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禅林僧宝传》是传记体禅宗史书。收载禅宗名僧81人，以宋代禅僧最多，也有少数唐末五代的禅僧。惠洪利用不少禅僧的行录、行状、碑文铭等资料，也利用他以往参访各地搜集的资料、《林间录》中部分资料。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禅林僧宝传》出世后立即受到丛林重视，据《石门文字禅》卷二十六所载，从宣和元年书成至宣和五年（1119-1123），就有佛鉴净因、谊叟、长汀珣上人、东瓯宗上人、临川圆上人、福唐太淳、福唐季芳、临川端上人、九嶷道隆、福唐季休、南海惠英等人抄录出十一部，皆请惠洪题记，然后流传到各地。
　　虽然此书有一些缺欠，传后“赞日”评论不可能得到一切人的赞同，因而在出世后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公平而论，任何史书都难免有错，并且由于作者所持见解不可能与别人皆同，因此一部书遭到批评应当说是正常的。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禅林僧宝传》是在旧有灯录之外别撰记载著名禅师“前言往行”的新型禅宗史书，由于记载了很多活跃于晚唐至北宋著名禅僧的传记及他们与士大夫之间密切交往的事迹，为后世了解当时社会文化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本书的编录可以大体推测北宋时期禅宗各派传播发展的形势：最有影响的是云门宗、临济宗，在北宋中期临济宗形成黄龙、杨岐二派后，开始以黄龙派最有影响，至于杨岐派的兴盛是在进入南宋以后。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禅林僧宝传》出世后很受欢迎，历代都有刊本。明末被编人《嘉兴藏》，清代编入《四库全书》，并且流传海外。上世纪90年代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据清末常熟刻经处刻本影印出版，至今仍被学者使用。迄今没有一部用简体字、按内容分段、用通用标点断句的校刊本，不能不说是佛教史学界的一个缺憾。武汉大学哲学系吕有祥教授最近完成《禅林僧宝传》的点校，可以弥补这个空白了。

　　《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出版于1932年，是柏格森最后一本重要着作。他认为生命的冲动起源于超意识，这就不可避免地陷于神秘主义和接近了基督教。他在1937年的遗嘱中曾表示：如果不是在纳粹迫害期间他不愿与犹太伙伴分离，他或许会成为天主教徒。在《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中，他认为体现爱的上帝和体现上帝造物的进化会得到爱的回报，并把这一观念与特定的道德和社会类型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一个开放的社会是多样化的、实验性的、进步的、创造性的和充满精神气息的，它的道德标准变通地体现本能，动态的宗教兔除了理性的教条，这样的社会里居住的是英雄人物、创造者、圣者和神秘主义者。而封闭的社会则是机械的、刻板的、保守的和独裁主义的，其道德标准是静态的和专制的，其宗教则是仪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这种把道德义务和社会强制联系起来的观点可以用来为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服务，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