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和香港》研究了1949年以来西方哲学在台湾和香港传播的历史背景；评述了台湾和香港学者传播西方哲学的活动与成果；阐述了这些活动与成果对台湾和香港社会的发展作用；总结了西方哲学在台湾和香港传播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揭示了西方哲学在台湾和香港传播过程中的规律性。《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和香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的一部分，在展现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和香港传播的真实面貌与发展过程的同时，作出了自己的评判和说明乃至尝试创造性的诠释。作者所做的工作，对促进海峡两岸学者相互了解，对推动中国的哲学事业共同走向繁荣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精神演进的现代历程，是传统文化吸收、回应西方文化精神的结果，其中康德黑格尔哲学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构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维新变法始，康德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科学、理性、民主、法治精神以及教育的、美的、伦理的思想，作为新文化的种子，广泛地播撒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上。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经历了维新变法到五四运动启蒙时期，融会传播与草创时期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系统研究时期。本书旨在通过对上述不同传播时期的不同特点的研究，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接受和传播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动机和心态，进而从文化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心理结构出发，真正了解康德黑格尔哲学对中国学人的哲学思维品质和人格精神的重要陶冶作用，了解中国学人选择、建构和塑造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曲折历程。

本书共分四章，内容包括：实证主义概念、奥古斯特·孔德的科学实证主义、孔德嫡传弟子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旧调翻新。

这套丛书精辟地论述了西方历史上著名思想家的学术观点，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北景和发展线索，是广大学生和哲学有好者步入人类智慧殿堂的入门书。丛书紧扣思想家的原著，并联系当前的现实，目的是激发读者思考问题和步阅读原著的兴趣。丛书的每位作者都是研究该思想家的著名学者，对其本人及原作都有独到的见解。尤为可贵的是，丛书既介绍了每位思想家的生平，又清晰地梳理了其思想发展的脉络，是一套集文化普及与学术研究于一身的难得的佳作。丛书的每位译者均是国内研究该思想家的专家，曾翻译过多本西方学术著作。<

本书作者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于东普鲁士哥尼斯堡一个不太富裕的小手工业者家庭，自幼养成了一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情操。8岁时他进入本城的一所学校，在那里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为其日后的哲学研究和科学探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740年，16岁的康德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学习，1746年因家庭经济措据当了9年的家庭教师，1755年完成学业，在其母校哥尼斯堡大学谋得了一个教职，除讲授物理学、哲学外，还讲授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火器和筑城学。自然地理等。1770年，他由讲师升任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并一直保持这一职位至退职。18世纪80年代，他曾两次出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他终身未娶。1804年2月12日，于故乡去世。实践理性在康德整个哲学体系中居主导和领先的地位。道德高于认识，伦理学高于认识论，行高于知。只有人心中的实践理性所规定的道德法则才具有客观的普遍有效性，才能成为普遍的必然的道德准则。这个批判为什么不题名为纯粹实践理性批判，而是简单地题名为一般实践理性批判，虽然它与思辨理性批判的对应关系看起来需要前一个名称，对此这部著作做出了充分的说明。这个批判应当单单阐明纯粹实践理性是存在的，并且出于这个意图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如果它在这一方面成功了，它就无需批判纯粹能力本身，以发现理性是否以这样一个过分僭越的要求，超越了自己（一如发生在思辨理性那里的情况）。因为如果它作为纯粹理性是现实地实践的，那么它就通过事实证明了它的实在性和它的概念的实在性，而反驳它有可能具有实在性的一切诡辩便是徒然的了。凭借这种能力，先验自由从现在起也就确立了起来，而且这里所谓自由是取其绝对意义而言的，思辨理性在应用因果性概念时需要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为着当它要在因果联结的系列中思维无条件者时，将它自己从它不可避免地陷于其中的二律背反中挽救出来；但是思辨理性只能将自由概念以或然的，即并非不可思维的方式树立起来，而不能确保它的客观实在性，而且思辨理性如此办理，只是以免将那些它至少必须承认可以思维的东西，假定为不可能，从而危及了理性的存在，使它陷入怀疑主义的深渊之中。

