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哲学，我们普通人是怎么想的呢？沾满灰尘的大部头，不营言笑的老教授，还是满纸的莫名其妙？牛津大学年轻哲学家斯蒂芬·罗选择了对少年讲哲学，带你走进最令人震撼的哲学命题。你不必费尽心思去弄懂本质、存在、认识论这些飘忽的术语，你要想一想的是你吃肉是不是道德的？你的父母和你周围的世界是不是虚似的？对和错从何而来？等等。你不必一头雾水地恭听柏拉图们给你上理论课，也不必吃力地去啃他们写出的天书，跟你抬杠挑战的是好争辨的小女孩卡罗尔和她一本正经的朋友艾莎，充满好奇心，好心办坏事的火星人布和布罗，连斯蒂芬自己也和你一道在哲学这个风景园里走马观花呢，做好准备，去面对外星人，被身体分离的大脑，虚似的现实，甚至两个“你”！

韩东育，男，东京大学博士，现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主攻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日思想史比较研究。著有《天人·人际·身心——中国古代“终极关怀”思想研究》一书，并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思想史研究》（东京）、《二十一世纪》（香港）、《读书》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日本是“儒家资本主义”的观点，长期以来——直是中日思想史比较研究领域的主流话语。然而实际上，就观念形态的主调而言，日本的近代化自始至终是一个“脱儒”的过程。重要的是，这种脱却变化并非来自海外刺激，而是文化内视——对先秦实学思想的再诠释的结果。该结果刚好体现在明治维新前江户思想所发生的“脱儒入法”运动这一历史性转变中。本书理清了新法家、新儒家、原始法家与原始儒家之间的深刻关联，真实地再现了法家思想资源在日本自生近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奠基作用，也为缺乏这一过程的近代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系统。

本书内容包括否定的辩证法的渊源，批判理论的兴起，否定的辩证法的核心，以及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等。

这套丛书精辟地论述了西方历史上著名思想家的学术观，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线索，是广大学生和哲学爱好者步入人类智慧殿堂的入门书。丛书紧扣思想家的原著，并联系当前的现实，目的是激发读者思考问题和进一步阅读原著兴趣。丛书的每位作者都是研究该思想家的著名学者，对其本人及原作都有独到的见解。尤其可贵的是，丛书既介绍了每位思想家的生平又清晰地梳理了其思想发展的脉络，是一套集文化普及与学术研究该思想家的专家，曾翻译过多本西方学术著作。

