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的力量：全球宗教对话与交流》在全球化的脉络下，体现了跨宗教研究、跨学科对话及跨地域交流的三大特点。深入探讨了宗教对话与宗教学术交流的时代意义、中西宗教信仰模式的差异以及宗教教育对全球伦理普世价值的作用等。

《宗教学》属于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积极借鉴国内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对宗教学诸原理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分为“概论”、“历史”、“本质”、“功能”、“时代”和“宗教与社会主义”六大知识板块（六篇十三章）：“概论篇”旨在阐述宗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结构，强调宗教学范畴的“历史向度”和“逻辑向度”两个基本向度；“历史篇”旨在具体阐述宗教学（宗教）的“历史向度”，阐述宗教的起源与发展，是对宗教的一种“历时性”研究；“本质篇”旨在具体阐述宗教学（宗教）的“逻辑向度”，依据关于从现象到本质、从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的说法，将宗教的本质区分为“宗教的要素”、“宗教的特殊本质”和“宗教的普遍本质”，提出并论证宗教本质的”三层次说”，是对宗教的一种“共时性”研究；“功能篇”可以看做是“本质篇”的一种延伸，因为宗教的功能乃宗教本质的一种显现；“时代篇”着重阐述关乎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两大话题，即宗教的世俗化和宗教对话；“宗教与社会主义篇”着重阐述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两个基本宗教问题，即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和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这本《宗教与科学》，是罗素1935年的作品。出版的当时，就颇引人注目，到五六十年代，已多次再版，仍很风行。在罗素去世十年之后，再来读一读它，还是饶有兴味。 罗素是众所周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他不信上帝，对宗教神学持否定态度，他是一个非宗教主义者。罗素在这本书中，历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每次斗争的结局，总是科学战胜神学。宗教虽然始终不渝地为神学辩护，但它在科学进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却，为上帝存在的论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饰和补缀。罗素的文采是负有盛名的，他的文章写得深刻而生动，机智又雄辩，他批判宗教神学的一些文章，很可以借用来作无神论宣传的材料。商务印书馆最近还出版了罗素另一本批判宗教的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这是一本文集，收集了罗素从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十五篇文章，和《宗教与科学》可以参照阅读，对罗素的非宗教思想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列宁主张利用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的作品，对千百年来深受宗教愚弄的群众，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看来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宗教神学的书，也不是不可以利用。我们对罗素这本书抱有兴趣，主要也在此。当然，罗素终究是唯心主义者，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罗素对宗教辩护者提出的“科学是不够的”、“科学不讲价值”一类说法，承认是对的，罗素说，“价值”问题确实不属科学探讨的范围，而且他还进一步说，“价值”问题首先不是知识范围的问题，因而它不是凭理智可以解决的。在罗素看来，科学只讲真伪，不管善恶，涉及“价值”一类伦理问题，是没有客观标准的。人们对价值持不同的看法，和人们对食物有不同的口味一样。既然科学管不了“价值”、“善恶”一类伦理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客观标准，也就是说伦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宗教就有存在的余地和必要了。在这一点上，罗素和康德一样，限定知识的范围，给信仰留下地盘。罗素对科学的进步，持悲观主义的看法，虽然他肯定科学每战胜神学一步，就给人类带来一分幸福，减少人的“天生野蛮性”，但科学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残杀手段更为厉害的战争灾祸，而且发展的趋势，将是愈演愈烈。人们在战争灾祸面前，遇到许多伦理方面的问题，这是科学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科学又恰恰给宗教的存在创造了条件。罗素还认为，科学发展的本身，就向科学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他指的是量子力学关于微观粒子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运动方向的问题，微观粒子的运动的不确定性使决定论在论证上出了漏洞，给意志自由论和宇宙目的论的论证开了方便之门。罗素认为，在理论上对决定论和意志自由论都可以驳难，各自在理论上的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因此，罗素说这二者都是形而上学，都不是科学可以证实的问题。显然，这样又给宗教留有余地。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宗教关系研究》笔者程爱勤进行该课题研究，并不仅仅是想搞清楚这个历史时期的某个史实真相，而是想搞清楚，导致该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发生交往行为的更深层的社会或文化原因。当然，交往既然是社会性的，原因必然也是社会性的，而社会性也就意味着综合性，经济的、物质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地域的、民族的、自然的，等等，都可以是展开研究的角度。

