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经》的传行在唐武周时代（684-705）进人鼎盛，中原佛教的“华严宗”也于此正式创立。这时的华严经学历经百年积累，通过法顺（557-640）、智俨（602-668）、法藏（643-712）等一批义学大师的阐发，终于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后从安史之乱（755-763）到唐武宗会昌（841-846）灭佛的90年间，以澄观（738-8387）和宗密（780-841）为代表的华严义学历经与密宗、禅宗的交融，创造性地把外来宗教哲学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相融合，对宋代以后的禅学乃至哲学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后期，“华严四大家”之一的晋水净源（1011-1088）以杭州慧因寺为基地，弘扬华严义理，曾一度把华严宗带人中兴，他本人也因此被后世尊称为“中兴教主”。目前尚不知道华严宗传入西夏的具体时间。佛教史籍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少，我们目前对西夏华严宗的了解基本依靠1909年科兹洛夫地理考察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掘出的西夏文献。这些文献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其中90％以上是佛教著作。由于西夏佛经刊布工作的滞后，西夏的佛教面貌迄今还远没有研究清晰，不过，根据克恰诺夫整理的《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可以知道，在西夏翻译的中土著述中，重要的当是“华严七祖”以及唐宋时期华严禅教派宗师的经典著作。从华严宗创立伊始，历代宗师都借助对《华严经》的诠释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观念，这些阐释亦毫无例外地在信众中广泛传行。

唐代佛教史籍是唐代僧俗学者为实现弘法护教目的而编撰的佛教史著作，包括传记、经录、地志、纂集等各类文献。流传至今的唐代佛教史籍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价值，不仅是研究佛教史的基本资料，同时对其它各专门史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本文主要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对唐代佛教史籍编撰的思想文化背景、流传方式与范围、撰述特征、内容等诸方面进行考察。主要是为了阐释其思想内涵，发掘其史学价值，尤其是其对隋唐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杰出的藏传佛教领袖、国务活动家，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十世班禅大师一生爱国爱教、护国利民，他凭借独特的社会地位，发挥独特的社会影响力，为和平解放西藏，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引导藏传佛教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懈努力。作为取得扎什伦布寺显学高学位“噶钦”学衔的藏传佛教领袖，十世班禅大师发大悲愿，行菩萨行，法喜圆满。他精进学修，以殊胜智者品格致力佛学经典的研习，佛法精深，造诣深厚；他弘扬佛法，度化众生，宣扬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扬善抑恶、平等宽容等佛教理念，教导世人行善积德、扶贫济苦，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树立起了大爱和大智慧的不朽丰碑。2014年，为方便汉语读者研究十世班禅大师佛学思想的精髓，展示大师高深的佛学修为和慈智双运的情怀与风范，由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刘伟策划，四川民族出版社决定以青海民族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藏文版《十世班禅佛学文集》为蓝本，选取能代表大师佛学高成就的内容翻译成汉文，推出《十世班禅佛学文集（选译本）》一书。对本书的译者选择，四川民族出版社高度重视，取得青海民族出版社的翻译授权后，在全国范围内筛选。十世班禅大师既是国务活动家，又是宗教领袖，还是民族代表，翻译他的著作需慎之又慎。加之他的佛学思想深遂，佛学成就非凡，所译原本涉及大量藏传佛教知识和理论，翻译难度较大，而目前国内能胜任此工作的人选可谓凤毛麟角。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到国家民委及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寻觅译者，但遗憾的是，精通藏汉双语，对大师和藏传佛教有正确、深入的理解，并且能保证交稿时间的人寥寥无几。几经曲折，通过试译比选，青海社科院有着丰富翻译经验的才项多杰先生脱颖而出。才项多杰先生藏汉文皆精，长期从事人文历史和藏学文献的汉译工作，功底扎实，治学谨严。他忠实原著，遵从“信、达、雅”的翻译原则，直译与意译相结合，语句流畅、用词精当、表述准确，较好地传达了大师原作的要义与精髓。

“喜马拉雅文库”作为藏文化中具体系的业务出版品牌，是国家民委“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出版项目的课题承担方。“喜马拉雅文库汉译经典”则是在此基础上延伸的一支汉译图书系列，意在将各语种的经典图书翻译成汉文图书，推介给汉语系的读者，从而以文字架设起不同语种间文化交流的步阶。此次这本小书《佛陀的生平（中文版）》，其英文版的编写者是上座部的Ven.Siridhamma（斯里达摩尊者），后经黄宝英女士翻译为汉语，在东南亚读者圈得到较广的普及。

作者将佛教与中国文学的研究集中起来，从学术高度客观考察和分析这个结合阶段的特点。书中对卷帙浩繁的佛教文献进行梳理、征引；对南朝佛教的发展、佛教思想的衍变，对南朝重要的文人和重要的文学事实同佛教的关系，作了相当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这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南朝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和佛教对文学多层面的影响。

《隆兴佛教通论》是现存中国z早的佛教编年体通史，目前国内已佚，仅日本有藏。是书南宋隆兴二年（1164）释祖琇撰，中山大学杨权教授整理。记载了上起东汉永平七年（64），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四年（957），共894年的佛教史事。共29卷，首次全面记述了由汉至五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弥补了中国古代佛教史撰述的不足，同时也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中国佛教禅宗产生于唐中期，至宋代已盛行，其思想对宋代绘画艺术有很大影响，形成了宋代禅画艺术；就美学而言，禅宗美学在中国美学上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其对空灵与虚无、审美体验与生命真实及人类普世性的关注，也对中外的现当代艺术创作产生深刻影响。《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研究》是一部对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研究的论著，不仅对宋代禅宗与禅画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背景、禅宗思想的传播和接受、绘画批评与美学建构、审美形式与审美体验进行了考察和梳理，而且对禅家画家的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特别是宋代山水画的禅意进行剖析和解读，进而阐明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的海外影响。

《佛教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本全英文论文集。所收论文立足于对佛教经典的再研读，并借助历史资料以及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探讨佛教文化传播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与相互影响。论文集中不仅关涉佛教文化如何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之情况，也探讨了佛教文化在海上丝绸路的周边国家的传播情况，包括对当地文化之影响，以及沿途国家之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对佛教文化传播的推动等。更有对大、小乘佛教的各自发展、佛教哲学意义的详细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成唯识论》为《唯识三十论颂》之注释书，乃法相宗所依据之重要论书之一。公元四五〇年顷，世亲作《唯识三十论颂》，至公元五五七年顷，以护法为主之唯识十大论师对其各作注释十卷。后玄奘翻译该论时，采弟子窥基之主张，以护法之观点为主，糅译诸师学说，集成此书。

《大乘起信论》中心思想为论证“如来藏”（真如）与世界万物的关系和劝人信奉大乘佛教。认为如来藏由生灭心转，实则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世界万有都是“如来藏”的显现，因而提出“真如缘起”说。劝导人们深信真如佛性和佛、法、僧三宝，修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等，以获解脱。本轮以“一心”、“二门”、“三大”的佛教理论和“四信”、“五行”的修持方法展开它独特的思想体系，继承了印度佛学中如来藏系的思想而有所开拓，形成与中国哲学有所融通的中国化的大乘教义。由于此书结构严整，文义通顺，解行兼重，古今学人盛行传诵，视为大乘佛教入门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