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树立党校研究生教育的良好形象，确保党校研究生教育的含金量，我们认真人学习和汲取普通高校研究生培养的成功经验，同时又济意体现党样的特点，一方面坚持规范运作，严格管理，一方面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水平。已毕业硕士生中多数考入重点高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干部研究生教育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较好评价。为适应高层次干部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需要，教研人员经过潜心研究，生产了不少较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和教学成果，我们从中有目的的选择了一挑理论系统性、学术前瞻性和实践性的均较强的成果，编辑出版了《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研究生教育文库》。

逻辑学，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总是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进步的。因此，它也必然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只崇尚真理，不迷信前人，也不迷信权威。它鼓励一切逻辑爱好者，对它已有的理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指出其缺陷，并加以补充和完善。本着这个精神，本书就概念的语言形式及其他几个问题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向蕴涵理论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对规范方阵更是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目的在于向世人证明：逻辑学并非都合逻辑；无名小卒也能为逻辑学理论更加符合逻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书阐述了普通逻辑的各种基本规律， 介绍了概念、判断、推理这三种思维形式的基本知识.

墨家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是人类思维史上两个最具典型意义的逻辑形态，它们分别对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思想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向。本书将逻辑放入文化这个大的视野下，以两种逻辑产生的文化背景为依据，采用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求同与求异相结合的方式，阐明了两种逻辑形态在目的和任务、主导推理类型、推理成分的分析以及后续发展等方面的差异。由此说明：逻辑与文化的客观联系，一方面表现为文化对逻辑的制约，另一方面表现为逻辑对文化的影响，逻辑的研究应注入文化的诠释，文化的研究同样也需要逻辑的关照。

我们这本《中国逻辑史》专著坚持以形式逻辑思想在中国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为主要对象和范围，坚持以科学的现代数理逻辑和正确的传统逻辑为主要的研究方法。鉴于目前在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存在着对象、性质、方法等问题上的许多混淆和误解。我们这本《中国逻辑史》专著决定用比以往任何中国逻辑史著作更多的篇幅，努力站在现代逻辑科学的高度，详细论述中国逻辑史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第一次讨论了中国逻辑史与哲学史、辩证逻辑史、语言学史、符号学史、语义学史、名辩学史等相关学科史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本书的“绪论”实际上具有为“中国逻辑史”这门学科重新正名的意义和作用。以澄清对“中国逻辑史”这门学科的种种混淆或误解。这是我们这本《中国逻辑学》专著的重要特点之一。<

本书是达米特的代表性著作，它最为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哲学思想的全貌。全面阐述了意义，真与反实的论等问题。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出发，作者阐发了弗雷格的涵义和指称的概念，对弗雷格关于涵义与指称区别的论证做了进一步的辩护，批判了真值条件意义理论，提出了辩护主义的意义理论以及意义理论的显示原则、交流原则，试图把应用于数学领域的直觉主义逻辑方法推广到日常语言领域，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问题，以奠定其哲学理论的逻辑基础。本书涉及的哲学理论博大精深，其主要观点大胆而深刻，颇有争议而极具原创性，是学界公认的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是20世纪哲学的真正高水准的成果之一。

《逻辑基础》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系列教材之一，是专门为大学文科学生以及自学者，特别是那些没有理科背景的读者编写的现代逻辑教科书。《逻辑基础》的编写参考了大量国内外的相关教材，总结了作者多年的研究和教学成果。全书贯穿着一种现代逻辑的观念，力图使学生通过《逻辑基础》的学习，具备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该书体例新颖，结构简练，以现代逻辑的基本知识为核心内容，同时兼顾传统逻辑的精华；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作者通过列举现实生活中大量生动直观的实例，说明比较抽象和技术性较强的逻辑知识，从而省去了现代逻辑中许多枯燥、繁琐的纯符号内容，使《逻辑基础》好教、好学、好用、好理解、好掌握。《逻辑基础》还给出了一些有趣的习题和参考答案，便于学生加深理解和掌握。《逻辑基础》既可作为大学文科逻辑教材，也广大逻辑爱好者的自学用书。

《人民警察高等教育（专科）规划教材：逻辑学教程》在编写过程中立足于普通逻辑的基本原理，适当吸收现代逻辑学研究的有关成果，密切联系公安工作实际，并对公安工作中的模态推理、类比推理、回溯推理、侦查假说等思维形式及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充分体现了逻辑学的科学性与应用性的相互统一。

《归纳逻辑导引》含美学概论和各门类艺术的审美两大部分，前者含美、美感、艺术三章，后者含绘画、雕塑、建筑、设计、音乐、舞蹈、影视、戏剧八章，最后归结于素质教育。

从时间顺序来讲，这是作者晚年系统阐述其哲学思想的首部著作，根据作者于80年代初为研究生讲课的记录整理而成，并经过作者仔细阅校。千年之后，作者决定把此书列为当时正在撰写的《智慧说三篇》的第二篇（理论化为方法），此时他感到有必要对此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结构上作些调整修改。作者的溘然去世使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但也使后人能较真实、全面地了解8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水准。全书共有九章，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逻辑思维过程的辩证法和逻辑思维形式的辩证法。在作者看来，逻辑思维（包括普通逻辑思维）是包含辩证法的，而对它的认识和运用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作者的任务是对这个过程进行反思，并对达到自觉状态的辩证思维的基本形式（范畴、规律）和方法进行系统探讨。作者对逻辑思维过程的考察的主要内容是对他后来所说的“广义认识论”的四个问题的讨论：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如何培养理想人格？作者把认识过程的基本关系“能”（认识主体）“所”（认识客体）关系同“知”（认识）“行”，（实践）关系结合起来考察，把中西哲学传统（如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仁”，“智”统一学说，中国近代哲学家金岳霖的概念的摹写和规范双重作用的观点，古希腊哲学中对于意见和知识的区分，德国古典哲学中对于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抽象真理和具体真理的区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对于科学革命的讨论、发生认识论对于行为操作同逻辑思维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观点结合起来，对人类认识从不知到知、从抽象真理到具体真理、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发展过程进行了富有独创性的讨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说明了认识的辩证法如何经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思想和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传统的互相诠释，作者勾画了一个以“类”（包括一系列在“知其然”的认识阶段所运用的范畴）、“故”（包括一系列在“求其所以然”阶段所运用的范畴）、“理”（包括一系列在“明其必然与当然”阶段所运用的范畴）的次序作安排的辩证思维范畴体系。在把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认识）辩证法统一起来考虑的基础上，作者阐述了辩证方法的两条基本要求：贯穿于逻辑范畴体系中的对立统一原理转化为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的运用表现为理论和实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