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己所写论文中选出27篇成集的，其中大多篇章已经在刊物上发表。这次出版，文字上或多或少都有修改，只有少数几篇尚未发表。27篇论文虽各自独立，但无论是内容、观点，还是逻辑结构，都是密切相关的，或相互补充，或表现为一种历史发展。这些论文大而言之，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部分计4篇，是从历史源头上探索中国学术思想（包括哲学思想、美学思想、艺术思想、教育思想等）的产生与发展。这个源头，从社会实践方面说，就是上古三代以来所实施的礼乐教化，从思想方面说，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兴起，尤其儒家更起了主导作用。礼乐教化是社会实践活动和文化精神活动的统一体，它发展到西周时代已处于系统、完善的成熟阶段。但如此长的礼乐教化实践，却不见关于礼乐教化的思想言论。直到西周末年和春秋初年出现了“礼崩乐坏”（社会政治制度层面）局面，从而促使人们起而说礼论乐——中国学术思想萌芽。礼乐教化与儒学的关系最直接、密切。孔子“克已复礼”，在政治上虽属不可能，但孔子把礼乐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科目和批评对象，使礼乐变成纯文化而流传千古。作者之所以对中国学术思想产生的这个源头感兴趣，原因在于这个中国文化历史源头，几十年来因礼教被否定、诅咒（如“礼教吃人”），提倡礼教的儒家被批判，而被忽视，被误解，使中国源远流长的学术、教育，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和解释。第二部分计10篇，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论集。所论都是作者所最感兴趣的人物和题目，而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是这一部分的重点。作者之所以对儒家感兴趣，也是由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一个很长时期儒家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儒家与礼乐文化是一种天然联系，儒家为礼乐相济的教育传统奠定了思想基础，继承、发展、弘扬了礼乐文化的精神。儒家思想不仅经常被官方政治所利用而成为统治思想，也是培养、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功是过兼而有之；儒家思想既有历史局限性，又有普遍意义，可是现代人反对封建专制，便把矛头集中指向孔子代表的儒家头上，把专制主义政治统治者的罪恶，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等量齐观，孔子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替罪羊”，并且产生了很深的消极影响。所以，真实地阐发儒家思想犹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从整个中国美学思想史的角度看，只论儒家，当然不系统，更不全面，但就中国美学史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主导方面）以及每篇论文来说，也算是一家之言。第三部分计7篇，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论集。所论五个人物的美学思想都是或者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前50年，它们的美学思想是以固有的文化为基础，批判地吸收西方美学的合理因素，紧密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教育）实际，发挥自己的美学见解。他们的美学思想是中西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创新，很有生命力，不同于那种只演绎西方美学理论而不联系自己的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的“原理”“概论”之类。他们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卓有成效的建设者，功不可没。他们以文化为本体，以固有文化为基础建设中国现代美学学科。他们是成功的，开辟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可惜后来者没有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而是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照搬西方，离开文化本体陷于物质世界而不能自拔。其他两篇，一是述论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建构，二是反思百年中国美学理论建构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的问题。第四部分计6篇，主要论述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作者认为，百年中国美学理论建构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种教训的主要表现是，不是“批判地吸收”而是照搬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理论模式，不是在固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建构而是抛弃这个传统，因而美学理论建构缺乏自己的创造性和民族文化特色。西方现代主义美学主要是以科学认识论为其哲学基础，而这个哲学基础已被后现代主义所颠覆。同时，我们的美学理论建构又受到苏联的影响，以唯物主义一元论作为哲学基础，把美的起源和美的本质混为一谈，以“生活源泉论”代替艺术创作论，以及文艺批评上的政治决定论等，都取消了文化的本体地位，不仅理论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美学理论必须重构。作者认为，要以整体论哲学（即综合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为一体）作为艺术一审美的理论基础，以文化本体取代物质实践本体，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中西融合而创新。这就是最后6篇论文的主旨。

《中国美学的历史重负》是作者从事美学学习和研究生涯以来所发表的论文和文章之选集，所选文章和所涉及的范围包括了作者自学生时代到研究学者以来不同阶段之内容。一方面，《中国美学的历史重负》可以看做是作者学术生涯的一辑学术自传；另一方面《中国美学的历史重负》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从作者所发表的文章内容来看，也深刻的反映出作者对中国美学研究现状之关切与担忧，体现了一位中国当代学者的优秀学术素养与学术良知。

