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从胡塞尔的先验主体间性现象学的视角对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自然科学现象学研究纲领的论证和阐明；第二部分是阐明先验主体间性现象学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是用先验主体间性视角分析科学理论的历史发生构成和发生逻辑学构成，以及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意义和真理等主题，澄清科学在生活世界中的奠基问题。对自然科学及自然的先验现象学研究是建立胡塞尔设想的先验的、历史的现象学阶段的重要主题，也是现象学与自然的对话。

我又没有喝咖啡！！！
　　我又没有不开心！！！
　　我又没有失恋！！！
　　我为什么会失眠啊！！！
　　你是不是失眠症患者？你是不是觉得很沮丧？你是不是想赶快摆脱它？
　　别担心，每个人都被失眠怪绑架过，失眠怪无所不在。它有很多帮凶，甚至包括你自己。与其让它无时不刻地盘旋在你周围，不如彻底战胜失眠怪。
　　这本风靡日本、趣味横生的哲学读物，能够让失眠怪在不知不觉中消失！
　　一本书包含所有治疗失眠的方法。
　　一本书告诉你关于失眠产生、根源、肆虐的来龙去脉。
　　一本书告诉你如何战胜失眠怪，变身沾枕头就着派。
　　黑格尔、狄更斯、杜威、帮你找到藏在深夜里的人生重启键，躺在床上就能开启全新的生活。

《图解苏菲的世界》是最好的哲学启蒙书，它用一个一个的故事将整个西方哲学史串联起来，带人们走近西方哲学史，走进一个智慧的世界。它用生动的语言、精美的插画和简单的图表诠释哲学的概念，向我们揭示了每一代人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探索和思考。从而加深对生命的好奇和热爱。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十卷，它为人们提供了杜威的重要著作——《作为经验的艺术》(Art as Experience)的一个权威版本。
《作为经验的艺术》是由约翰·杜威于1931年2月至5月在哈佛大学所作的威廉·詹姆斯讲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作为詹姆斯讲座的首讲者，杜威有机会系统地探讨一个他曾经被指责为忽视了的领域。从1931年到1934年，他对十次的演讲稿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在这期间，他在与阿尔伯特·C·巴恩斯（A. C. Barnes）的通信中，给出了他创作过程的详细记录，他也正是把这本书献给巴恩斯的。
这部著作在1934年出版后得到了热烈的评论。戴维·怀特·普劳尔（David Wight Prall）称赞，本书具有非凡的“实际成就的广度”；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中，迪诺·费拉里（Dino Ferrari）称之为“对艺术的‘生物学的’方面彻底的、刺激的、轻快的简洁论证”。欧内斯特·萨瑟兰·贝茨（Ernest Sutherland Bates）视之为杜威哲学的“王冠”，是“美国所作出的对于美学最为重要的贡献”；并得出结论说，它将吸引“任何一个关心人类命运胜于自己个人职业的人——任何一个理解艺术与生命的关系的人——任何一个欣赏自己生命最佳瞬间的意义的人”。
时至今日，《作为经验的艺术》仍然在艺术和美学的领域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杜威自己所写的：“最终只存在着两种哲学。其中的一种就是，在其所有的不确定、神秘、怀疑以及一知半解中接受生命和经验，并且把这个经验转而加诸自身，以便深化和强化它自己的性质——转向想象以及艺术。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五卷，收录了除《确定性的寻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之外杜威撰写于1929—1930年间的所有作品。本卷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
在本书导言中，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称杜威“正处于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巅峰”。这一形容颇为贴切：1929年，杜威已是七十岁高龄，却仍在1929-1930两年间出版了四本专著和五十篇涉及哲学、教育、政治以及社会问题的文章。
在本书所收录的哲学论文中，《人文主义之我见》(What Humanism Means To Me)和《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两篇文章表明了杜威对人类潜力与智慧的信念，另外两篇文章则记录了杜威与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威廉·欧内斯特·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C. I. 刘易斯(C. I. Lewis)、 F. J. E. 伍德布里奇(F.J.E.Woodbridge)在《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上的热烈讨论。
《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From Absolutism to Experimentalism)一文是杜威难得一见的自传性文章，文中有一段话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杜威日益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的动因：
“总的来说，人和情境对我的影响要多于书本对我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我没有从哲学书籍中学到很多知识，而是说，与一些亲身经历的、迫使我思考、思索的事物相比，我从哲学书籍中学到的东西是技术性的。”
《新旧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Old and New）系列文章首次刊登于1929-1930年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在这些文章中，杜威探讨了在一个不断变化社会中“失落”的个人的问题，个人“陷入了庞大的复杂关系网之中”，只有“联系现在……根据有意识选择的可能性努力改变条件”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书内容表明了杜威日益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时也证明了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在《关于约翰·杜威的对话》(Dialogue on John Dewey)中对杜威的形容是正确的：“他是我所认识的哲学家中最喜欢非学术氛围的哲学家。”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术文库：密尔的“大错”》为自2010年开始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术文库”中的一本，约翰•；密尔是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功利主义和现代政治制度观念有着重大贡献。本选题首次将功利主义理论的原理证明作为一个课题，并且采取了以第一原理、公理系统为基本定位的视角加以解决。作者把功利原理的证明与欧几里德几何学公理系统结合起来，从自然科学与系统论的角度考虑哲学与数学之间的第一原理公理系统之关系。此外，功利主义的总体幸福论和个别幸福论也得到完整清晰的分析论证。

