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中国哲学史和伦理史研究中，儒家伦理的社会实现一直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在人们的认识中似乎理论思想即等于社会实践。《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主要关于儒家伦理可能性问题的研究》作者历经多年，对儒家伦理究竟如何可能的问题做了专门和深入的研究，这包括儒家伦理作为一种思想究竟是如何向社会传播的；最初作为精英的理论究竟如何能够转变为大众的实践；伦理思想在社会层面的落实究竟需要哪些基本条件；儒家伦理思想从发生、成熟到最终在社会层面的落实究竟经历了哪些阶段或什么样的过程等等。《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主要关于儒家伦理可能性问题的研究》正是主要针对上述问题所做的思考。《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主要关于儒家伦理可能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社会伦理生活作了鸟瞰式描述，依次考察了先秦、汉唐、宋以后中国社会伦理的基本状况，着重指出宋以前中国社会的伦理是比较薄弱的，这可以在社会史和教育史研究中得到证明。《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主要关于儒家伦理可能性问题的研究》也对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伦理的一般状况做了比较考察，指出了普遍伦理得以可能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再有孔子孟子与荀子有关伦理问题的认识、先秦与宋明有关伦理问题的认识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荀子与黑格尔的伦理思想则多有共同之处，这些在《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主要关于儒家伦理可能性问题的研究》中都得到较深入论证。另《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主要关于儒家伦理可能性问题的研究》还附带考察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伦理状况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基层伦理状况。《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主要关于儒家伦理可能性问题的研究》虽是一部论文集，但全部论文共形成八个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部分，各部分的逻辑关系严密而清晰。

《道德赏罚论》对道德生活中赏善罚恶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理论研究。全书的内容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系统梳理了中外伦理思想史上主要的道德赏罚理论；第二部分对道德赏罚的概念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道德赏罚的逻辑根源以及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根据，在比较道德和法律的基础上阐述了道德赏罚的基本特征，并对道德赏罚的基本类型进行了新的系统的划分；第三部分揭示了道德赏罚的功能、价值及其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的基本原则等。

《新和谐之道：决定和谐的组织伦理与制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是提出问题并对进一步的研究、论述做基本的铺垫；第一编分为五章，题为“组织和谐与组织伦理”，主要研究决定组织制度的组织价值观念，而组织的价值、制度决定组织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活力与竞争力，所以该部分是全篇的理论基础；第二编分为两章，题为“组织政治制度”，主要研究东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维系与活力，除了展示组织权力价值对组织制度的决定外，也从组织制度维系的角度探讨了组织伦理价值观念形成的历史原因；第三编分为三章，题为“公司（组织）治理”，从组织集体权力价值、组织权力制度角度探讨了主要国家不同类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利弊与公司竞争力，并从组织集体权力价值角度对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重新分类，提出了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设计原则，本编为前两编理论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

人生没有绝对的弱者，心态是命运的控制塔，决定人生的成败，影响人生的前途。一个人受到太多的压力之后，心态会变得十分的不平和，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对于工作和家庭都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这时就要学会如何去调节好自己的心态。本书为成功励志读物，通过讲述故事、解析道理、心理测试等，阐发了许多人生道理。并告诉读者，为了获得成功，成为强者，应该争取哪些方法。书中的许多哲理、方法，都是自己人生和事业取得提升的座右铭。

李宗吾的《厚黑学》被有些人称为天下“奇书”，自发表以来，经历了近百年沧桑岁月，可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虽然有其糟粕，但它至今能流传下来，说明其有一定的价值和一定影响力。 这本书写于军阀混战时期，当时国家积弱、军阀混战、时局动荡、民不聊生，许多仁人志士都在探索富国强民的道路。李宗吾先生就是在思想极度苦闷、报国无门的情况下，奋笔著述了《厚黑学》，通过分析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种种权术的运用，讽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那些丑态百出的官员，用正话反说的方式，揭穿了下年官场的黑幕，振聋发聩。厚黑学最重要的是把中国几千年帝制后面的文化心理中陈芝麻烂谷子的东西全部晾晒了出来，有学者评价说厚黑理论是“对汉民族腐朽文化和堕落人性的考古报告”。

《功利主义》出版于1861年。穆勒一方面继承了边沁的功利原则，认为功利原则或者最大幸福原则是任何行为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穆勒不完全赞同边沁快乐只有量的区别的主张。边沁的功利主义重视当事人的功利．而穆勒则更重视的是总体功利。幸福，意味着预期中的快乐，意味着痛苦的远离。不幸福，则代表了痛苦，代表了快乐的缺失。

