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中心是佛学与诗，同时重视有关的文化背景。在尽量挖掘新的史料的前提下，无空言套语，更不是“以艰深文浅陋”，徒以冷词拗句炫耀于世。本书沿用了敦煌那篇论文的标题，但在总体设计方面作了很大改动，扩大了论述面，加强了历史的连贯感，同时也充实了不少新的史新，特别是有关寺院、诗僧、女诗人的史料，并涉及到佛学与“五四”时期新诗的关系。本书所论述的上限，由传统的1840年上推至1800年左右，下限止于“五四”时期，个别章节的时间跨度更大一些。

中华五千灿烂悠久的文化曾经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过数不清的奇迹。随着本世纪末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博大智慧和魅力正越来越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推崇。对中国历史优秀文化的渴求，已成为当今时代持久不衰的社会热点。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如果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是实现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仅有助于我们认清国情、减少前进过程中的阻碍，而且能够成为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强大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金刚经》是中国古典文化书系的一部分，是一般人比较熟悉的佛教经名，它全称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为《金刚经》。

收入《佛法·社会·人生》中的文章，主要部分也可以概括地称之为“佛教与传统文化”。它通俗地阐述了“佛法与人生”、“佛法与做人”、“佛法与社会道德”、“佛法与哲学”、“佛法与医学”、“佛法与健康长寿”、“佛法与中国小说”、“佛法与诗歌创作”、“佛法与绘画”、“佛法与书法”等等，它们是对佛教优秀文化的概述，又有若干新颖的阐释或创新，并且是给僧众修习佛教文化与身体力行的启示。该书最后一篇文章是《谈谈佛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真禅法师著书立说的宗旨，其基本精神纵贯在本书阐释“佛法与人生”等十几篇论文之中。

“没有人能代替他人吃饱肚子，也没有人能使另一个人，没有业障。人要解脱必须靠自己。”

《藏传佛教造像》主要内容包括：木雕金漆三世佛、银释迦牟尼佛、银无量寿佛、铜释迦牟尼佛、木雕金漆九尊无量寿佛、木雕释迦牟尼、嗣释迦牟尼、铜释迦牟尼、银无量寿佛、嗣鎏金释迦牟尼等。

以现代记叙体形式全面展现中国历史的著名尼姑事迹。

《诉讼法论丛》第4卷在栏目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在内容上却突出强调了稿件的理论水平和实践价值。在刑事诉讼法编，《法院制度的现代性构架》一文，针对我国现行法院制度的机制性缺陷及其积弊，运用社会科学界广泛认同的现代化理论，特别是借助马克斯？韦伯的“类型学”方法，从七个方面对法院制度的现代性构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法院制度的改革澄清了方向。随着人权意识的不断高涨，在刑事诉讼活中，如何更她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学界和实务部门关注的重点。其中，围绕是否应该当赋予犯罪娣人、被告人沉默权这一问题，由舆论媒体发起的激烈讨论已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注意。

