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七卷。它提供了杜威和塔夫茨（James H.Tufts）于1932年撰写的《伦理学》(Ethics)一书的权威版本，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版本。
亚伯拉罕·埃德尔（Abraham Edel）和伊丽莎白·弗劳尔（Elizabeth Flower）在他们的导言中指出：杜威的伦理学以其“关注具体、关注变化、关注融入可利用的最佳知识、关注伦理学理论的启蒙作用、关注对创新思想和智慧的召唤”，和20世纪80年代“刚好相关”。
杜威和塔夫茨在前言中说：“在一个战争可能摧毁任何国家或个人生命、财富和不安全结伴同行、阶级依然分化而宗教却不再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的世界里，对研究和反思的需求变得愈加明显。”尽管某些人担心道德理想和标准的消失，但这两位作者满怀信心地总结道：“道德生活深深地扎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之中，不可能丧失或被抛弃。”因此，伦理科学的任务是：“发现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从而使其进步更快、更自由、更可靠，也更理智。”
1908年版和1932年版的《伦理学》都很受欢迎，并被广泛地用作教材。尽管本卷保留了早期著作的书名和总体计划，但它针对的是当代的问题，是和24年间的巨大变化相对应的主题。作者声明，他们的目的是要“引入细致的深思熟虑和展望个体行为和社会政策的充分意义”。在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之后，作者分析了现代工业社会面临的问题，根据伍德伯恩（A. S. Woodburne）所说，要“公正地面对现代文明的道德问题”，他们主张，伦理学必须经常关注日常生活中不断变化的问题。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的第三卷，收录了杜威写于1927-1928年的所有文字，除了收录于《杜威晚期著作》第二卷中的《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戴维·西多尔斯基（David Sidorsky）在介绍的开头这样写道：“本卷所收的哲学论文、书评、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分析和政治评论反映了它们所发表年代（1927年和1928年）的美国文化潮流，随后的大萧条和变化的欧美关系深刻地转变了美国思想生活的诸多方面。”
这些文章写于杜威哲学思考的两个里程碑之间，也就是1925年的《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和1929年的《确定性的寻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正如西多尔斯基所说的，这些文章“大体上反映了他的两大哲学兴趣：在某种意义上回溯性地捍卫自然主义形而上学，向前为一种经验主义伦理学正名并把它运用于实际。”
这一卷的其它亮点还包括乔治·桑塔亚那和杜威就后者的《经验与自然》所展开的交流，对桑柯－凡泽迪案件的不公正审判的激烈谴责，以及杜威于1928年夏天赴苏俄旅行之后写给《新共和》(New Republic)的六篇见闻。

许多人认为，《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一书是约翰?杜威成熟的哲学思想的最全面表达，因而也是他受到最广泛评论和探讨的著作。它首次出版于1925年，再版于1926年，并在1929年重新出版时新增了前言，修改了第一章。自1929年之后还有几个新的版本，并重印了许多次。这表明，它一直是一本激发人们思想的哲学著作。
《经验与自然》共有10章，它包括杜威在两年时间里对在卡鲁斯讲座所作的首次系列讲演中的三次演讲稿的扩充和发展。一些听演讲的评论家曾经一直期待着这本著作的出版，并在出版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写了35个评论
从1929年杜威出版有新一章的《经验与自然》，直到1951年他写下那些最后的导言，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开始认识到，要让自己对“经验”这个词语的使用被别人广泛地接受和理解是不可能的。就像悉尼·胡克（SidneyHook）在其对本卷的导言中所说：“为了避免误解，他准备在其长期的哲学生涯的最后抛弃那两个词（“经验”与“形而上学”）。对于“经验”，他宁愿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来替代。文化标志着人在哪里被塑造成为人，从而将人性与动物本性区别开来的东西。”因此，杜威在其1951年新导言的草稿中这样写道：“假如我今天来写（或者重写）《经验与自然》，我将用《文化与自然》作为书的标题，并对特别的主题进行适当的修改。我会放弃“经验”这个术语，因为我越来越认识到，对于实际的效果来说，妨碍我使用“经验”的理解的那些历史障碍是不能超越的。我将用“文化”这个术语来替代它。因为就现在它确定的各种含义来说，它能够全面而直接地传达我的经验哲学。”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十一卷，收录了杜威在1935—1937年间的所有作品，包括论文、书评、杂文，他担任莫斯科审判指控列夫·托洛斯基罪行调查委员会主席时发表的声明，以及《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的权威版本，还有他在弗吉尼亚大学所作的佩基-巴伯系列演讲等。
本卷的90余篇文章反映了杜威在这一时期处于精力充沛的写作和演讲状态。他从《逻辑：探究的理论》（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一书中抽取出一些注释，写了3篇文章；并讨论了查尔斯·S·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F. C. S. 席勒(F. C. S. Schiller)、享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等人的著作。他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散论，发表在《社会前沿》杂志的“约翰·杜威专栏”上；在这些散论中，他捍卫学术自由，加入传统教育与进步教育的争论，批评罗伯特·M· 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提出的返回古典教育的主张，评价霍拉斯·曼(Hrace Mann)的贡献，劝告教师积极参与社会和劳工运动。
杜威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来分析、批评自由主义。当他的颇有争议的《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出版时，霍拉斯·M· 卡伦（Horace M. Kallen）在提出”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否仍有可能”这一问题之后写道，杜威“在他所属时代的条件下、用他所属时代的语言重新陈述了杰斐逊(Jefferson)在所属时代的条件下用所属时代的语言公布的《独立宣言》”。
莫斯科缺席审判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西道夫，指控他们反对苏联，这一事件激起了抗议风暴。为列夫·托洛茨基辩护的美国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公正的国际调查委员会。此时，杜威已届77岁高龄，正在完成《逻辑：探究的理论》的撰写工作。尽管杜威在意识形态上不同于托洛茨基，但他还是同意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虽然家庭和朋友为杜威着想而反对他承担这项工作，杜威还是在墨西哥主持了对托洛茨基的讯问，并在《真相即将揭开》(Truth Is on the March)一文中报告他们的发现。杜威委员会（当时的称谓）完成证据收集后，杜威报告了委员会的“无罪”裁决。在民众集会的讲话中，在国家广播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访谈中，杜威都探讨了这种苏联情景对于美国的意义。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八卷，收录了论文、评论以及《我们如何思维：重述反思性思维对教育过程的关系》在1933年的权威版本。杜威撰写于1933年的其他作品都收入在第九卷中。本卷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
1933年，杜威扩充修订了1910年版的《我们如何思维》，特别是逻辑部分。他写道，希望他的修改“增加了该书的清晰性和可读性”。许多评论者称赞这个修订本很好地回应了教师和逻辑学家的批评。伊萨多·斯塔尔（Isidore Starr）在1970年的回忆中评论道，越来越多的教师受到这个修订本的吸引和影响。他最后总结道：“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容易从循规蹈矩走到顽固不化。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毒害的最好解药，就是要定期朝拜一下杜威的经典。”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导言中考察了杜威与他的各种读者的关系以及他的“反思性思维”的发展，仔细分析了贯穿整部著作的“某种无法避免的紧张关系”，“这就是把这位哲学家想象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关心着通过不断批评当下实践和机制的恰当性而保持改革精神的活力，以及把这位哲学家想象成一个政治上中立的理论家，一个在诸如逻辑规则、科学性质或思想性质等特殊的哲学问题方面的专家和权威”。
《教育前沿》是由威廉姆·海德·基尔帕特里克（William Heard Kilpatrik）主编的文集，也是作为全国高校教育学科教师学会的年刊出版，是对背离了传统理论的进步分子所导致的大萧条的回应。悉尼·胡克（Sydney Hook）在1933年把这描述为“提供了一种社会经济分析”，“捍卫了一种作为直接社会行动基础的实验哲学”。罗蒂指出，杜威与约翰·查尔兹（John L. Childs）合写的两章“非常大胆地要求体现在《我们如何思维》中的教育哲学可以被算作改变美国体制的特征”。
本卷还包括了杜威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所写的文章《逻辑》、《战争非法化》和《哲学》，以及为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观念的冒险》、马丁·舒茨(Martin Schutze))的《文学和艺术领域中的学术幻觉》、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G.Tugwell)的《工业规律和管理艺术》等书所写的书评。

