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学年鉴》是由教育*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办的学科年鉴，创办于2011年，2022卷为第12卷。本年鉴系统汇集中国伦理学的年度研究进展和学科建设情况，包括研究报告，专著、论文的介绍，以及中国伦理学学科状况和学术动态等。《中国伦理学年鉴》秉承学术性、客观性、前沿性等的宗旨，力求反映中国伦理学学术研究和道德实践的年度总貌，全面系统记录和展示中国伦理学的优秀学术成果，促进中国伦理学学术共同体的思想交流，推动中国伦理学界智慧结晶的传播，为中国伦理学领域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中国伦理学年鉴》常设栏目有特载、特稿、研究报告、论文荟萃、著作选介、学术动态和伦理事件。特载栏目选择当年对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研究有重大影响的政府重要文件：特稿栏目对年度重大伦理学问题分析研究或进行综述；研究报告栏目对国内学者伦理学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论文荟萃栏目精选并简介优质的伦理学论文；著作选介栏目精选并简介优质的伦理学著作：学术动态栏目对伦理学学术会议、课题、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汇总介绍：伦理事件栏目则对年度国内重大伦理事件进行整理与发布。

本书论述格林式实验伦理学回应或回避批评的方式有重申自身核心思路、构建“同罪论证”、区分道德语义学的内外在主义、依据论证的直觉性与非直觉性差别、否认或限定非对称性与不确定性问题的合理性等。然而，实验伦理学研究者与传统伦理学研究者之间很难进行有效的对话。因此，本书对诸多批评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处理，将它们精致化为概念性、立场性、方法论与实验操作四个层次的困境。本书指出，格林式实验伦理学可以通过澄清、界定研究目的、说明论证类型、给出完善性方案等方式找到这四个层次困境的出路，虚拟现实技术应该作为超越现有方法论困境的新进路。

网络媒介的诞生与发展将我们抛向了一个今非昔比、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新时代在提供生产、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众多的困惑、矛盾或冲突。困惑、矛盾或冲突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失落，在于“在一起”的缺失。而“我们在一起”根本上是以“伦理”的方式“在一起”。本书的研究正是基于“信息方式-伦理方式”的诠释框架，遵循“思辨-历史-现时-前瞻”的构思逻辑，采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维方式，在复原早期口头媒介与印刷媒介时期的伦理图景的基础之上，深刻反思“网络时代，如何达到伦理、建构伦理”之问，即“网络时代，我们如何在一起”之伦理追问。相关思考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积极面对网络媒介正在带来或即将带来的伦理议题与文明课题。

本书以社会化机器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社会化机器人的人文价值，以及由社会化机器人所引发的人文问题。本书着重关注人的“三维”存在，即人作为个体意义存在、作为群体意义存在和作为人类整体意义存在因社会化机器人的介入所形成的人文新境遇。在肯定社会化机器人的人文价值的基础上，考量其引发的诸多人文困惑，力求在根源处把握问题的成因并寻求可能的治理之策，以实现社会化机器人的良性发展与“人机和谐”的全新图景。

宋代是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时代，宋代的家风家训家规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除了弘扬传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之外，治生、制用、人道和惩罚也成为这个时期家风家训的要求。在肃穆朝堂之外，那些大名令今人如雷贯耳的大儒、名臣是如何做父亲、做祖父的？他们怎样看待教育？在他们看来，为人处世最重要的是什么？以古为鉴，其中仍有新意值得探寻。作者择取10位宋代名人，对其个人和家族进行研究和解读，发现名人家风内核各有侧重，但其中强烈的济世情怀始终如一：家风从来不只是让自家子弟独善其身，更是兼济天下之心法。此外。本书中绝大多数的精神核心，依然在千年后的同一片土地上传承、生长着，依然熠熠生辉。

本书从思想政治教育学、伦理学的角度考察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角色，旨在通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这一综合性教育职业化社会角色的把握，明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角色伦理的基本概念及其价值诉求，结合理论逻辑和现实要求从角色伦理精神分析，角色伦理的价值内核以及伦理责任，角色伦理元素的结构以及角色内容，角色伦理关系的构成及其冲突的类型、原因，角色伦理行为的演讲、培育及失范矫正等角度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角色伦理进行了全面描绘和分析，揭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角色伦理的价值向度及其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阐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角色的伦理秩序、角色伦理的价值指向和行动边界。最后，本书探讨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创建德福一致角色伦理生活的可能性、所需条件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实践角色伦理的路径。

现代性自我以绝对的主体性斩断了自我与历史、社会的本体性关联，企图以原子式个体自主地建构新世界的道德价值和伦理秩序，这种“美学上的假象”既无力创造现代社会和谐的伦理秩序，也不可避免地使道德行动和道德判断陷入主观性的泥潭，并最终导致启蒙道德筹划的失败。本书基于教化论的视野展开对现代性“无伦理的道德”的批判，论证道德教化的伦理之维及其双重使命，主张以伦理实体性拯救碎片化自我和日益“贫乏而苍白的道德”，进而提出一种走向伦理精神的道德教化以实现真正的道德自由，为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贡献智识努力与可能路径。

本书聚焦公共健康伦理的基本理论，以“公共健康伦理何以可能”为切入点，在正面回答公共健康伦理的可能性、解决公共健康伦理学科合法性的基础上，探讨和阐释公共健康伦理的基本论域、本质、结构、向度、功能和运行机制，并兼及公共健康伦理的实践应用和中国特色公共健康伦理学的构建问题。

本书主要从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如何推进古典伦理思想的现代性转化？古典伦理思想对于当代社会伦理治理的意义何在？如何以中国视角来审视和解读古典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德性培育”作为维护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动力因，是社会伦理治理的重要组成。其中，“实践智慧”的理念承载着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统，是搭建起德性教育理念与德性素养实践的一个桥梁。因此，笔者认为“实践智慧”构成了东西方伦理思想和道德实践的核心概念，也是当代社会伦理与道德实践的重要价值品质。找到古典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确立“立德树人”的哲学基础，对社会伦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在现代道德哲学中被广为接受的教条认为，康德伦理学和后果主义伦理学站在对立的两极。然而近些年来，该教条受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之间的相容性问题，甚至尝试提出了各种版本的康德式后果主义。本书在批判性地梳理了各种康德式后果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康德式至善后果主义。这种新的康德式后果主义认为，虽然康德或许并非是一个后果主义者，但他的至善学说却包含着一种后果主义解读的可能性。这种解读不仅为人们探讨康德伦理学、后果主义伦理学以及二者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而且对于我们分析和解决一些棘手的道德争论如“电车难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