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苑珠林》是唐初僧人道世编撰的一部佛教大型类书。全书从浩瀚的大藏经典，同时也从各种世俗的典籍中，选取了大量的资料，分门别类进行编排，为当时僧俗两众提供了全面而实用的导览利器。

本书收录了笔者近年来研习佛教的心得体会、与国外师长的往来对谈、对亲友故人的追忆缅怀以及走访日本等佛教国家所见闻之信仰现象，试图探讨一个问题：以佛教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对佛教本身的发展有何意义？

《心经》，全称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全文虽不足三百字，却概括了整部《般若》的要义。其用语之简洁，说理之深刻以及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均为中国佛教史之所仅见。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共有八卷，分十三品，自人天乘法说起，进而声闻、缘觉、菩萨诸乘，终至佛果修证。《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虽然是“法备五乘”，而目的一样是教菩萨法，终而佛乘，只是就不同根性的众生，说法由浅而深而已。本经除中有些神通及超现实境界的描述外，其后的解说开示，或教诫，都是很平实亲切的，很少超出我们识量认知之外，只有浅识见浅，深识见深的差别，并没有完全不可理解的言句。

《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简称为《释禅波罗蜜》、《禅波罗蜜》、《渐次止观》、《次第禅门》。凡十卷，是隋代天台智顗（智者大师。公元五三八——五九七年）撰述，弟子法慎记成三十卷，其后灌顶（公元五六一——六三二年）再加以编辑整理删定成十卷，目前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书成立的时间，是智者大师在金陵（南京）的八年之间（公元五六九——五七五年）所完成的前期代表著作之一。本书的主要特色，是将禅定法门的修行系统，由浅渐次入深的加以组织与建构一套完整的体系，这在中国佛教禅定学的发展史上，对于理论与实践禅修并重的观点来看，可以算是结合了小乘与大乘禅观的权威代表性著作，也可以说是原始的印度佛教禅定学结合了后期的大乘佛教的禅定学，经过了智者大师的努力，融和成兼具有中国佛教特色与完密系统的禅定学，此书的价值，不言可喻。

本书系集录后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经籍编撰之缘起、目录、序、跋，以及译经者之传记等的记录整理，其文体与《汉书·艺文志》相似，属于佛教经录类。由于僧祐之前的各种经录在隋唐时代均已佚失，因而本书成为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之佛教学者的第一手资料。它提供了考证佛教译传源流之依据，也为后来佛教大藏经之编修有了轨迹可寻。

《佛性论》以“佛性”为主体而广泛论议，几乎同时囊括了印度所传大乘佛教各宗精义，并加以附有新义的组织与阐释，自成系统。虽为不少学者视为如来藏系之论典，但也结合了般若中观与唯识学的义理来组织学说，因而此论具有广泛的兼容性。

《摄大乘论》是印度佛教瑜伽行派的重要论著之一。追其源应当是《阿毗达磨大乘经》的“摄大乘品”，《摄大乘论》之名即由此而来“摄”为统摄，本论主要叙述以境、行、果的十殊胜，统摄大乘佛法要义。

本书原为印度优波崛多系统的昙无德部所传的戒律，主要说明僧尼五众别解脱戒的内容和受持的方法。在每一条戒下，各各说明制戒缘起、缘起之人、立戒经过、立戒内文和判决是非。每结一戒必说十句义，此制戒十句义是佛制戒的根本意趣，也是出家受戒、持戒必有的利益。此书传入中国后，道宣律师根据本土风俗人情对其进行了“由小入大”的改革，使其适应中国的国情，而弘传独盛，不但成为律宗的根本经典，也是影响中国佛教**的律典。

《解脱道论》是一部论述佛教理论与实践的论书。书中所建立的禅定理论和阐述的心理分析学说，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一本修习佛法的入门书，也是佛教理论的纲要性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