西方伦理学史上第一本伦理学专著。据说由亚里士多德之子尼科马亥整理成书，故名。作者系统总结了古希腊伦理学思想，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亚氏现存三种伦理学中是最完整的一种，也是全部已知的亚氏著作中体例、结构最齐备的。作者论述了个体道德和幸福，理智德行和实践德行．友谊和公正等问题。他指出，求得个人善是伦理学的目的，求得社会的群体善是政治学的目的。

《道德情操论》作者试图用最简明的思路回应人类面临的道德情感问题，他把看到或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产生的“同情”，看做是人类天赋的基本美德，他认为，情感的湖动构成了社会会生活天然的项链，道德和正义对于社会会乃至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至关重要。在物欲膨胀、道德濒临崩溃、心理危机日益深重的时代，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将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不存在任何客观的价值。本书开首的这一断言，显示出作者将以一种独特的主观主义视角来表明，道德，无法被我们发现，而是必须被创造出来。本书系统地表述了麦凯的伦理学思想，虽然篇幅不大，却影响甚大。它初版于1977年，在此后的短短6年里就再版了4次。它试图勾勒出一个伦理系统，此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探讨了伦理学的地位，第二部分分析了伦理学的具体内容，第三部分则探讨了伦理学与法律、政治、宗教等其他领域的关系。

对那些自诩在哲学和科学领域为世人发现了新事物的人们来说，通过贬低所有的前人提出的体系，来间接地夸耀他们自己的体系，没有比这更常有和更自然的事情了。诚然，我们对那些能够提交人类理性法庭的最重要的问题仍很无知；如果这些人满足于惋惜这种无知，那么熟悉诸种科学的人就很少不会欣然同意的。凡是有判断力和学识的人，都会很容易地察觉到，那些已获取最广泛的信任，以及极高地自诩有精确而深刻推理的那些体系，甚至它们的基础都是很薄弱的。由盲目地接受各种原理推论出来的残缺的理论，它的各个部分之间必然缺少连贯性，整个体系也缺乏证据，此种情况在最著名哲学家的体系中也随处可见，并且看来已为哲学本身带来了耻辱。无需非常渊博的知识就可以发现目前各种科学中的不完善情况，即使是门外的白丁也能根据他们听到的嘈杂吵嚷声判定科学内部并非一切如意。无事不成争辩之话题，无事不存在学者间相反的意见。我们乐于讨论那些琐细的问题，而对于那些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却不能给予任何明确的结论。争论无休无止，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但人们对这些争论又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就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确定的。在所有这些喧闹中，获取胜利的不是理性，而是辩论术：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诡术，把极其怪异的假说无所不用其极地描画一番，他就不用担心得不到改换门庭而来的信仰者。获取胜利的不是手执长矛和利剑的武士，而是军中的吹鼓手和乐队。在我看来，普通大众，甚至是在自命为学者、宣称对其他每个学术部门都给予了恰当的评价的那些人当中，之所以对各种样式的形而上学推理产生成见，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并不是将形而上学推理理解为任何特殊的科学部门，而是指在任何方面都很难懂、需要费些神方能理解的每一种论证。我们已是如此经常地在这样的研究中枉费精力，以至于我们通常总是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抛弃，并决定，即使我们必须永远受错误和幻想的奴役，那么至少它们还是自然的和有乐趣的。实际上，只不过是极度的懒惰，此外还有最坚定的怀疑论，才会为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厌恶作辩护。因为，真理既然是人所能及的，那就可以确定，它必定是处在相当深奥的地方；那些最伟大的天才穷其心智，尚且没有收获，如果我们竟希望真理可以不劳而获，那真是太狂妄自大了。我并不认为我将要阐述的哲学具有这样的优越性，如果它是这样的浅显易懂，那我会觉得这倒是一条对它的强大反对理由了。显而易见，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着某种关系；不管看起来与人性相隔多远，每门科学都会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返回到人性之中。即便是数学、自然哲学、自然宗教，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存在于人的认知范围内，并且为其能力和官能所判断。我们无法断言，如果我们彻底认识了人类知性的范围和能力，能够解释我们所运用的观念的本质，以及我们在推理过程中心灵的作用的本质，我们对这些科学将能作出怎样的变革和改进。自然宗教更加希望有这些改进，因为它不会满足于依据神的本性教导我们，而是要将之进一步扩展到神对人的安排，以及人对神的义务；因此，我们自己不仅是理性的存在者，同时也是我们理性考察的对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