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被困在一栋着火的建筑物中，并且无法找到逃生之路，“出口在哪儿呢？”你在大声呼喊。这时有一个声音透过烟雾传了过来：“从大厅下去，右转，下楼梯，右边就是出口。”仅仅因为知道了出口的位置你就能得救吗？不能，你必须迅速跑到出口才能逃生，假设你不知道出口，那就一定会被烧死。你知道真理，不迅速行动起来，虽然不一定就会得救，但已经存在了得救的可能；而你不知道真理或不寻求真理，就注定不可能得救。《塔木德》和上帝一样，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塔木德》和《圣经》的区别在丁，《圣经》是神在说话，而《塔木德》是人在说话。一群饱经沧桑，每天都在探讨智慧和哲理的犹太学者用了近400年的时间蕴育了这部大书。因此，犹太民族是一个由信仰上帝到信仰真理的民族——由于信仰上帝，导致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由于信仰真理，导致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由于上帝和真理都是超验的观念，导致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从而完成了现代文明的塑造和转换。没有上帝，就没有绝对的道德；没有真理，就产生不了民主；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和平等”的保障，因此，《塔木德》中有613条犹太诫律，这613条诫律正是现代法律的基础。所以，有许多犹太智者成为世界一流的法律专家和美国联邦法院的大法官。美国石油大王哈默说：“《圣经》让每个人服从上帝的安排，《塔木德》让财富服从了我们的选择。”金融大王摩根说：“我的棺木中不要黄金、支票和任何股票，它们都是不牢靠的，我只要一部犹太圣典《塔木德》。”

《阿尔都塞及其学派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几乎可以说，在马克思以后，国际上出现的任何重大的社会思潮，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贷思想资源，甚至直接地或间接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命名相关的思潮或学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其次，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尚未经历过的事情，许多国家已经经历过了。它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经验教训蕴涵着哪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否会导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理解上的重大突破？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早已引起国内理论研究者的深切的关注和巨大的兴趣。再次，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当然应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地致力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以便确保我国的精神生活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高点上。

《牛津西方哲学史（第4卷）：现代世界中的哲学》主要论述20世纪从边沁到尼采、皮尔士，包括从马克思与密尔的时代一直到现在的哲学史，涉及从逻辑学到自然神学一个个特殊的哲学领域。

《牛津西方哲学史（第3卷）：近代哲学的兴起》主要讨论16、17和18世纪的大哲学家，结束于黑格尔在19世纪初的去世，还重点探讨一些特定的哲学论题，如知识、物理学、形而上学、精神与灵魂、伦理学、政治哲学等。

日常生活批判构成卢卡奇文化哲学的基础。中介使日常生活批判成为可能。卢卡奇的日常生活批判从三个层面展开，即意识革命、日常思维和本体论。中介贯穿于这三个层面。在意识革命层面，中介是指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它确立起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在日常思维层面，中介是指科学和艺术，它们分别从认识和生存两个层面确立起一种文化哲学思维。在本体论层面，中介是指一系列现实的活动，包括劳动、语言、经济、评价等等，它们通过现实的改造活动为人类构造出一种新的合类性的生存方式。

200多年来，域外萨满教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主要侧重描述萨满教的外在表现形式；中期以研究萨满教的社会作用为主；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则主要围绕着萨满的生理和心理问题及其所体现的萨满教特征展开。其中，萨满的脱魂和附体问题始终是备受关注的问题。综观域外萨满教研究学术史，以及域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萨满其人；出神术与脱魂、附体论；萨满医疗。《域外萨满学文集》将域外这些有关萨满研究的论文集结。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1853—1900）是著名的诗人、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也是俄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他是现代意义上俄罗斯哲学和神学思想的奠基人，是整个俄罗斯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结束了俄罗斯没有哲学体系的时代，开创了建构独特的俄罗斯哲学的时代，因而他被誉为“俄国最伟大的哲学天才”和“俄国新宗教哲学之父”。索洛维约夫哲学既批判借鉴西方的哲学思想，又充分汲取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精华，使西欧的文明精神和本民族哲学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有机融合。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哲学体系几乎包括了一般哲学的所有问题领域，如本体论、认识论、形而上学、人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伦理学、美学等，成为20世纪初俄国新宗教意识的思想源泉和 21世纪俄国宗教哲学复兴的理论资源。国内外学者对索洛维约夫的哲学思想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本书则侧重于对其哲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历史哲学的理论来源、思想主题、理论旨趣、现实意义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试图从学术上弥补国内对其历史哲学研究的相对薄弱和不足，从现实上把握转型时期俄罗斯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态势。

俄罗斯哲学的理想性思维、人中心论和道德主义特点在俄国19世纪哲学家费奥多罗夫的思想中得到突出体现。费奥多罗夫认为，哲学不是对世界的消极反映和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追求理想之物，是改造人类和宇宙的“方案”和“事业”。破坏人类幸福理想的最大之恶是死亡。在死亡仍是必然事实的情况下，人类负有使祖先复活的道德责任。因此，哲学和历史学不是书斋学问，而是人人都应参与的复活祖先的“共同事业”。在此，博物馆也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它不仅具有艺术价值和纪念意义，而且是实现普遍复活之伟大事业所必需的现实手段。费奥多罗夫的“自然调节”和人类走向宇宙的设想也成为俄罗斯宇宙论的先声。

《古代哲学》（第一卷），本卷涵盖了早期古典希腊和罗马哲学，主要讲述的是古代哲学的故事，第一部分以编年史概述的方式，从毕达哥拉斯讲到奥古斯丁；第二部分，详细地阐述了逻辑学、认识论、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等一些主题。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首次聚焦于“比较概念史”。通过对以昆廷·斯金纳为核心的“剑桥范式”和以瑞因哈特·考斯莱克为核心的“海德堡范式”进行系统比较，《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不仅拓展了“概念史”的空间范围，而且确立了“比较概念史”的研究框架和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