一直被学者们所关注，而且近些年内丹学已在欧美各国广泛传播，在国际会议上也不难遇到西方教学和科研机构治内丹学的学者。本书的作者花费30年光阴调研丹道的修持法诀才著成该书，可以说，该书的出版对于丹道爱好者，或者如今注重养生的人群，亦或是学术研究者，都是福音。此书有很大的实践与学术价值。

本书以《真文赤书》《人鸟五符》《玉京山步虚经》《诸天自然内音玉字》等四部经典为中心，考察东晋、南朝时期相关道教经典的内容和关系，通过经典思想的演进推测经典编纂的顺序和时期，进而分析陆修静改编《灵宝经》的动机和方式，对六朝时期道教的形成及道教的道派进行重新认识。本书提出了以下新的观点：第一，陆修静直接参与了《灵宝经目》所记载的《灵宝经》的编纂；第二，陆修静编纂《灵宝经》时使用的是“敷演”的手法；第三，陆修静敷演《灵宝经》的目的之一，是将天师道的教法和仪礼与《灵宝经》相融合，同时借助《灵宝经》赋予天师道传统的教法和仪礼以神圣性。总之，本书对《灵宝经》研究中的关于陆修静是否直接参与改编《灵宝经》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以及重要的《灵宝经》经典的文本结构、内容关联和教义演进等，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