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的生活说是》：根据尼采的思想，真正幸福的人应该是能肯定自己生命的人。没有本真的生命力就没有真正的幸福。但在尼采看来，一直存在着削弱生命力的东西，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康德的道德律以及基督教等。它们遮敝着真相，消耗着人们原本有活力的精神，使人变成末人、小矮人，高贵的东西荡然无存。为了拾回自己的生命力（它是真正的幸福之源），我们要抛弃这些奴隶的道德，超这些善恶标准，我们要能重估一切价值，呼唤狄俄尼索斯精神，但我们也因此付出代价，也就是我们必将孤独。尼采意义上幸福的人必定是孤独的人，因为只有孤独才能更好地滋养着他的生命力。怨恨和同情一样都削弱生命力，因此都是幸福的敌人。但忧郁仿佛是尼采式的幸福观面临的一个难题。我可以忧郁地幸福着吗？《何为幸福》：奥古斯丁是教父哲学家，上承古希腊罗马哲学，下启强调信仰与理性的中世纪哲学。幸福作为生命的目的被奥古斯丁表述为拥有或接近“上帝”。这不仅是一种信仰意义，更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其中承接了柏拉图及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奥古斯丁指出，为实现“上帝”这一生命之鹄的：一方面，人需要从外在转向内在，反求诸己；另一方面，人需要从下往上看，追求超越。在内心的渊薮处，皈依真理，趋向生命的完满。《认识你自己》：人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是善（good）的生活。但是，善的生活是怎样的？是充满欢乐（pleasure）的，还是由理性来支配的？更进一步，如果好的生活应由理性来支配，那么我们究竟要用理性来追逐权力和强大，还是探求真和善？柏拉图认为，好的生活应该由理性来支配，并且要用理性来探求真和善，而不是追逐权力。在《斐莱布篇》中，柏拉图根据“准确性、精确性、关注大程度地拥有真理”的标准来比较只充满欢乐的生活，和由理性来支配的生活。他认为后者拥有秩序和尺度，而前者则相反，完全缺乏尺度，因此由理性所支配的生活比仅有欢乐的生活更接近好的生活。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则根据相同的标准来比较了能够谋得权力、博得他人欢心的政客的说服术，和追求善、正义和其它美德的哲学家的辩证法。由于“善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并且只有后者的目的才是善，因此由哲学家的辩证法支配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善的生活。《人是否平庸要看他无聊时做什么》：罗素特别强调清晰、理性的思考，他是不相信“难得糊涂”这种幸福的。他觉得幸福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实践，对自己和世界都要有清醒的认识。那种一下子的非理性快感以及自以为看破红尘的深邃都是对生活的逃避。越想快乐的人越难快乐，因为他眼里只有自己。保持理性重要的是正视自身、保持对外界的好奇，时刻提醒自己在自我之外还有整个世界。《实现生命的潜能》：人人都想得到幸福，但是，什么是幸福？我们如何才能达致幸福呢？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eudaimonia）就是我们生命的兴旺，是我们生命中的善，而要达致幸福，我们需要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本书是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哲学智慧集成，是一部关于人生迷津的指南。它将尝试回答我们在追求幸福时可能面临的几乎所有谜题：什么是幸福？什么能令我们达致幸福？如果幸福系于我们的德性，那么，到底哪些德性才有助于我们去获取幸福？我们又该如何来养成这些德性？此外，我们该怎样去选择善？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去对待荣誉、金钱、权力、友谊、肉身的快乐等等我们所渴慕的善？

《哲学的贫困》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充满着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批判的、革命的历史，也正是通过对种种谬误、歪曲、诋毁和攻击的批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才得到更充分的彰显，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发展和更深入的传播，成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理论武器。对此，学习《哲学的贫困》，不仅要学习文本中关于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要学习文本本身所蕴含的批判性方法。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直面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以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为思想线索，来洞察人类未来的前途与命运。他秉持一种积极的、乐观的、自信的态度，和对西方文化的深层认同，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极大热情，展开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蓝本的批判性分析。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杰出代表和思想引领者，霍耐特借助其“承认理论”进入学术舆论的核心领域和思想争论的中心地带，所以，分析和考察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历史功能和理论价值，特别是承认理论从道德文化视角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解读与分析，以及这一视角所预设的问题解决的导向性功能就具重大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本文以从承认到自由的思维路径作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主线，沿着理论发展自身的逻辑进程展开，进而实现了从道德哲学向社会各领域的延伸。在这一过程中，霍耐特摒弃了那种主体问题上的原子主义思维，遵循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思想传统，基于群体主体这一逻辑视角，以期实现“善”的人类共同体价值追求与目标定位，进而实现人类自由的理论诉求和历史进程。