实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在20世纪西学东渐中，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传入我国，产生很大影响。《实用主义在中国》分析了实用主义在美国产生与发展过程，揭示了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反传统形而上学、效用的真理观、行为主义和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在中国》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将实用主义传入及其传播的历程，放到当时我国社会政治环境中加以审视，分为四个时期：五四前后关用主义大师杜威在华讲学，实用主义传入在我国掀起高潮；三四十年代，各种学说、思潮的斗争空前激烈，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挑战，对实用主义的研究也在深入发展；五六十年代，我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引下，实用主义成为首当其冲的彻底批判与斗争的对象；80年代后，我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开始走向科学与繁荣。各个时期实用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产生的正面与负面的效应也有所涉及。《实用主义在中国》最后一部分是对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反思，作者对于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哲学的关系，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第2版）》有以下学术意向：1．关注后现代哲学与中国语境问题，对后现代在中国的语境、中国传统哲学与后现代的关系加以厘定，以彰明近年来中国文化界在文化对话和理论变形中的问题意识；2．注意后现代哲学与文化研究问题，讨论后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它与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的关系，与当代信息社会、科学哲学、女权主义、神学问题的内在关联和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学理反思；3．研究后殖民理论与文化哲学问题，注重从后现代与后殖民的内在关系中，透视后殖民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意向。立足于中国本土化看全球化问题，清理东方主义视野中的权力话语，注重从文化社会公共空间的拓展中对文化哲学、文化研究、后殖民语言等问题加以思考；4．注意西方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论述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某些修正和影响。尤其关注全球化中的后现代问题触发的后殖民问题，后殖民话语对中国当代西学研究的“路标”调整作用；5．关注港台学者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评介，使中国问题有可能在整体意义上得以展现；6．强调中国内地学者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看法，包括其进入中国时引发文化紧张、思想冲突、话语对抗和理论汰变，使读者能对中国后现代后殖民问题有一个基本定位和把握。

本丛书将包括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选题以近代以前的名著为主，适当选入若干已有学术界评的当代学术名著。导读的内容力求客观、准确、深入浅出，注重可读性。每本导读除了介绍原著者的时候背景、生平、活动和思想外，着重对原著本身的基本内容主和主要论点作简明扼要的叙述，并对该著作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进行评价。为了使读者能直接领略原著的风貌，还摘录了其中一些最精彩的重要段落。这样，通过导读的介绍，读者们将能对原著有一个较全面的概括的了解。当然，导读绝不能代表替原著，它的作用只是帮助读者去阅读和理解原著。在学习和学术研究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如果这套导读丛书的出版能提高广大读者对西方学术名著的兴趣，从而进一步去深入钻研原著，那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美国思想史》是曾获普利策奖的一部美国思想史。自由思想家称该书是开美国思想史先河的一部巨著；文学批评家誉之为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历史学家将作者置于当时在历史界饮誉遐迩的特纳和比尔德之上。虽然其思想随着形诸文字被固定在纸页上，但其思辨力度却仿佛中天悬挂的一轮艳日，时至今日还不时的迸射出熠熠的光华，并被哈佛大学的莘莘学子们奉为圭臬。　《美国思想史》描绘了涉及神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新闻等方面的一幅广阔的思想蓝图，准确、清晰、宏大，纵向 300年的时间维度，横向欧美两陆的空间跨越，一个民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发展贯穿其中，挑战性、创新性、思想性，震撼百姓心灵的民主、自由，关乎人民命脉的经济、国家，读者虽可不必追随作者独特的观点和个性的判断，但却不能不为其独步的思想、超拔的学识、激扬的手笔所折服。展现了美国人冒险创业的心灵脉动、务实求是的文化策略，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理念，惨烈激越的意识形态斗争，所有这些踌就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意识，该书就是这样以编年史的方式呈现美国民族的精神和性格，编织了一个时幻时灭的美国梦。沃侬·路易·帕灵顿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探寻美国思想历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

