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学史》是以科学方法讲述中国伦理思想的开山之作。它将中国伦理学史划分为三个时代，分别讲解了从孔子到王阳明等代表人物的伦理思想，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普及性，在国内外知识界、读书界有较大影响，是大众读者了解中国伦理思想的重要读物。

《德性人生：一个人生活伦理引论》是福建省教育厅2008年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生活伦理研究”（JA08180S）的研究成果，也是泉州师范学院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成果之一。《德性人生：一个人生活伦理引论》是在吸收学术界有关婚姻家庭伦理、职业伦理、消费伦理、公共生活伦理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社会生活实践，经过深入思考撰写而成的。

1982年7月，中国伦理学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伦理学史座谈会，让我讲一讲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后来由徐少锦同志将讲话记录整理出来，刊登在《伦理学与精神文明M983年第一、二期上。当时语焉不详，讲得很不全面。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张毅辉同志语我：“很多同志希望看到你关于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较详论述，希望写出一本书来。”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经过反复思考，写成十二章，总题为《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几年前我曾写过一本《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华书局，1983），那是泛论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未讲关于伦理学说的特殊问题。这里只关于伦理思想若干问题的具体分析方法，关于哲学史的普遍适用的方法就略而不论了。中国哲学中伦理思想比较丰富，所涉及的问题较多，而且学派繁盛，纷纭错综。对于两千年来伦理学说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的清理，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些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例如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问题，人性学说的理论分析问题，仁爱思想的评价问题，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问题，对于所谓“纲常”的分析批判问题，等等。这中间包含一些深微渊奥的内容，不是浅尝所能理解的。对于传统思想，过高的推崇赞扬是不适当的，但不求甚解、随意否定的态度也是不足取的。重要的是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具体分析。《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主要是选出伦理学史上关于重要理论问题的一些有典型意义的思想观点加以分析评论，借以表示进行伦理思想研究的方法。因古代伦理思想比较艰晦难懂，所以主要谈论关于古代伦理思想的问题。

在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伦理思想史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伦理文化向何处去，蔡元培建立在倡导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基础上的伦理思想是20世纪中国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蔡元培先生的伦理思想是近代中国道德批判和伦理革命思潮合乎逻辑的思想成就，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产物，是一代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中的心路历程和伦理诉求。

《伦理学知性改进论》是斯宾诺莎关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著作。这书大约是他在1661年冬天到1662年春天所写的。因为他在1662年4月左右给奥尔登堡的一封信里曾提到这篇文章的手稿。这是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虽说没有完成，却仍然是一篇可以告一段落的、内容丰富的独立的论文，并且可以当作他的中心著作《伦理学》的导言来看。在本篇他自己所加的小注中，有几处常常提到“我将于我的哲学中加以说明”。

