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乘（Vajrayāna）是在中国西藏和蒙古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大乘佛教之一宗。它是一种明显的非常适用的修习奥义的形式。为了实现人能看到其自我之幻消失，并进入其自我神性的大乐之中的智，它提出了许多具体、明确的修持技术。一千多年以来，这些修持术于罗马占领我们地区的时代就在印度的那烂陀大学得到了发展，它师徒相传，严禁向世俗人传授，而现在，旅居世界各地的喇嘛们感到鉴于他们身处异邦这一事实，如果他们在一代人期间尚不能返回故乡，那么他们的神学知识就会衰落和消失。因此，他们准备向所有那些真心诚意地希望学习的人传授这种知识。存在于思想中的奥义或对神圣真谛的追求，无论在哪里始终都寄身于一小批人中，但密教奥义的修持术却很少与其它宗教或佛教中的其它宗派具有相似性或共性，它的大部分修持方法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除了它们对于那些学习佛教（尤其是禅）和心理学者们的深刻意义之外，这种学习还可以帮助那些试图揭示表面的面纱和一直深入到任何智慧和任何神的本源的人。金刚乘之道是导致控制善恶的道路。这也是变化之道，心力于其中可以把内外物都变成武器。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变化过程的发展是不容易的，不会因仪轨和神咒而自动获得。这里也如同在其它各处一样，心是主宰一切的国王。难道那些没有一种金刚石般毅力的人在本世中就可以达到一尊神的地位吗？弟子必须全心全意地、以其全部身心、感受和身周围的一切（无论好坏与否）来服从这一目的。它所要求的第一个条件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决心，第二个条件是一名上师。这位上师不仅根据经书向其弟子传授奥义，而且还要根据其亲身经验和一种已获得觉的心来传授。在西方国家，这样的人比如意宝珠多不了多少。但在涌入印度、锡金和尼泊尔的藏族流亡者中，有些来自大型喇嘛教研究中心的实现了很高的圆满成果的高僧，以及从山间隐修处出来的获得圆满的瑜伽行者。他们中的一小批迁往欧洲和美洲。或在大学中工作，或者是在后来变成修习三昧和观想之地的偏僻地区创建了寺院。早在苏格兰的山坡上建造的桑耶岭寺就已经吸引了一批喇嘛和更多的对此感兴趣的人，以至于都无法容纳得下了。一旦当这批喇嘛们掌握了欧洲语言之后，那些如同本书一样的著作就将会过时。我们等待出自他们笔下的一些在西藏任何时代都未曾出现过的公开阐述其教义的权威著作。因为他们已经明白，维持旧有的保护将会使金刚乘遭到灭绝的威胁。他们的所有学生将不再是佛教徒；因为其他人也可能会发现使密教修持法适应于自己的精神宗教生活将是有益的。在等待期间，我们还是回到自己那西方金刚乘信徒的地位上来，尽可能以最佳的方式接触这一内容吧。对撰写本书，我犹豫了近十年。首先感觉到自己的知识无法胜任这项任务，认为最好是按照习惯而保持沉默，一直到我们的宗教修持的进步能允许以非常权威的口吻论述这一问题为止。我最终还是决定要写这本书，尽管自己尚未取得充分的进步。因为我认为金刚乘已引起了日益增长的兴趣，现在肯定已迫切需要排除由于奥义的保密传统而导致的对佛教密宗的可笑误解的时候了。在西藏。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能谈论密教的禁令又株连到了一些主要的讲授。若没有这些讲授，那么密教著作就会成为真主的不解之谜。让一名一知半解的医科学生如同一名合格的教授那样自由地从事手术，和让初学者以不仅能改变思想而且也能改变心的大师自居同样都是危险的。错误地运用这种修持术可能会导致神经错乱，甚至比疯狂还要严重的后果。 《西藏佛教密宗》仅仅勉强触及到金刚乘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其不同的宗派，它主要论述的是密教修持法。这种修持法可以导致控制心、自我幻觉的结束及其特殊效果。那种认为密教修持术可以被非佛教徒使用的思想在出现了两种背景之后已开始于我的思想中形成和发展：两名本笃会修道院院长（一名英国人和一名美国人）在曼谷分别拜访了我，他们强烈希望学习佛教的禅定观想修习法，我偶尔听到了他们讲到一些天主教神职官员已开始了类似学习的事实。我个人在澳大利亚遇到过一、两名公谊会教徒也对金则乘表现了强烈的兴趣。我对于在佛教徒的背景之外从事金刚乘修持法可能会带来好处的大致范围尚一无所知，因而希望看到整个佛法能与其修持术一道被人接受。宗教和精神上的进步与所取得的成果并不是任何一种宗教的特权，它们是向所有拥有一种深刻和坚强决心的人开放的。由于我把金刚乘视为人类思想发展的最绚丽的花朵之一，所以我坚信为它辩护并没有错。不过我又自忖，由在井底观星的青蛙对茫茫宇宙的描述只能是不完善和有缺陷的。