本书与《圣经人名词典》《圣经语汇词典》为一套系。对400多个来自《圣经》的地名进行整理，根据《圣经》及有关资料注释它们的意义，必要时提供其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原意，并列举《圣经》中与这一词意有关的主要章节内容，附有地图。本书不仅对基督教经典具有解读意义、是一本工具书，同时，其以文学资料之生动、史实资料之严谨，对西方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语汇和典故做出了来源可靠的探析。读者无论是否信众，都能从本书中了解到圣经文化的细节与渊源。本书是再版书，此次出版，作者对部分内容做了修订，作者在国内的侄子边勇与教会人士比照最新版的和合本圣经进行了核查，使其引文更符合现代汉语规范，我社重新进行了三审，补充了再版序言及作者手稿照片。

《人在自然界的位置：论人类动物群》从人类起源到意识、智慧及灵性的出现，对人的现象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浓缩地表达了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即：人是生物进化的延续与目前的最高阶；人作为箭头将代表着宇宙进化的两个同步进程：物质的复杂化与心智的内在化。《人在自然界的位置：论人类动物群》确切的目的是从实验的角度来定义这一神秘的人类。 宇宙原料在我们周围和在历史长河中已以多种形式存在。我们将通过与这些形式的比较，从结构角度和历史角度来确定人类目前的位置。这是一个可及而有限的目标。它的重要性在于能使我们达到这样一个优越的高度，从那儿我们可以激动地发现以下这一事实 ：如果人类已不是像以前人们想像的那样是一个已成世界的不动的中心，反之，根据我们的体验，它从今以后将越来越代表一个既在物质复杂化方面又在精神内在化方面都越来越加速发展的宇宙之箭头。生命不是奇怪的异常现象，不是物质上偶然结出的果，生命是一个得到幸运的增强发展的无处不在的宇宙特性，生命不是一个副现象，它是现象的精华。人类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具特性的，最极化的，生命力最强的一部分。这一看法将震撼我们的心灵，从而激励甚至改变我们的生存哲学。

《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十七卷，也即《杜威全集》的最后一卷，收录了未曾被收录此前各卷的杜威作品。本卷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
悉尼·胡克（Sidey Hook）在本卷的导言《约翰·杜威思想的时代关切》(The Releyance of John Dewey s Thought)中指出：“当我说起约翰·杜威思想的时代关切的时候，我侧重的不是历史关头的危机状况，而是人的处境；人在选择合意的生活道路的时候，只要对自己的行动有所反思、有所审视，他就会遭遇到种种问题和困惑，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好的时代与坏的时代。约翰·杜威的成年生涯跨越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对于那个时期涌现出来的种种话题，他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本卷来源多样，涵盖了杜威成年生涯的大部分，其中最早的文章发表于1885年；最晚的文章发表于1953年，在杜威去世以后。
杜威在他的一生中作过无数次演讲。本卷中，七篇发表过的以及数篇未曾发表的演讲稿，显示出他那宽阔的视野和广博的游历。1928年，杜威和一群教育家组团访问了苏联，旨在调查事实。回国以后，杜威在芝加哥大学作了演讲，描述了他对俄罗斯的印象以及“俄国学校体系”。他评论说“他们的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未来……我真的相信，这两个民族——至少是老式的美国人、先锋的美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类型和性情，比起当前世界的任何两个其他国家来，都要更为相似。”
1901年在杨百翰大学所作的十次教育学讲座曾经在当地发表过，但之前未被收入杜威的文集。之前未曾发表的作品包括《伦理学中的历史方法》（The Historical Method in Ethics）一文,它表现了杜威早先的论点：假如我们能够像研究科学中的事实那样联系行为来研究和“操作、信念与观念”相关的事实，那么，“道德的科学”是可能的；在《科学与哲学的一些联系》（Some connexions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这篇文章中，上述进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哲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Philosophy）这篇文章简洁地表现了杜威晚年的看法：“哲学的事情跟存在于人类和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有关，就两者都受到文化的影响而言。”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四卷，为人们提供了约翰·杜威的重要著作——《确定性的寻求：一种知行关系的研究》(The Quest for Certainty: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的一个权威版本。
《确定性的寻求》是以杜威于1929年4到5月间在爱丁堡大学所作的吉尔福特讲座为基础而成书的。由苏格兰的四所大学轮流举办的吉尔福特讲座规定，演讲人必须是“真理的挚爱者和热忱探索者”，“要以对待自然科学的严谨来对待他的论题”。
在准备讲座期间，杜威写信给悉尼·胡克（SidneyHook）说：“我想把这些演讲命名为《确定性的寻求》……它是对企图寻求理论确定性的哲学的一种批判。”马克斯·C·奥托（M.C.Otter）后来在《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rview)中对此作了发挥：“杜威先生想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举摧毁古典哲学传统的主要堡垒’。作为多次战役中声望赫赫的老将，杜威把吉尔福特讲座当作向这个堡垒中心发起猛攻的机会，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应当赞赏其尝试的大胆，它携带的知识和经验所运用的策略，还是赞赏其攻击的勇猛无情。”
在导言中，史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称，这本书为“杜威思想发展中的一部重要著作”。除了体现出在杜威如此多著作中的“那种激情和睿智”以外，演讲还显示了“一种在它们最初发表时还几乎辨认不出的远见、敏锐和原创性”，总之，“这些演讲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杜威对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思想关系的细微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