第一章早年时期（1632一1667）约翰·洛克的著作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在这些著作中，我们看到一种对于人生不偏不倚的、宽容的态度，那正是17世纪末英国的典型特征。那种对于冷静的、一丝不苟的思考的热爱，以及对于极端趋向的小心回避，忠实地反映在每一页上。但是洛克却出生在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那是一个疯狂的世界，充满剧烈的冲突和狭隘的热情，充满浮夸的粗野的表达意见的方式，人们的感情和情绪得到极大的放纵，理性被遗忘了。至少在洛克这一代人看来是这样。17世纪末的英国非常讨厌内战时期的激情主义。在诗歌和文学中，以某种程度抒发感情是可以容忍、甚至值得欢迎的，这仅仅是“为了助兴”，但是在人生、宗教、政治这些严肃的事情上，尤其在研究哲学和科学的真理时，诉诸感情是不能允许的。人生要处处尊崇理性。洛克在《理智论》中有好几处打断了他平静的、认真的思路，其中之一是当他出乎寻常地猛烈抨击前一时期的“狂信主义”时，这是很有意义的。说一个人是“狂信主义者”，就是轻蔑地谴责他。是“狂信主义”引导人们做出离奇古怪的荒唐事，而且用狂妄的主张给自己的行为做出一厢情愿的辩解，这些主张“既不是基于理性，也不是基于天启，而是从一个发热的或者自命不凡的头脑中幻想出来的。”洛克很可能是把他自己的经历看成了从狂信主义时代到理性时代的过渡。洛克亲自撰写的谦逊墓志镌刻在墓碑上，他在墓志中劝告他的读者要根据他的著作来判明他是哪种人。著作揭明这位哲学家，他的著作最典型的特色毫无疑问是那种有时称为“常识”、实际上却是明智的精神。有人说他的哲学是“一种常识哲学”，这样说是很笼统的。如果这是指他欣然接受他那个时代的惯常意见，那我们就可以说，洛克的哲学之为“常识”是比不上笛卡尔、康德或布拉德雷的哲学的。当然，他自己的时代对他发生了影响，他显然不是独具创见的。但是他的贡献并不是17世纪普通英国人所接受的那—种。我们最好牢记一件事，这就是即使在斯梯林弗里特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看来，洛克的哲学也是新奇的、革命的、危险的。我们今天发现它非常明显，几乎平平常常，那是它对我们的影响所致。再说，如果常识哲学是接受那些随时随地为普通不思考的人所接受的主张，例如认为物质世界不依靠认识它的心灵而存在，精神世界是实在的之类，我们还是应当怀疑洛克哲学是不是一种常识哲学。因为这种不思考的人会同意洛克著作中所提出的全部学说，例如他能同意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别吗？实际上，我们谈到洛克的“常识”时意思很简单，是指他从不允许他的论证把他推向任何极端的主张。换言之，我们指的是他的明智、精明，正如百科全书派淡到LesageLocke[聪明的洛克]时所想的那样。明智是我们在洛克著作中随处可见的一种美德。例如，他一定很清楚，他对物质实体的看法是最不恰当的，他的许多说法是不可避免地针对某种唯心主义的。然而，他从不点出这样一种学说。假如洛克活到读贝克莱的著作时，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贝克莱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却缺乏审慎。此外，他同其他哲学家一样，在身心关系和感觉发生问题上感到迷惑。白色感觉的物理、生理伴随物似乎同白色毫不相干，以至洛克不得不承认，偶因论者的假设并非完全荒谬。然而他并没有接受偶因论。该理论太轻率地解决一个重大难题，正像唯心主义太轻率地逃避我们对事物的不完全知识所产生的困难一样。而在另一些时候，当某个论证向他表明唯物主义观点有某些真理成分时，他也不愿接受唯物主义；还有，当他看到笛卡尔认为我们可以用广延完全说明物质的那种看法对科学有用时，他记得笛卡尔无视我们具有固体性（solidity）的经验的事实，于是拒不采纳笛卡尔的那个看法。审慎的洛克避免了过早的综合；而正是这点，向我们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给我们提出一个最终的、封闭哲学体系。第一章洛克著作的目的和宗旨洛克在《理智论》开篇“致读者”中说：“哲学不过是关于事物的真实知识。”凡是人真正认知时他所认识的，即整个的知识，他在《理智论》最后一章将知识分为三类：物理学（physica）或自然哲学；实践学（practica）或道德哲学，以及逻辑学，“符号学”（“doctrineofsign”）。哲学家的目的是尽可能在这三门科学之上建造一个完善的、适当的体系。洛克和他的同代人是不知道我们现在对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区分的。他对社会和道德问题的研究当然应当是哲学的研究，而他在医学上的工作也应属这种研究。牛顿、波义耳、锡登汉在他眼中都是哲学家，而且他们应比他自己更该享受这一称号。他自己承认，他的主要著作《理智论》的哲学成分不是太多，它不过是哲学的入门。它是我们对用来建立哲学构建的工具（即他所谓的“理智”）的考察。这不过是一部入门著作，这一点须切记在心。假如有人硬将他在《理智论》中的目的等同于哲学家的目的，洛克是要怪罪的。他在《理智论》中的目的是要为建筑家准备地基，而不是建造高楼。“我们这个时代学界的国度是不乏宗师巨匠的，他们非凡的设计将会给后来人留下永远值得敬仰的丰碑。然而，每个人不必希望成为波义耳或锡登汉，而且就在产生像伟大的惠更斯和举世无双的牛顿先生这类巨人的年代里，还有其他伟人，我们能在清理地基和清除横在知识之路上的某些垃圾中当一名勤杂工，也就算野心勃勃的了。”