这一套《韦伯作品集》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新桥译丛》中精选出来的十余种韦伯论著组成，即包括了韦伯“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以及“制度论与社会学”两大系列的全部著述，囊括了这位学术大师一生的思想与研究精髓。我细审本丛书的书目和编译计划，发现其中有三点特色，值得介绍给读者： 第一，选目的周详。韦伯的“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系列，即《宗教社会学论集》，包括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古犹太教》、《印度的宗教》和《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世界》。其“制度论与社会学”系列不仅包括《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经济与社会”的《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支配社会学》、《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也包括《学术与政治））等。 第二，编译的慎重。各书的编译都有一篇详尽的导言，说明这部书的价值和它在本行中的历史脉络，在必要的地方，译者并加上注释，使读者可以不必依靠任何参考工具即能完整地了解全书的意义。 第三，译者的出色当行。每一部专门著作都是由本行中受有严格训练的学人翻译的。所以译者对原著的基本理解没有偏差的危险，对专业名词的翻译也能够斟酌尽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译者全是中青年的学人。这一事实充分显示了中国在吸收西方学术方面的新希望。 中国需要有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了解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个道理已无须再有所申说了。了解之道必自信、达、雅的翻译着手，这也早已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了。民国以来，先后曾有不少次的大规模的译书计划，如商务印书馆的编译研究所、国立编译馆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都曾作过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战乱之故，往往不能照预定计划进行。今天中国涌现了一批新的出版者，他们有眼光、有魄力，并且持之以恒地译介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世界经典作品。此一可喜的景象是近数十年来所少见的。近年海峡两岸互相借鉴，沟通学术资源，共同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开拓，其功绩必将传之久远。是为序。

《马丁？路德及新教伦理研究》是作者历年发表的文章编组而成，不但贯串了路德对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项的社会伦理观点，也介绍了影响加尔文深远的慈温利在改教运动中的历史角色，对教制的创设及其对中国教会的意义。《马丁？路德及新教伦理研究》不但是王艾明博士研究与教学的重要成果，也是基督教研究在中国，尤其是代表中国教会近几年来重要的神学研究成果。

商羯罗（Shankara， 约788－820年），印度中世纪吠檀多哲学的集大成者、伟大的不二论哲学家、公认的实践智慧解脱的瑜伽士。商羯罗出生于印度的喀拉拉。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云游印度，致力于复兴传统的印度教（婆罗门教），驳斥当时在印度流行的佛教之“无我”学说，重新肯定关于个体灵魂的吠陀真理。鉴于该书的重要性，本书作者翻译了这本小书并加以释论。

本书收录了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第二部《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一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似乎已无须再有过多怀疑。然而，伴随其名著身份的，这却也是一本相当麻烦的书一一从编辑的角度来看：因为，它的注释长度几乎已接近本文的2/3。连韦伯自己在书中也半开玩笑地说道：“陷读者连同我自己于恶性肿胀的批注之茶毒。”（第一部第二卷第一章p．75注②结尾）

在弘法过程中，星云大师曾为当下人开出了一剂在世界上适意而居的“心药方”：“好心肠一条，慈悲意一片，道理三分，敬人十分，道德一块，信行要紧，老实一个，中直十成，豁达全用，方便不拘多少。此十味药，用包容锅炒，用宽心炉炖，不要焦，不要躁，去火性三分（脾气不要大），于整体盆中研碎（同心协力），三思为本，鼓励做药丸，每日进三服，不限时，用关爱汤服下。”看这剂“心药方”，我们也许会发现净心的难处，同时也会悟得“尘尽光生”的方法。而《听星云大师讲人生智慧（精华版）》就是在星云大师所有开示的基础上，将这则“心药方”制成方便的丸剂，让大家在茶余饭后方便时，服上一丸，无论你是心灵有疾，还是精神多苦，都可药到病除，杂念不生。《听星云大师讲人生智慧（精华版）》中，我们可以倾听星云大师谈自知、谈包容、谈随缘自在、谈幸福、谈工作、谈处世、谈生死等等，每一处都是佛家精神的升华，每一处都是大师苦心的慈悲，每一处都是修炼清净心的智慧。只要我们发心去感受，去践行。

《被围观的十字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学》在全面梳理基督教对于中国20世纪以来一般文学创作（即所谓精英创作）影响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大众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发生关系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全书以网络文学创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考察当前中国各种形态的大众文学作品，研究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学从形式创造到意识形态立场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讨论中国大众文化接受基督教文化的独特立场以及此种立场对中国本土神学建设的启发意义。《被围观的十字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学》视野开阔，论据翔实，立论审慎而深入。它面向当代大众文学写作的整体情况，分析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学创作的影响，填补了学术界过分偏重精英文化研究而遗留的一些空白，有助于人文学界从宏观上理解、把握中国大众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对关注大众文化、网络文化、中国大众文学、基督宗教的研究者及爱好者均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