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90年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西欧一些国家又有所抬头，无政府主义者的个人恐怖活动也加强起来。为了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批判，消除其对工人运动的有害影响，普列汉诺夫在1894年写了这本书。在本书中，普列汉诺夫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指出他们都是从抽象观念出发，因而不可能正确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终于陷入空想。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才使得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变成真正的科学，使社会科学走出了空想主义的迷宫。

本书是普列汉诺夫的代表作，全面充分地反映了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本书中作者批判了三个错误观点，即英雄史观、无为主义和因素论。在批判这些观点的过程中，他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作用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认为杰出人物只能决定社会发展的个别外貌，不能决定其一般趋势，后者是由社会发展一般原因（如社会生产力等）决定的。本书是普列汉诺夫1898年发表的从理论上总结自己当时进行的反对俄国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策略思想斗争的名作。

本书是普列汉诺夫的名著之一。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正好代表着俄国革命思想史上的两个不同的时代，所以这部著作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本书出版于1909年，普列汉诺夫发表这部专著是为了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20周年。但实际上，这本书并不是他在一个时期内写的，二十近20年的研究工作的结晶，其中某些篇章是早已发表过的。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了一个正确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遗产的成功例子。普列汉诺夫论证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学说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这就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脱离世界优秀文化传统的异端邪说，也不是单纯从外国移植进来的结不了果实的花朵，而是包括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内的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思想成果的合乎规律的必然发展。

本书主要是讨论策略问题的政论集，收录了普列汉诺夫在旧《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26篇，以及1903年7—8月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普列汉诺夫认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一切正确的、好的策略必须遵循以下两条原则：第一，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无产阶级实现社会革命这一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在当时俄国尚不具备直接进行这种革命的条件下，则是促进而不是妨碍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和组织水平的提高，从而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第二，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学说的指导下，辩证地全面考察特定国家现实的社会关系，分析阶级力量对比，力图预见社会客观过程的方向，并据以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然后坚定不移地实行。作者根据上述原则，针对当时俄国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发表了自己的评论。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对列宁早期的政治观点和以后的政治活动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本书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本书收录了普列汉诺夫的两本同名著作。前一本书是他在1914—1915年间写的，包括他写的两封公开信；后一本书是1915—1916年间写的论文集。普列汉诺夫在这里集中地论述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借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和支持德国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名，主张保卫“受攻击的祖国”，即保卫沙皇俄国。同时还对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观点进行攻击。这一切都说明，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自从1903年蜕化为孟什维克以后，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机会主义者。列宁在1914—1917年的一系列著作中针对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言论做了尖锐批判。

本书尝试在汉语的语境中诠释弗洛伊德的思想。研究路径是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原典为基础，通过提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核心概念，如投射、罪疚感、超我、俄狄浦斯情结等，对弗洛伊德宗教观进行细致的考察，基于其无神论的宗教立场，分析其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诠释宗教议题所获得的成果的价值和局限；并反思精神分析的学科性质，从而更加恰当地看待弗洛伊德的贡献。该书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能为相关专业的研究者及对弗洛伊德思想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这本文集所收的，是1917年4月普列汉诺夫回到俄国至1918年逝世为止的全部文章、演讲、文稿和宣言等。这些文章、言论主要发表在《统一报》上，是普列汉诺夫逝世后流亡在国外的孟什维克分子把它们辑录起来在巴黎出版的。这个时期正是俄国从二月革命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完成的时期。普列汉诺夫自1903年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分裂，转向孟什维克，到这时从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终于与资产阶级妥协，支持临时政府，最终滑到了与列宁为敌的反革命立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本书是一部历史文献，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普列汉诺夫提供了重要参考材料。

工团主义，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流派，只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变种，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末西欧拉丁语系国家，二十世纪初在法国和意大利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思想对国际工人运动产生了有害影响。为了同这种有害的学说进行理论斗争，普列汉诺夫写出了一系列专门批判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文。本书就是这些论文的汇集。本书对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相对全面而详细的批判，它迄今仍然是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非常有助于对国际共运史、社会主义史以及普列汉诺夫本人的研究。

本书在从事中西哲学比较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身体现象学这一视角出发，力图充分领会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挤压与淬炼、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可能回应等问题，充分挖掘由比较所撑开的中西哲学间关联域的丰富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推进中西哲学比较所指向的自我文化建构这一任务。本书以“身体何以成为中西哲学比较的关键词”为中心问题搭建起综合理解的要求，继而通过对西方哲学中身体思想演进的翔实解析，透视出西方哲学在当代发展中“回到始源中去”的吁求，这一回返吁求为中国哲学的“大有作为”提供了现实可能。身体现象学的运动性分析揭示了身体这一关键词双重性特征，尤其是其传统与现代理论特质兼具、先验与经验打并为一的“混全性”特征，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撑开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交织特征使身体成为汇通中西哲学、贯穿前现代与现代的桥梁，在有机综合的基础上推进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事业的建设。从身体现象学视角所做的这一回环阐释，就中国哲学而言，消解了西方传统存在论、认识论、伦理观等话语指标对中国哲学的强迫性意指，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则根本性地改变了上述基本范畴的内涵。

黑格尔思想的形而上学维度，在国内学界长期遭到忽略，近期英语黑格尔研究亦侧重于黑格尔思想的社会向度，甚至出现了“反形而上学”诠释。然而，黑格尔的思想在欧陆处境当中，始终被主流学界视为现代形而上学的代表。黑格尔的学生、诗人海涅提出，黑格尔乃是延续了奥古斯丁、安瑟尔谟、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传统，并将其思辨哲学所隐含的泛神论因子发扬光大。这种“传统形而上学”诠释，一直是西方黑格尔研究的中流砥柱。后康德学派对此传统诠释提出了挑战，使得英语学界的“修正形而上学派”开始重视黑格尔思想的后康德维度，同时仍正视黑格尔文本当中鲜明的形而上学意向。本书采取“修正形而上学派”的进路，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解读为“万有在神论”，并在拉丁基督教本体论的思想史脉络中寻找黑格尔的定位，以巴文克（Herman Bavinck）、巴特（Karl Barth）、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三位二十世纪思想家为范例，厘清黑格尔哲学体系在该思想史脉络中的前因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