发展问题是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任何国家和社会在任何历史阶段都必须面对发展的困境和难题。在现代社会，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和普遍，发展不仅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而且关乎着广大人民的自身福祉。发展观念和发展理论被现代社会赋予价值内涵和理性的思考。对发展概念缘起、演变的梳理，对发展困境的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发展难题的求解就显得较为迫切和重要了。因此，对西方发展理论成果的学习和借鉴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传统经济学视野里的发展实质上是以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它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正确关系，直接导致了巨大的代价。发展理论由此经历了两个方面的转变，即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的转变，和以发展的“客体”为中心到以发展的“主体”为中心的转变。新的发展理论呈现出明显的伦理特点。伦理视角中的发展观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表现为经济与伦理的离合，这种离合肯定了伦理的导向作用。伦理可以规范和引导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趋势，使之向着造福人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对发展的理性反思，要求我们关注目的价值，树立以伦理为指导的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发展中目的和手段、效率和公平等矛盾。从功利主义幸福观指导下的发展观到罗尔斯正义视角下的发展观，再到阿马蒂亚·森自由理念下的发展观，不断传承与创新的伦理原则指引着发展的进程，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包括发展的目标体系和战略原则等。在当今发展理论研究的时代前沿，罗尔斯的正义论和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发展理论，无疑具有十分显著的地位。在宏观层面上，正义的制度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正义是发展的重要价值。罗尔斯的正义论从宏观的制度层面探讨了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制度体系，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如果一个制度为了得到较大的社会或经济利益，而违反平等自由权原则，则这个制度是一个不正义的制度。换句话说，任何自由权利的牺牲，不能以社会或经济上的利益作为补偿，罗尔斯称之为自由的优先性。同时，罗尔斯强调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重视利益的分配。罗尔斯的正义论不但要保证个体幸福，而且主张通过正义对人们的价值追求作出适当的限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和谐、稳定、有序的状态。通过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正义作为一种稳定社会秩序的均衡方式而发挥作用，它保证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如下方式得到解决，即为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们提供最大可能的利益，同时确保公平的机会平等。在微观层面上，森超越了经济学家和发展理论家们对传统发展理论的一般性修正和窜改，在对传统发展观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以可行能力为核心对发展进行了重新定义，他怀着对处于发展中不利地位的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的深深关切，通过对发展伦理的基础性改造，在对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公平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发展的新型伦理基础——可行能力之伦理基础，并以此向人们展示了这一主题——发展就是个人获得可行能力，实现全面自由的过程。在森看来，可行能力的理论框架具有一个广泛而综合的基础，即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包容性，能够兼顾对个人生活有意义的各种动机，能够对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因素给予评价：它能够顾及功利主义对人类福利的兴趣，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过程和行动自由的关切，以及罗尔斯理论对个人自由权、对实质自由所需资源的集中关注。本文正是在发展理论演变的历史大背景下，通过批评以功利主义原则为指导的发展观念，分析发展理论应该具备的诸种理念，以及沿着正义论和可行能力理论的发展形成路径。从对传统发展理论的全面反思，到制度的伦理建构，再到以个体的可行能力看待发展之理论体系的形成，通过制度正义和个体的可行能力的视角，重新看待发展以及发展中的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等问题。本文立足于对发展话语和发展实践的反思，研究对象比较抽象和一般。反思和批判只是帮助我们审视和放弃不合理的形而上假定、浪漫主义理想，更贴切的理解发展，帮助人们形成总体的思维框架，提供行动指南。

人类诗意地栖息于地球，并对自然过程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人生存于大地，依赖于大地，从属于大地，这是人的生存之所在，人的存在之所在，人的根本之所在。因此，大地是万物之母，也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的立足之地，是人的持久根基。人不是自然和大地的主宰，而应是自然和大地的维护者。“栖息”主要不是居住下来，而是要看护并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空间，在这样的场所，其他事物能够自己展现并健康成长。“栖息”首先是拯救，是使其他存在物成为它们自己，完全展现它们自己。因此，人应该接受大地的恩典，让所有事物“存在着”。只有让事物存在，不毁坏和毁灭自然物，人才能从事物的存在中获得自己的存在，并与万物同在，建立人在大地上的诗意般的居住。也就是说，除非大家都获救，否则谁也不能得救。故此，人类应该理性地摆正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人在大自然中所占据的并不是最重要的位置；大自然启示给人类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只有适应地球，才能分享地球上的一切。只有最适应地球的人，才能其乐融融地生存于其环境中。人类诗意地栖息是精神的产物，它将把人类带向希望之乡。《海洋公共伦理研究》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海洋资源环境经济系统优化研究”中的一个部分成果。

《人的未来》收集了他探讨人的未来问题的主要论文。这些论文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整体，包含丰富、深刻的创见，使人读来觉得其作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未来学创始人。人的未来的问题在德日进的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基本兴趣不在于艺术的未来、科学的未来、西方文明的未来，他的视觉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视觉，也就是说，他致力于认识世界的结构和演化，不仅细致地分析种种最隐秘的自然现象，而且还以完全连贯的、可理解的方式探究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

本书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论述了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及人类社会建立一种人与自然新型伦理关系的迫切需要。在系统介绍和分析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论与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伦理思想基础上，从生态学、哲学和环境科学的视角，对现代生态伦理观和行为道德规范进行了阐述。最后就生态伦理学思想在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中的应用进行了论述。本书可供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科研单位领导、工程技术人员等环境保护工作者学习使用，也可供有关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中国文人追求的最高的人生理想。无数先贤孜孜追求这种境界，终其一生留下了训诫子孙的不朽圣典，《了凡四训》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了凡四训》中处处蕴含着“命自我立，福自我求”的道理，蕴藏着求善求真的智慧。这是一部经久不衰的劝善奇书，也是锻造优秀民族精神的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