宗教在欧、美的处境为何如此殊异？现代性是否必然携手世俗化？宗教是问题，还是解决问题的资源？齐名韦伯、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巨擘彼得？伯格领衔三位顶尖学者提出对错综复杂的宗教/世俗欧洲之谜的全新解读从“世俗化”到“去世俗化”——宗教社会学理论范式转型后的重要著作对于20世纪末世界版图上宗教环境的剧变：与欧洲迥然不同的美国宗教生活、基督教在南半球的快速发展、伊斯兰教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的凸显等等，“世俗化”理论已不再具有解释力。宗教的话题经过长久的沉寂，重又回到公共讨论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来。《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主题与变奏》引入与美国情境的详细对比视角，试图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欧洲当代宗教生活的特殊本质，重新厘定宗教与现代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三位作者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讨论通过历史、智识传统、制度、宗教组织与社会差异的多维角度展开，涉及政教关系，司法、教育和福利体系，多元主义，阶级、族群、性别与初生代，多样现代性等重要议题。这一欧、美之间的宗教比较研究，对于更具建设性的跨大西洋对话、政府决策都将大有裨益。经济、政治和社会研究领域的工作者、读者也会从中受益。

本书是系统研究费希特法权思想的第一部英文文献。它将费希特法权思想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部分，并且将法权思想同其哲学思想的演变关联起来，并试图在德国古典法哲学的整体框架中反思费希特法权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全书分为五个章节，第一张导论费希特和康德实践哲学思想中的自由和道德之间的关系，第二章讨论费希特早期的法权理论，第三章讨论费希特晚期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理论，第四章讨论费希特晚期的政治法律思想，第五章讨论康德的法律与法权理论。

该书是英国哲学家罗素根据其在美国讲学时的讲稿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该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字优美，生动有趣。罗素于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西方哲学史》是他获奖的代表作。因此它是一部既具有思想深度又具有文学才情的哲学史。该书深受读者的欢迎，自中译本问世后上卷重印了23次，下卷重印了21次，可以说，它是我国累计发行量最大的哲学史著作。它对我国普及西方哲学知识，启迪民智起了积极的作用。

《现代文明视域下的 圣·埃克絮佩里人化自然观研究》中，作者深入地分析了圣·埃克絮佩里的自然观，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很好地来诠释了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并扩展和深入了对作家以及其哲学思想的认识，探讨了作家对现代文明背景下的人与社会的启示作用。《现代文明视域下的 圣·埃克絮佩里人化自然观研究》是突破了现有文本的局限，采用非传统的主题，打破了单一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是关于圣？埃克絮佩里的自然观研究的少有的佳作，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创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