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蒋维乔研究宋明理学的总结之作，分为论道体、论为学、论存养、论政治四纲，介绍了宋明理学中的重要主张，是系统阐述宋明理学的重要著作，奠定了作者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研究领域的地位，影响了中国的数代研究者。

本书以“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论断和命题为宏旨大义，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规定为核心内涵，从“党内民主的由来与发展”“党内民主的重大理论和制度”“党内民主的实践运用”三个维度，多方面、多层次地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重要问题。本书追溯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源头，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党内民主思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基本的经验、教训和规律；着眼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建树，揭示了其发展的趋势。本书汇集了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包含了认识党内民主的新视野、新观点和新启迪。

本书旨在通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分析，客观、全面、深入回答如何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如何概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如何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及其总体特征、如何定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如何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等目前学术界和理论界正在研究的重点问题。

本书旨在疏通孔子学说，首取《论语》之文前后互证，次取群经诸子及四史为证，无证者则缺之。疏通的次序，大抵训解字义、说明文句者居前，发明学说者次之，旁证之事例又次之，旁证推衍之文字复次之。陈寅恪序《论语疏证》时，以为此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方法暗合，为治《论语》者从来之所未有，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

本书的思路就是从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看待马克思哲学和传统西方哲学的差异，从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的关系中去解读马克思所开启的哲学革命。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哲学都是理论哲学，是从理论、逻辑、逻各斯出发构建关于世界本质的以体系主义为目标的哲学，是一种理在事外的哲学，是“唯理论”哲学，具体表现在理论优先、普遍优先、抽象优先和先验存在优先。而马克思的哲学是从实践，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理解关于世界本质的非体系主义的哲学，是理在事中的哲学，是唯物论的哲学，具体表现在实践优先、特殊优先、具体优先和现实生活优先。 全书除“绪论”外，共分五章，分别从“实践哲学的转向”、“对黑格尔理论哲学的颠覆”、对“‘自我意识’哲学的颠覆”、“对直观唯物主义的颠覆”、“实践哲学的形成”层层分析，最后证成以实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

本书对马克思哲学主题即人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分析。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马克思哲学主题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哲学主题的思想源泉、马克思哲学主题的整体性叙事结构及演进逻辑、马克思哲学主题的后续效应与理论延伸、对西方学者的理论及其争议作出的回应、马克思哲学主题的现实追问与实现方式等。这些问题的探讨归根到底是在丰富的参照与宽广的视野中对马克思哲学主题——人类解放的道路的可能性、必要性问题的回答。

本书作者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发展的新思考。马克思人类解放的哲学主题深藏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发展之中，离开了对这些理论的准确把握与合理阐发，哲学主题就失去了依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所包含的基本原理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但它们有跨越自身时空的生命价值和思想特质。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实质精神的理解为主导原则，对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拓展等都有作了论述，并在学科拓展与学科交叉中探讨了时代凸出的诸如教育、道德等问题。

《国学讲演录》内容包括：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和文学略说。《国学概论》是章炳麟1922年4—6月在上海讲授国学的记录稿，书中精辟论述了国学的内涵以及研究国学的方法，系统介绍了传统经学、哲学、文学的流变，对各个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代表人物、著作，都有精湛评价。

《语言与神话》预示了20世纪欧陆哲学的一个重要趋势，即语言的转向和对西方自柏拉图以降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乃至文化传统的彻底批判，接踵而至的便是将这种趋势推向彻底和极端的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在20世纪引起巨大震响的哲学与文化思潮。本书展示了卡西尔著名的“符号形式哲学”的成因和发展，力图把哲学引向语言神话思维，即扩大康德以来的以逻辑为根基的认识论，努力去理解语言、神话、宗教与艺术思维的功能，从而建设一种“系统的关于人类文化的哲学”，也就是“从理性的批判变成文化的批判”。

《文化哲学》是施韦泽生前发表的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著作，包括写作《文化哲学》宏大计划中的第1卷《文化的衰落和重建》和第2卷《文化和伦理》，第3卷《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只留下了手稿，于1999年和2000年由德国贝克出版社（Verlag C.H. Beck）作为遗著出版。《文化哲学》是施韦泽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代表作，他产生的社会影响主要基于这部著作。而且，由于其思想的深刻性和视角的独特性，《文化哲学》成为20世纪西方一部独创性的伦理学著作、尖锐的文化和社会批判著作、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性著作。因此，研究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一般说来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就可以了。施韦泽的文化哲学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背景，更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末的乐观主义文化氛围中，施韦泽就预感到了西方文化的问题。*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使他认识到其所预料的文化衰落的结果来临了。因此，他的《文化哲学》“现在被构思为文化批判。它应该确定文化的衰落，并提醒人们注意它的危险。文化的灾难既已降临，那么对其十分显而易见根源的考察是为了什么呢？”施韦泽就规定了自己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探讨当时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寻找西方文化重建或再生的道路。施韦泽文化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其对文化本质的独特理解：“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个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民族和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为这种有活力的理想所决定。”即“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肯定世界和生命的态度。后来，我把它精确地表述为：‘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施韦泽对于西方文化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只有当能够认识文化的伦理本质的思想重新获得力量，我们才可能重新走上文化之路。在文化哲学中，施韦泽对整个人类思想的研究使其敬畏生命伦理学能够超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成为一种新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承认的世界观。确定了敬畏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学史的地位：当代生命和生态伦理学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