《成唯识论》据清末刻本影印，《成唯识论述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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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曾经产生过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备受中外学者的重视，在这一领域涌现出许多丰硕的成果。其中葛兆光先生所着《中国禅宗史》一书就是一部颇为引人注目的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方法先进，思路明晰。在本书的《导言》中，葛先生以一个现代学者的清醒敏锐，对胡适以来的中外禅学研究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回顾，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对这些研究方法进行质询、商榷。葛先生认为，无论是胡适的实证主义研究所展现的禅思想的进化轨迹，还是铃木大拙用现代哲学概念所阐释的禅的理性批判思想，无一例外地都是从现代人的知识背景来回溯过去，其能否寻绎出古人真实的心路历程是很可怀疑的。因此，葛先生寄希望于‘顺着讲’，也就是尽可能地贴近古人，用古人的理路来描述古人的思路，努力在我们的思想中再现特定时空的历史真实。可以说，宗教研究中持客观的态度，抱同情的理解，是自汤用彤先生以来学术界对研究视角与方法的自觉。唯有抱同情的理解，才能入乎其中，从而体会了研究对象的真实感受。与此同时，唯有持客观的态度，始能出乎其外，从而与信仰主义的研究区分开来，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特定的宗教思想在当时思想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在此葛先生好像一个高巧的摄影师，巧妙地运用‘全镜头’和‘长时段’的方法，使那些被特写式研究方式渲染、扭曲、掩饰了的历史真实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真实地再现禅思想的内在理路和外在走向。其二，材料翔实，考辨精审。禅宗思想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资料可资参考。一是大量的灯录及经传资料虽然内容丰富，但由于形成于禅门宗派之中，难免有较多的粉饰不实之处；二是敦煌文献，其优点是较为原始，未经后人的改动和窜入，但也不是第一手的资料，而且其得以留存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三是碑铭资料以及散见于正史文集及经论注疏中的相关资料，多出自于与当事人直接有关的人之手，虽然不无谀隐之辞，但可信性是很强的。葛先生对这三种史料交参佐证，精审考辨，力去其伪而存其真。他对早期禅宗与北宗禅思想内在理路的探讨，多据敦煌文献；他对七世纪末八世纪初及其后的禅思想的外在走向，多据碑铭资料以及散见于正史文集及经论注疏中的相关资料。如对早期禅思想三系的考辨，他基本上用《高僧传》、《续高僧传》所载，因慧皎、道宣均非禅师，据闻而录，故其可信性是较强的。而对于二系衰落、达摩一系独能昌大的解释，葛先生则据《楞伽师资记》所载‘二入四行’之说。再如对神会以后的北宗状况，葛先生多据碑铭资料。凡此等等，无不透露着葛先生对禅宗历史深入探讨的求实精神。其三，观点新颖，富有创见。葛先生此书对北宗和菏泽宗的分析充满了真知灼见。前者因为在与南宗交锋中败北，在后来的灯录中几无踪影，在研究论著中也被描绘得形迹委琐；后者虽然也受到灯录的冷落，但由于敦煌文献的发现而受到研究家的特殊偏爱，其地位和作用被一再渲染和夸大。葛先生用心深细，从极有限的史料中挖掘出北宗的信息并对之加以疏释，使禅思想世界中这一页已晦暗的角落开始亮丽起来。而被胡适等人一捧再捧的‘菏泽革命’在葛先生的全镜头、长时段下凸显了真实的相貌，无论是滑台大会还是香水钱，其意义都不如研究者所估计的那么重大。在葛先生看来，北宗与菏泽宗固然有着重大区别，但这种区别只是五十岁与一百岁而已。菏泽宗于北宗消沈之后确实辉煌一阵子，但最终也是与北宗一样充当了中国禅思想转换过程中的过渡环节。葛先生对北宗重心讲顿悟的地方细加分疏，澄清了南顿北渐这一南宗弟子强加于北宗的不实之辞。至于说到菏泽一宗与洪州一宗拉开距离而与北宗渐渐靠近，着实是对禅思想历程的洞见。就南北两宗对中国思想史的影响而论，历来主张南宗较大。葛先生一反此论，点明北宗的思路与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一宗更为相似，应该说北宗禅思想是中国思想史有所修持、有所追求、有所约束这一主流思想的组成部分，而南宗禅那种彻底的消解性只是士大夫们缓解心灵紧张的必要补充。就北宗禅作为一个宗教派别而论，其思想也确有维护宗教信仰的坚定性及修持必要性的一面。当随缘任运的马祖禅风行天下之时，狂禅泛滥实际上已对佛教的存在造成强大的冲击。百丈怀海制清规，强调保任，实际上即是对北宗禅的一种回归，也可以说北禅作为实体的宗派不存在了，但其思想却渐渐被南宗禅融纳吸收，从而对中国的禅思想史发生着持久而深入的影响。当然，葛先生的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他主张‘即心即佛’是马祖早年开法内容，而‘非心非佛’是其晚年开法所说，并在内在理路上证明‘非心非佛’较之‘即心即佛’为究竟之谈。依我愚见，葛先生所引资料不能确证二说必有早晚，倒反可说明二说均为马祖应机施设的对话语。前者虽以肯定的语气讲说，但对消解经教的形式化、外在化而使人重内在体验方面与后者殊无二致。讲‘非心非佛’固可以作为随缘任运的依据，讲‘即心即佛’亦可以奠定适意悦心的理论基础。‘非心非佛’固可消解对‘即心即佛’的法执，但在此消解完成以后亦可确立‘即心即佛’的恬淡与洒脱，马祖即许‘梅熟’意即在此。第四，语言优美，可读性强。许多学术研究专著尽管思想深刻，见解独到，思路严谨，论证周密，但往往有一个通病，就是表述上枯燥、呆板，缺乏生动性和灵活感，其甚者或有令人不可卒读之处。葛先生此书虽为专业性非常识的学术论著，但写得生动优美，思路清晰，语言流畅，行文富有动感，可读性强。葛先生选择、引用的资料相当典型，对一些思想史细节的把握，往往是站到整个中国思想史乃至人类思想史的高度上作历史的透析和宏观的审视。作者以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细腻真切的体悟，对禅者的思想世界细加剖析，努力求其意味，得其旨趣，使读者如置身其间，睹面知心，受禅风之披拂，息尘缘之烦扰，沐禅悦之清凉，获得一种洪荒、高古、悠然自得于天地之间的阅读美感。古人常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我以为，若著书立说能如葛先生这样平正通达而优美流畅，又何愁学术专著之‘行之不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