唯物论和唯心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命题、哲学原理、哲学体系归根结底有一个究竟它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问题。哲学上的许多争论往往也是集中在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而展开的（当然，也有唯心论反对唯心论、唯物论反对唯物论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发展史，是可以的。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个命题简单化、公式化，到处乱套。应该看到，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在于究竟承认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这一个区分标准是一个抽象的概括，但确实是把握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本质区别的抽象，所以是一个科学的抽象。但是，第一，这个抽象是马克思主义正式表达出来的。在恩格斯将哲学根本问题明确叙述以前，尽管许多哲学家、哲学史家实际上是按照这个标准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争论，他们之中有些人也多少承认这个区分标准，但大多数是并不自觉地认识这个标准并且承认它的。一直到马克思以前的费尔巴哈还是这样，他将唯物论和它的一种特定形态——庸俗唯物论混为一谈。所以后来施达克将费尔巴哈说成是唯心论者。他是附和当时流行的偏见，即将追求理想的叫作唯心论，而把注重物质享受的人叫作唯物论者。这就表明，唯物论和唯心论在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这点上划分界限，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这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却并不是古往今来一切哲学家和哲学史家都共同承认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家并不都那么自觉地维护这个划分原则。唯心论者并不那么自觉地维护“意识第一”，并将它贯彻到底，唯物论者也是这样。这种情况在哲学史上是随处可见的。有些唯心论哲学家的“党性”较强，一看到唯物论思想就拚命攻击，如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都坚定地反对唯物论；还有许多唯心论哲学家的党性就不那么强了。即使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黑格尔，也不见得在他们的每一个哲学命题和哲学原理上都能够坚持意识第一的原则。我们不能这样去苛求他们。你看，即使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懂得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科学概念的，并且是自觉地宣称要坚持它的，但难道我们能说我们的理论中就没有一点唯心论的东西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实际上，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师，不是也犯了唯心论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吗？！由此可见，在我们进行哲学史研究的时候，不能一说他是唯心论者，就必须将他的一切理论都说成是百分之百的唯心论，丢掉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还有第二，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划分标准，是一个科学的抽象，所谓抽象，就是将一类事物的共性概括出来。在所有的唯物论哲学中有个共同性即物质第一、意识第二，将这个共性（一般）抽象出来，它反映了唯物论的本质，即唯物论之所以为唯物论，最根本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违背了这一点它就不是唯物论了。可是，这个抽象出来的共性，尽管它是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的，所以是科学的，但它终究是一种抽象。凡是抽象，和具体相比较，它的内容终究是贫乏的、空洞的。科学的抽象是很重要的，科学研究决不能离开它。我们研究哲学史，当然不能离开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这个科学标准，如果离开它，哲学史研究就无法进行。但是，又必须看到，抽象和具体不同。凡是客观事物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事物是具体的，这就是说，它们除了具有共性以外，还有个性；个性和共性相比较，是无限丰富和复杂的。任何一个具体的哲学家或哲学体系，都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如果只研究其共性而不研究其个性，哲学史的内容就很贫乏了。过去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中，有过将哲学家的命题或体系判定为唯物论或唯心论，就好像已经完成了任务的情况，所谓“贴标签”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应该承认，这种情况在一个时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以前是在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下，不重视甚至根本不讲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贬低以至根本不讲唯物论的哲学。所以，强调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要划清界限，强调唯物论的重要意义，在一个阶段内是必要的。这样做确也是将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观点的哲学史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观点哲学史的初步工作。但是，只是停留在这一点上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既从具体到抽象，又由抽象回到具体。将哲学家哲学体系归到唯物论或唯心论，只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工作，只完成了科学研究的一半，还是比较小的一半；还要从抽象到具体，这就要对哲学家、哲学体系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它的丰富的内容，找出它的内外联系，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研究哲学史，就不是贴标签，而是具有丰富多采的内容了。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但是做这样的工作是并不容易的。就以区别唯物论和唯心论来说，抽象地讲物质第一陛还是意识第一陛比较容易。而要对哲学家、哲学命题、哲学体系进行具体的分析时，就会发现并不容易。