浙江大学是一所人文璀璨、名师荟萃的全国重点大学，前身是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百年浙大，一路风雨又一路辉煌。在这块深厚的土地上，它不仅哺育了马叙伦、马一浮、沈尹默、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张其昀、谈家桢、卢鹤绂等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大师，而且在长期的办学中形成了堪称典范的求是精神。

《神学美学》由襄樊学院神学美学研究所主办，并得到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Chinese Christian ScholarS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的支持。本辑为第三辑。本刊辟有“巴尔塔萨研究”、“神学批评”、“神学诗学探索”、“圣经研究”等常设栏目，专门刊发时下学界所关注议题之文章。本刊可供中外学人、教俗两界读者阅读。

《趣味与理性：西方近代两大美学思潮》的重大贡献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对16世纪末至18世纪这两百年来的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并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作者不是孤立地谈美学，而是紧密地结合当时西欧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联系影响美学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如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思想等方面的实际状况，深入探讨西欧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美学派别的产生、发展和彼此交锋乃至相互交融的过程，并对重要人物及其思想进行深刻具体的分析，新意迭出，从而大大超越了我国学术界过去对这一时期西方美学的研究水平。

所谓“维纳斯的腰带”，指的是文学创作的奥秘。《维纳斯的腰带》以深刻的学养为经纬，汲取了古今中外各不相同乃至势同水火的文学创作理论，再加以作者自己独具匠心的选择和推衍，畅谈了作家在创作时如何获得美和诗意。在全书严谨的学术框架中，既有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又有鲜活的生活和创作感悟，论述清晰简洁，例子生动丰富。对于创作者而言，它是进一步艺术探求与通变的有益参照，对于理论家来说，有助于开拓眼界与思路。《维纳斯的腰带》曾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高友工与中国抒情传统》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华人学者高友工之美学思想的学术专著，主要描述了高友工的思想体系，论列了他对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的理论奠基之功，同时探讨了中国美学史写作的方法论问题。

选入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少部分是从1950-1964年出版的《新艺术创作论》、《新艺术论集》、《面向生活》、《论艺术的技巧》、《一以当十》和《喜闻乐见》等集子中选出的，大部分是从“文革”以后即1980-1987年出版的《开心钥匙》、《论凤姐》、《再再探索》、《不到顶点》、《了然于心》、《审美谈》、《审美的敏感》、《似曾相识》等著作选出的。近年来写成的《审美心态》，虽已在刊物上发表过三四章，因全书尚未出版暂不选入。文章次序的排列以文稿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准。

由我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三卷，原本乃为北京大学的文艺学硕士研究生所准备的入门导读参考资料。没有料到，此书在二十年前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却受到了许多中国古典艺术和文学的爱好者的青睐。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时有人来函，希望此书能够重印。不久前，我江苏老家的凤凰出版社总编辑姜小青亲笔来函相约，希望重版此书，将三卷合成一卷，精装出版，并要我为此书写一重版序言。我当然期盼，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会有更多人仍能承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发扬光大。此书若能引起更多人对中国古典美学发生兴趣，起到引导入门，再进而去钻研古典原著的作用，我将感到十分欣慰，因而欣然受命，信笔写来，说明编撰初衷。当初，我纯粹是为了教学需要，想为北大刚入学的硕士研究生提供一些初步的资料，概略地展示一下中国古典美学有什么精粹之处，以便引导他们登堂入室，进而去领略其中的奥妙。那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开始建立研究生学位制。当时北大中文系的老主任杨晦教授，招收了第一届文艺学硕士生，董学文、曾镇南、杨星映、郭建模等四人入读。他们都是我在六十年代教过的中文系学生，我了解他们的知识结构。那时，杨晦先生已届八十高龄，听觉已不甚灵敏，又因白内障而视觉模糊，已有诸多不便。他要我当他助手，协助他为这一届硕士研究生安排学位课程。

《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美学思想研究》在追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渊源的基础上，从语言的视角出发，旁涉伦理与宗教，对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梳理，阐明了其前后期思想转变的表现、理由及意义，论证了其美学思想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启示与影响及其与欧洲、美洲哲学的暗合与融会，最后落实到维特根斯坦美学思想在中国所激起的语言美学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