La Plus Belle Histoire de是一套在法国人气颇高的人文、历史和科学普及读物，从2003年开始出版，至今已延续十几年，中文系列共选取7本。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到哪里去？曾今，只有宗教与信仰给我们提供解答。而今天，科学提供了另一种答案。《世界小史》以科学的知识、科学进步的视角给大家阐释全新的世界史。本书叙事比较宏大，各要素虽以比较复杂的结构结合在一起：宇宙的物质构造、地球的生命运动和人脑神经元的关系等，但杂而不乱，逻辑严密，生动有趣。

《自然与逻各斯（梅洛-庞蒂的晚期思想及其与胡塞尔的关联）》通过梳理自然追问的现象学路径、现象学对自然的历史研究，辨明了意识现象学在自然问题上存在的局限，推动了梅洛-庞蒂对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修正，使现象学对自然的探究展现出区别于胡塞尔的风格。《自然与逻各斯（梅洛-庞蒂的晚期思想及其与胡塞尔的关联）》以艺术实践为示范，在深化理论认识的同时，展示了梅洛-庞蒂晚期思想的总体旨趣。

该书是德里达2002—2003学年的课程讲义，也是德里达生前最后一次讲课的内容。在这一卷讲义中，作者延续了第一卷对于野兽和主权者问题的思想史考察，但将注意力聚焦于两个文本之上——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通过来回对读这两个貌似没有多大关联的文本，德里达考察了孤独状态、世界、暴力、无聊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它们影响着人和动物的不同存在方式。作者向读者展示，海德格尔对于“无聊”的存在论考察为鲁滨逊的故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启发，而笛福的小说也为重新探讨海德格尔的思想打开了一个新的角度。德里达在生命末期对死亡、他者等问题的思索，及其与布朗肖、列维纳斯等思想家的对话，为人们理解当代法国思想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系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参照系。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本书在绪论中首先向读者介绍了研究现状、基本思路、方法等内容，相当于为整本书做了一个简影，以便读者更直观地理解研究的整体情况。之后便以渐进的形式展开，从写作背景出发，去探寻《导言》形成的各项条件，进而对文中主要内容进行详细介绍，以帮助读者对这篇文章本身形成基本认识。然后聚焦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角，去挖掘《导言》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论断，并对这些论断分别进行剖析，解读其思想政治教育意蕴，并揭示这些思想的内在逻辑。当然研究并未止步于此，而是以发展的眼光，梳理了后来人对《导言》中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并且立足当代，结合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从《导言》中寻求启示。

笛卡尔因“我思故我在”之说闻名于世，他从“我思”的原则出发，借助“直觉”和“演绎”，推导出物质世界存在的证明。然而，笛卡尔并不希望这种形而上学独立于他的科学研究而存在，他在基础物理学、数学、心理学和光学领域都有重要探索。汤姆·索雷尔的这本书表明，笛卡尔**的成就在于倡导和实践了以数学为研究工具的物理学，他的哲学则是为支持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而发展起来的。

皮尔士开创的三维符号学至今仍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广泛影响，构成其宏大哲学计划的“拱心石”。皮尔士早期对康德范畴理论所做的改造以及据此提出的三元范畴理论构成其符号学的形而上学根基；他对笛卡尔主义认识论的反驳为其符号学奠定了认识论基础。皮尔士成熟时期的符号学不仅包括对符号的经典三分，还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实用主义学说。本书以符号学为主线，力图系统考察皮尔士的上述哲学思想，并据此挖掘其当代价值。

本书是国内学界关于布兰顿哲学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它不仅涵盖了布兰顿哲学的核心内容，而且还涉及人们很少讨论的布兰顿思想在伦理学、人工智能等话题上的效应。这些都是布兰顿研究的盲区，对之展开深入探讨，无疑拓展了布兰顿哲学的研究范围。它还将布兰顿置于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如哈贝马斯、麦克道威尔、塞尔、丹尼特等人对话的语境中，考察他们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从而为更好地理解布兰顿的相关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