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是克罗齐的第一部著作，它所讨论的不仅是普通的美学问题，尤其是美学在整个哲学中的地位，审美活动与其他心灵活动的分别与关系。克罗齐认为哲学自有一个系统，美学在这个系统里只是一个方面。继《美学》之后的三部书——《逻辑学》、《实践活动的哲学》、《历史学》，表现了克罗齐所谓的“心灵的哲学“的全貌。后来的这三部书的要义都已在《美学》里约略提及，所以《美学》这部书含有他的全部哲学雏形。《美学》分“原理“和“历史“两部分。朱光潜先生只译了原理部分，所以书名更为《美学原理》。朱光潜先生译起稿两次，第一次全照原文直译，第二次丢开原文，顺中文的习惯把文字略改得顺畅一点。最后，因为原文太简，有时援引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学说、典故，每遇及此，朱光潜先生都做了简明的注释。

对人存在命运的关切一直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基本主题，而这种关切最直观的指向则是人存在的现实形态——身体。作者认为研究两汉哲学和美学的身体观，目的在于为魏晋美学的形成提供一个纵向的历史阐释，并为后世中国美学中一系列身体性范畴的出现建立历史起点。本书梳理并论述了两汉美学对于身体的规定及其存在境域，既阐发和探讨了汉代形神和骨相理论的内在构成及对魏晋美学的影响、两汉思想家如何认识身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又通过分析身体的社会规训、身体的理想指向，着重研讨了汉代礼乐服制对身体的伦理再造与汉代儒家、道家、道教、佛教对生死问题的不同思考，特别是论说两汉身体观念对魏晋美学的开启价值，试图证明中国美学史的连续性和特点。

自黑格尔以来，艺术终结的论调代不乏人。但在20世纪艺术所遭遇的信任危机达到了顶峰。本雅明说艺术死于滥用，瓦提默说艺术是传统超验价值死亡的殉葬品，丹托说艺术由于丧失了明确的视觉模仿的标准而没有了前进的路向，结局将是名存实亡。 作者在这本书里指出，所有这一切的艺术终结论并不会造成艺术的终结，而只是在不断彰示一种旧有的哲学框架的崩溃，一种身体与精神两分的哲学的衰落。审美和艺术必须要从那种两分的灰烬中更生。 作者指出审美和艺术的新丛林是蓬勃发展的通俗艺术和与身体、生活相关的艺术。审美经验的价值和快乐需要整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新世纪的审美和艺术将直接关乎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活。

本书作者主要探讨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本体论问题，全书共十章，主要涉及“情感本体论”、“生命本体论”、“社会功利本体论”、“自然典型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等多种概念。通过对20世纪美学代表人物及观点的阐述，展现了20世纪各个时期美学思想的全貌。

本书是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试图以审美活动为逻辑起点，以境界为审美本体写的一本美学原理性质的书。在书中，作者试着回答“美学研究什么，有什么用”等问题。该书具有三大特色：有一个新的完整的体系；有当代意识；有中华民族的特色。

大千世界，到处都是美的东西。这些美的东西为什么会成为美的东西？它们是怎样产生和创造出来的呢？人又为什么能够欣赏它们，创造它们，并认为它们是美的呢？这就涉及到了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作者平生服膺马克思“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的话，主张顺应自然，按照客观规律，去发现和创造美。本书即是一部体现了作者上述主张和认识、关于美学理论研究与探索的集大成的优秀学术专著。

　　……阅读丹托那些最为火热、激情、深邃的文字，你可以有一种疗伤的愉悦。——玛莎·努斯堡，《思想的剧变》的作者丹托告诉我们，美的经验对艺术而言可以是有选择的，对生活而言，却是必需的。而这正是一本必需的书。——比尔·勃金森，圣弗朗西斯科艺术学院自由艺术专业教授、诗人本书是丹托2001年在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年度会议上的演讲录，是丹托当代艺术哲学的第三部，第一部是1981年出版的《普通物品的转化》，第一部是1997年出版的《艺术终结之后》。在这部以美为主题的书里，丹托又重新思考了当下对美的认识。作者在本书中试图厘清艺术的历史哲学问题、艺术的现实困居、艺术批评的行为所在以及当下的后历史时代，艺术该怎么样。读了这本书一下子让人清醒了，艺术不是只关注美，美学也不是只研究美，艺术是一个丰富的世界，只有把唯美论破除了，对这个丰富的世界才能认识，特比是对大学上美学课的学生而言，这本书来到我国太及时了，快快纠正那些大学美学教材的偏见。

真、善、美，人生三大精神追求。本书从人的心灵机制与社会机构两个层面论述了三者的关系，着重论述以崇善为旨归的伦理与审美的历史亲缘性、活动方式及内涵的歧异性和统一性。在充分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与审美的关系及20世纪以来东西方有关伦理与审美种种学说的基础上，预示伦理、审美发展的未来。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富有传奇色彩的父子二人，使命追求贯穿中国近代史。从辛亥革命到建设新中国，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改革开放；从追随孙中山到寻找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江泽民直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集体休戚与共。辛亥年，孝父守家而弃学从商的青年庄希泉，受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之影响，怀“知之则必能行之”的信仰心，受革命军政府之托，奔走南洋各埠，为民族复兴募饷，“自觉”加入同盟会。那时社会，盛行“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之风气，“民不涉政”之心理已为习惯。政党组织无严明纪律，成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民族自觉”就如同沙漠之水，显得非常珍贵。南洋募饷告段，队员却无意返国，有人问他：回国之事，有何打算？“希泉此番来洋，眼界大开，知我万千侨胞爱国之热忱，回国后当投身革命，忠心不贰，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执守‘自觉’。”此起，弃纸醉金迷之南洋，撼然一人回国复命，一生追求共产主义。建国后自1961年起任全国侨联代主席、主席22年。嗣子庄炎林自小受父母亲庄希泉、余佩皋影响和引导，16岁参加革命，驰骋疆场。解放后致力于青年、党政、坦赞援建、旅游、侨务等方面的建设事业。退居二线后又奉命复出，出任全国侨联主席，秉承父志，为国家侨务及民富国强事业再续新篇。父子二人自始恪守：自觉服务于人民。　爱国，在于行；责，在于心；信，在于诚；觉，存于品。　自觉、责任、讲信，实乃民族之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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