事实表明，《理智论》为它自己的目的提供了某些积极的知识，譬如说在心理学以及逻辑学中的知识。但是，提供这些知识不是该书的首要目的。其首要目的还是准备地基。某些人因为洛克没有在《理智论》中提出一个最后的体系而责怪他，这无异于责怪勤杂工只清理地基而不建高楼一样。他认为，哲学本身不同这种初级的、批判性的工作混为一谈。因而，洛克认为，哲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发现一种系统化的、适当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它的方法是综合的，而他自己的著作《理智论》的目的则是“清除横在知识道路上的某些垃圾，而且其方法还是分析的。它涉及对人的理智的分析，而且形成一种完全的自觉性，这离只论及哲学相去更远，它仅仅是初级的论述。他在“致读者”和在《理智论》正文中把他的目的表述得清清楚楚。首先，知识受到“含混的、无意义的语言形式”的妨害，受到“滥用的而用很少意义甚至无意义的词语”的妨害，这些词语“给深入研究和高层思辨带来错误。”从上下文看很清楚，洛克对有一类人早已心中有数，他们总想显示自己的才学，使用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理解的非常蹩脚的术语，这样做与其说在增加知识还不如说在增加混乱和无知。对这种人洛克是不屑一顾的。然而很不幸，那些使用含混词语并用一些含混不清的句子表示自己意思的人并不是学究。洛克认定，最大众化的词和最常用的句子充满了含混不清，这会使我们最容易陷入歧途。在先，洛克尚未认识到语言问题的分量。而是在写完《理智论》之后，他又用整整一卷的篇幅来讨论这一问题，尽管第三卷的分析无疑是粗糙的和肤浅的，但是作者因吸引了人们对他所讨论的问题的注意并强调了它的重要性而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因而，洛克一开始就认识到，含糊、混淆的语言是知识的一个最大障碍，认识到把这一问题指明于众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认识到，另一障碍是人们受错误方法的束缚。探索一种获得知识程序的适当方法是17世纪的所有思想家一致强调的重要问题。也正如笛卡尔所解释的那样，这些思想家相信人拥有认知的能力，但是，他们往往得不到知识，那是因为他们的认知的方法是错误的。洛克特别指出，他那个时代有两种错误倾向，它导致人们去采用错误方法。一种倾向是，相信知识一定源于某些基本原则或“原理”，它们是天赋的，先于一切经验被认识。我们所获得的真理性知识都是我们从这些原理中推演出来的。洛克完全否弃了这样的观点。他既否认有天赋的知识，又否认我们所获得的所有知识是从“原理”演绎真理的结果。洛克反对他的时代的第二个错误倾向是把三段论看成是获取知识的真正的、惟一的方法。有的学派盲目固执地把所有判断都还原为三段论，洛克认为这种做法给科学带来很大危害，凭这一点，他不遗余力地攻击这些人。人具有认知的能力。但是洛克认为，这种能力往往是有限的，而且它甚至被这样一些理论家弄得毫无成效，他们坚持说知识须经常由三段论维系，他们也拒绝承认其他方法的有效性，尽管在这个时代的科学家用非常不同的方法在推进科学快速发展。洛克认定，他的任务就是解放理性，指出那些用此种方式来束缚理性的人的愚蠢。但是，洛克认识到还有更高一层知识障碍，要清除它比清除前两种障碍更艰巨，更困难。人自己的不可遏止的、无止境的好奇心本身就能成为一大障碍。因为人们想要认识他尚未认识到的东西，当他受挫而又不得不受挫时，他变得灰心丧气，成了怀疑主义者，甚至在他曾正确用过并有可能获得成功的领域里拒绝使用他们的天赋才能。“人们将他们的研究超出他们的能力之外，让其思想漫游于他们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立足之地的深层之中，难怪他们提出问题并一再引起争论，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任何清楚的解决，因此，他们只是适当地继续并增加他们的怀疑并最终将他们禁锢于完全的怀疑主义之中。”为了帮助人类摆脱这种不幸的困境，洛克决心要确定人类知识的限度。他希望，这个限度一旦确定，人们便不会莽撞地去触及这样一些问题，其本性是他们无法凭自己的智力加以解决的。“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理智可以把它的视野扩展到多远，他获得确然性知识的能力有多远，而且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只能判断和猜测，那么我们便能学会满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获得的知识”。上天赐给人的能力和才智足以使他能过一种有利而有益的生活。如果他合理地运用他的才智，还会有许多地盘留给他享用。他能增长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加深他对社会的和道德关系的理解，感受到比现在还充实的他同上帝交流的情趣。“人能发现的事物足够他们的脑子应付的了，足够他们的双手应接不暇了，他们会感到愉悦和满足，如果他们不愿冒昧地抱怨他们自己的才干，抛弃上帝赐福，他们会忙个不停，因为他们并不是伟大到足以把握一切事物”。因而，洛克在《理智论》中的主要目的严格地讲是实践的、是功利主义的。他在《理智论》中力图发现人类知识的限度以便更广泛地调整我们的生活和需要，以最佳地适应于上天赋予我们的才能本性，也不必浪费我们的时间去探求那些永远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事物的知识。……

