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地域流布，佛教有三大系统，即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佛教传入藏地后，形成了具有浓厚藏族文化特色，包含显、密二教的藏传佛教，对藏地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藏族的许多传统节日、风俗和历史均与佛教有关。欲了解藏族文化，必先了解藏传佛教不可。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集萃：藏传佛教艺术卷》为“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集萃”丛书之藏传佛教艺术卷。《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集萃：藏传佛教艺术卷》将馆藏藏传佛教艺术类藏品作为一个整体，按藏族艺术史的进程，叙述其演变概况。全书分概说、图说两大类。其中，藏品又分为唐卡、印画、纸画片等13大类，并在概说部分对 “唐卡”与“造像” 两大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在图说部分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诸一进行解说。《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集萃：藏传佛教艺术卷》收录的很多藏品资料均为首度公布，对研究藏族艺术史与民族艺术交流史具有极高的参考与研究价值。

《印度佛教史》一書，是藏傳佛教覺囊派大德多罗那它的傳世，成書於1608年，自問世以後一直被推崇為研究印度佛教歷史的權威性作。全書分44章，約十余萬言，以王朝的迭為經，以佛教名大事的傳承為緯，記述自釋迦牟尼去世後，直到印度波羅、斯那兩王朝覆滅時，佛教在印度流傳及盛衰演變情况。1一12章叙述阿閤世王以至迦膩色迦王時舉行第三次結集期間，小乘佛教傳布的情况；13—27章叙述大乘佛教興起，龍樹、提婆、世親、陳那、法稱等顯教大師的活動（以上屬於玄奘、義净訪印以前時期）；28—37章叙述波羅及斯那兩王朝時期秘密佛教盛行、衰亡的過程；38—44章叙述超戒寺的傳承，南亞次大陸鄰近地區佛法的流傳，小乘的分部，真言乘的起源及佛教造像工藝的流派。

三武一宗抑佛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但迄今国内外尚无一本专最。因此，有对之进行全面、深入、贯通、多维研究的必要。北魏太武帝的灭佛，其主要原因不是僧俗地主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因为当时佛教寺庵僧尼还很少，占用耗费的社会财富资源也不多。太武帝的灭佛是四次“法难”中最为残酷和最为持久的。第二次北周武帝的废佛，最主要原因是僧俗地主间尖锐的经济利益矛盾。周武帝废佛是三武一宗之厄中最为积极进步、利国利民、富有成效的。第三次唐武宗的禁佛，经历了从疏远到禁断的发展过程，伴随着从亲道（教）到迷道的倒退过程，因而是三武一宗之厄中佛道之争最烈的一次，会昌禁佛是一次由全国统一王朝发动的抑佛，因而对佛教打击最熏，影响大。第四次后周世宗的限佛，是“四厄”中最为温和理性的。世宗沙汰僧尼缩减寺庵，其沙汰方法是考查经业与佛学知识，从两推进了文明。在三武一宗抑佛的长时段里（5-10世纪），西方的拜占廷（希腊化封建帝国）也发生了基督教的破坏圣像运动。缀此运动，拜占廷东正教会的势力受到很大削弱。通过抑佛和皲坏圣像的比较研究，我们总结出抑佛和毁像的各自特色和优缺点，探寻造成那些异同特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还通过对唐代几乎同时进行的汉藏两地的禁佛与灭佛的比较，考察求索外来宗教文化在汉藏地区的不同发展路径和历史归宿。《三武一宗抑佛综合研究》适合中国古代史学者、宗教学学者、民族学学者、文化学者，广大文科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阅读和参考。

《潮汕佛教研究》既然是从区域文化研究角度出发，就将紧紧围绕“佛教的地方化”和“地方的佛教化”这两大问题展开讨论，具体人微地探讨佛教与区域文化的互动建构。佛教传人潮汕后，逐渐适应本地的自然、人文环境，并积极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与社会经济、道德、习俗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构筑，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塑造了特质鲜明的潮汕文化。基于上述思考，《潮汕佛教研究》旨在不仅撰写一部潮汕区域的佛教史，而且力图把它写成一部佛教对潮汕文化形塑的影响史。《潮汕佛教研究》综合历年来的研究心得，在充分参考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资料、拓宽视野、提升观点，围绕“佛教与潮汕社会文化建构的关系”这一中心论题，试图对潮汕佛教历史文化作全景式的描述，凸现佛教对潮汕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潮汕佛教研究》主要叙述架构分为潮汕佛教的历史叙述和佛教民俗文化两部分。《潮汕佛教研究》力图较为深入、全面、立体地把握潮汕佛教的历史发展，及其对潮汕文化各方面的影响，并从佛教这一侧面认识和了解潮汕文化的特色。