比如说，每个哲学家的体系中都有几个重要的、基本的术语，这些术语单就其本身来说，很难断定它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在哲学史上，同一术语有时可作唯物的解释和运用，有时又可作唯心的解释和运用；即使是同一个哲学家使用同一个术语，也可有时作唯心的解释，有时则作唯物的解释。单凭这个术语，很难说它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只有和其他的命题联系起来，才能判断它。在西方哲学史中，比如古希腊哲学中讲的“逻各斯”、“努斯”，以至“存在”都有同样的问题，可以作唯物的解释，也可以作唯心的解释。比如“本体（Substance）”这个术语，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就有过从唯物论到唯心论的转变。在他较早的著作《范畴篇》中，他认为客观独立存在的具体事物是第一性的本体，而它们的共性（“种”和“属”即“形式”、“理念”）是第二性的，这时候他是站在唯物论一边的。但是到较后的《形而上学》中，他认为只有形式才是第一性的本体，具体事物是第二性的，这就转到唯心论方面去了。在其他哲学家中是不是也有多少类似的情况呢？又比如，从理论上讲，唯物论的认识论应该肯定认识是从感觉经验开始的，应该是属于经验论的，不能是理性论的；可是我们又承认斯宾诺莎是唯物论的理性论，这如何理解？我们既然认为斯宾诺莎讲的“神”是唯物论的，为什么莱布尼茨讲的“单子”就一定是唯心论呢？现在已经有许多同志提出许多这样的问题，对过去的有些说法提出了怀疑，我们就需要解放思想，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具体的研究。最近还有同志提出来，对于大多数哲学家是可以从他们的学说的主要方面确定他是唯物论或唯心论者，但对有些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是不是一定要确定他是一个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呢？还是只要指出他在哪些方面是唯物论的，在哪些方面则是唯心论的，如列宁说的，他是动摇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就可以了。这些意见是值得考虑的。研究哲学史，如果只是抽象地讲，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应当是界限清楚，壁垒分明的。但是由于以上这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具体分析哲学家和他们的命题、原理和体系，往往可以发现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确实存在着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情况，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并不是简单地可以一刀切齐的。哲学史作为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就要总结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就必须对以往的思想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肯定其正确的方面，否定其错误的方面，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有发展。比如对于机械唯物论，我们既要肯定它的唯物论，要肯定它在当时的科学意义，它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同时也要否定它的形而上学机械论，否定那些导致它又陷入唯心论的方面。我们对唯心论也不是一概否定。对于唯心论哲学的唯心论方面，反科学方面，必须否定；而对于唯心论在理论上曾经补充过唯物论，如上述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方面，如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应该批判地吸收的；还有，列宁指出过，唯心论对唯心论的批判，往往是有利于唯物论的。研究分析唯心论失足的地方，分析它们的认识根源，让唯心论作反面教员，更是十分重要的，可以提高我们理论思维能力，避免或减少我们重犯同样的错误。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由低级到高级，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我们研究哲学史，不能以今天的认识去要求历史上的古人；如果那样，就只能否定过去的一切，完全抛弃历史。这就又要回到研究哲学史的目的了。我们研究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为的是要总结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凡是对人类认识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思想，即使是唯心论或形而上学，也要加以肯定；当然不是简单的绝对的肯定，而是肯定它们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凡是对于人类认识的发展起过消极作用的，即使是唯物论，也要作历史的否定。研究哲学史，懂得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到人类的认识是怎么一点一滴地积累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的，才能比较深刻认识为什么只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所以，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各个哲学家及其哲学体系放在适当的历史地位中加以评价，才能说是坚持了哲学史的党性原则。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也不是已经穷尽了真理，它还要发展。我们现在还有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今后还将不断产生新的问题。要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从哲学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到启发。最重要的是还要不断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学习哲学史，就是进行这种锻炼的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