这是一本对亚里士多德和其主要思想进行介绍的通俗读本。他是继柏拉图之后世界古代史上的另一位伟大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是古典希腊一切思维成就的总结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为“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古希腊人的科学的杰出代表和改革者，古代世界最博学的人”。他开拓了形式逻辑学、动物学、生物分类学等全新的学术领域，并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位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的著述之巨，无人可比，尤其是对哲学的每个学科都做出了贡献。

这是一部向来为世人所赞颂的经典自传，出自一位声名、地位仅逊于华盛顿的伟人之手。承袭自蒙时代乐观进步精神与人道主义思想的富兰克林以清晰流畅的的文字、真诚坦率的态度显示了其人生经历。他讲述自己对人性和自由、科学与进步的无限崇尚与追求，相信人类凭借知识和理性足以化解横亘在发展途中的种种难题，并谆谆告诫读者不要抛却以勤劳节俭为核心的美德。这部自传不仅是个人心路历程的真实回顾，而且也是一本包含了诸种善与美的道德律令手册。富兰克林不仅从空中扼住雷电的咽喉，将专制殖民者的权力归还人民，而且还将一本训诫人生的永恒之作传诸后世。

这部著作表达了对一场虚拟的论战的看法：按说这场关于“一致性和非一致性”的论战本来是应该在让·弗朗索斯·利奥塔和于尔根·哈贝马斯之间激发起来的，但实际上却并没有付诸实现。在这里，除了当代哲学这两种反响最大的立场之间的对立之外，事情还关系到一种基本的东西，即触及到了那条界线：此界线区分出在论争中什么是促进理解的交流，什么是拘泥于差异以及杂乱的意见表述。一方面，一致性理论真的太过于和谐了吗？对和谐的追求能够吸收那些论争力量的特征吗？另一方面，说“争论如果缺乏了可以普遍接受的调解规则，那么它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断言能否避免自我矛盾，就是说，在不提出有效性的要求下，能否贯穿实现呢？

本书涉及到近代以前日本哲学史上各个时期的重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并对日本封建时代哲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理论上的阐明。

现在，伏尔泰的骨灰安葬在法国伟大的墓地先贤祠。他的心脏装在一只盒子里，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在这只盒子上，写着伏尔泰生前的一句名言：“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的确如此，纵观法国启蒙主义大师的一生：这位在欧洲家喻户晓的大文豪，18世纪法国文坛上极有声望的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同时又是杰出的领袖和导师。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正如后人所说的那样：“如同17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一样，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