是非不急争人我，闲言何须论短长；春日才看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做人，要拿得起放得下，才能减去许多凭空的烦恼。一味地拿着，会增添太多的拖累，而一味地放下，也会给生活增添不便。不计较，就是一种提得起放得下的人生态度。过于计较功名富贵，幸福就沦陷在功名富贵里；过于在乎悲欢离合，心情就因悲欢离合而起伏不定；过于沉醉于金钱名位，时间就被金钱名位吞噬；过于在乎人情是非，人生就在人情是非里打滚……过于计较，人生就不得安宁。本书用饱含禅意的语言劝慰人们学会放下，因为幸福不是得到得多，而是计较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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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初版于1928年，以日本学者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纲》为依据，较系统地讲述了自东汉明帝起，迄晚清止，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演化过程，对历代佛教界的重要事件、人物、经典的移译及各教派的形成等多有具体的叙述和阐释。以后的一些学者对该著述颇有批评；但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佛教史作，这部《中国佛教史》具有其固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中国佛教史》书此次在我社重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麻天祥教授依据可靠版本对之进行了勘误和编校。

《弘一大师罗汉长卷》，长1252.2厘米，宽48.6厘米，纸张系民国老纸，颜料是德国制造的汞红颜料，此长卷为软件，没有进行装裱，保持着它原有的时代特征。作品中所绘一百个神态各异的罗汉，神态形象逼真，结构、用笔非常超脱静穆，此作的水平是凡人所难以企及的。综合弘一大师坚实的西洋画功底和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造就了他那完美的造型能力，描绘出了充满浓厚文化意味的佛教人物形象。所以这件弘一的真迹佳构可谓旷世难再，应珍之永宅也。值此弘一法师诞辰一百三十周年，诗婢家特出版此罗汉长卷精美画册以飨读者，并借此缅怀弘一大师。

《法海真源》主要内容包括：钟声萦绕 吟出那流传千古的诗、香火氤氲 冉出这一寺万般绚彩、经诵顿挫 咏出古德的悲心空智、正法久住 斯降大任于法源等。

《蒙古文佛教文献研究》运用文献学理论和版本学研究方法，以整个蒙古文佛教文献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从历史学和宗教史学的角度阐述了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历史；从文献学角度论述了国内外蒙古文佛教文献的收藏和研究概况；对蒙古文佛教文献的发展进行了萌芽、成熟和鼎盛三个阶段的划分；从版本学角度分类阐释了蒙古文佛教文献的载体、写本和刻本；从文献学和版本学角度具体地阐释了蒙古文《大藏经》的翻译、雕版刊行、版本特点以及内容等；论述了蒙古文佛教文献对蒙古佛教史学、文学的影响，以及蒙古佛教史籍的版本、流传、内容特点等。最后，分类介绍了对蒙古文佛教文献的产生和发展有过影响和贡献的26名僧俗活动家、翻译家和学者的生平和业绩。全书将蒙古文佛教文献与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以及所起的作用作了比较深入的阐释，把蒙古文佛教文献的研究融入到中国特色宗教文献的理论体系中。同时，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浸润了千年历史的“禅”文化，能够帮助我们化解“浮躁”环境所带来的困惑与迷失，让我们在内心深处有所触动，为我们答疑解惑，减少我们的烦恼，改善我们的生活。《见人见己见如来》从真伪、即心、因果、缘分、得失、机趣、目标七个方面解读了一些人之所以有所成就的因缘。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的生活和经历中，读出关于禅宗的感悟，悟出生活的本质，得到幸福的回报。

《北京百家佛寺寻踪》共记录了北京市的一百家佛教寺庵，其中寺庵96所，加上雍和宫、西天梵境、宗镜大昭和万佛堂四家，合计为百家。在百家佛寺的检索中，以括号方式记录的是这些佛寺的惯用俗称以方便查询，无括号方式合并记录的则有三家，分别是智珠寺、恩慕寺和翠微山龙泉寺，这些寺庙因与所记寺庙密不可分故而一并以记之。此外，还记有佛寺所属的三家洞窟，分别是宝珠洞、宏业洞和孔水洞。此外虽然北京佛寺中佛塔众多，但考虑到主线为寺故将诸佛塔均以寺为单位加以记叙，不再另列名称目录。《北京百家佛寺寻踪》共计16万余字，收藏有实地拍摄的照片近五百幅，所有照片均为亲自走访实地拍摄，其中凝聚着不少的心血与汗水。这些照片都出自原创，仅有数张如“乾隆皇帝像”这样的辅助性资料照片除外。

禅的修行，不仅仅在蒲团上、道场中、寺院里，更在日常生活的起心动念时。活用禅修的方法、禅修的观念，你将发现，心所向往的清新自在，与生俱来，一直就不曾稍离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