《宗镜录》又名《心镜录》，是五代宋释延寿（904-975）的著作。全书多达一百卷， 分为三章，计八十余万字。第一卷至第六十一卷之前半部为“标宗章”，内容为“立正宗明为归趣”;自第六十一卷后半部至第九十三 卷为“问答章”，内容以“申问答用去疑情”为主;第九十四卷至第一百卷为“引证章”，内容为“引真诠成其圆信”。所谓“正宗”，即“举一心为宗”，此一心宗，“照万法如镜”。延寿是法眼文益的嫡孙，法眼在《宗门十规论》里鼓励参禅的人研究教典，有颂云：“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闹，欲免心 中闹，但知看古教。”都是针对当时的禅师们轻视义学落于空疏的流弊而发，延寿编集《宗镜录》的动机，当然渊源于此。唐末以后禅宗产生许多流弊，释延寿编纂《宗镜录》的用意之一是为了扶正当时禅宗的弊病。释延寿提出学佛的重要问题，邀请禅门各宗长老一起讨论，并且将解答归纳整理，所以《宗镜录》是许多禅师的意见汇集而成的。重点特别着重在唯识方面。

藏传佛教中的上师信仰是东亚佛教文化体系中十分独特的一种宗教观。上师像是藏传佛教艺术中*为重要的一类图像表现形式。《师道：辽楼居藏14至17世纪藏传佛教上师像》收录了十三到十八世纪西藏所制造的各大教派重要的传承上师像，其中以萨迦派传承道果祖师像和噶举派各支脉祖师像为主要系列。这些造像不仅反映了这段历史时期西藏的宗教面貌，而且造型和工艺上基本囊括了前后藏以及藏东地区的造像艺术的风格特征，呈现出了早期西藏艺术奉行帕拉（Pala）风格的基本形态，再到中期大量借鉴尼泊尔艺术元素形成的崭新风貌，以及后期圆融多种艺术养分特别是吸收汉地艺术而形成的西藏本土造像艺术风格。同时体现了西藏上师造像从早期照搬佛菩萨造像量度模式逐渐趋于后期写实主义凸显人文精神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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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死亡，慧公十分洒脱、坦然。佛教讲“了生脱死”，“解脱涅槃”，今人叫“终极关怀”。觉者能化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慧公专门讲过《生活禅的终极关怀》，强调学修生活禅，善待生死，“断恶修善”。他认为，不知断恶，不知修善，就不能了生，不能脱死。“终极关怀这件事，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古往今来，英雄好汉也好，凡夫俗子也好，一切圣贤也好，都逃脱不了这件事。只是说，圣贤是在觉悟中结束了这一期生命，他安乐自在……佛家的终极关怀，是从生命的当下做起，不是等到生命要结束时再来做……要随时随地提起正念，随时随地提起觉照，随时随地断恶修善，随时随地地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善用其心，善待一切。如果这种善心善念连续不断地占据心灵的空间，一旦死亡到来，我们就能够从容面对，生死一如”。净慧长老以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学说，积极地生，从容地死。净慧长老是我们的楷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佛祖画传》介绍了，释迦牟尼，原名乔达摩·悉达多，古印度释迦族王子，公元前564～前484年，佛教创始人。成佛后的释迦牟尼，被尊称为佛陀。意思是彻悟宇宙、人生真谛者。己9岁那年，他不顾父王的多次劝阻，毅然离开妻儿，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道。六年后，身体消瘦。形同枯木。仍无法找到解脱之道。终于恍然大悟，确信已经通达了人生痛苦的本源，断除了生老病死的根本，使贪、嗔、痴等烦恼不再起于心头。这标志着他觉悟成道，成了佛。释迦牟尼80岁那年在拘尸那迦城涅，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