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西方哲学原理的基础性著作，作者创造性地按照哲学三大主题——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选择和组织材料，逻辑性地运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划分的方式，详尽讨论了众多西方哲学发展中的问题和西方哲学流派的基本观点。既有强烈的历史感，又有理论的思辨性，是按照哲学主题结构写作西方哲学史的大胆尝试，亦为西方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一种纯理论的描述框架。

《沉思录》大部分系马可？？奥勒留在鞍马劳顿中写成，全书一共十二篇，记录了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在一篇篇箴言随笔中，他对生命、死亡、信仰等哲学问题展开了思辨，为后人留下了一位有哲学修养的统治者的人生感悟。每一条都充满了智慧，直击生命的本质，当今社会的人们仍能与之产生共鸣。

本书收录了作者发表于2011-2021年间的部分论文，围绕对时代问题的哲学分析主题，从反思当代哲学与启蒙的关系入手，提出从文化自觉到哲学自觉的主体意识，重申哲学是时代先导的口号，确立分析观念对中国哲学当代建构的重要意义。作者从哲学与时代、时代与思想、时代与哲学三个方面，阐发了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知识、信仰、科学、思想、语言、意识、未来等众多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最终试图为哲学在这个时代巨变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本。

《纯粹理性批判》被 为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流传 为广泛， 影响力的著作，同时也是整个西方哲学 重要和影响 深远的著作之一。初版于1781年，并于1787年再版的该书，常被称做康德的“ 批判”，并与其后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并称为康德“三大批判”。在这部西方哲学奠基式的著作中康德尝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接合起来，并以此反对大卫？休谟 的经验主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学在汉语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兴趣，渐成一门显学。1994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此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会一刊的运作节奏。稍后香港的现象学学者们在****成立学会，与设在大陆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常有友好合作，共同推进汉语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中国现象学学者这些年来对域外现象学著作的翻译、对现象学哲学的介绍和研究著述，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值得称道，在我国当代西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现象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即便与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的译介和研究也还差了一大截。又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此间出版的翻译和著述成果散见于多家出版社，选题杂乱，不成系统，致使我国现象学翻译和研究事业未显示整体推进的全部效应和影响。有鉴于此，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与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当代哲学资料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象学文库》丛书。《文库》分为“现象学原典译丛”与“现象学研究丛书”两个系列，前者收译作，包括现象学经典与国外现象学研究著作的汉译；后者收中国学者的现象学著述。

在哲学-神学领域，库萨虽然广泛地接受了当时盛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影响，但就其立论大旨与根基而言，仍从属于所谓的天主教新柏拉图主义传统，这一传统远绍古希腊的普罗丁（Plotin）与普罗克洛斯（Proklos）对柏拉图《国家篇》、《巴门尼德篇》等著作从“太一论”（Henologie）视角所作的阐释；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存在论”或曰“存在论”（Ontologie）的视角出发，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置于形而上学研究的核心位置不同，新柏拉图主义者将“太一”看作万有的绝对本原，它以其绝对的单纯性甚至无法于自身之中包括存在——这将为“一”本身增添不必要的复多性而使之分裂为二，因而超于存在之上。由此出发，新柏拉图主义于论理方面主张绝对者从根本上不可能为任何名言概念所框定，于实践方面则主张努斯通过直观自身而超思知的活动、从而与“太一”这一至高现实性重新合一的进路——这往往导向对某种“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章）的内在体验之追求。

本书分为“明治哲学篇”与“大正、昭和哲学篇”，明治时期（1868—1912）是日本介绍西洋哲学，逐渐接受西洋哲学的时期。活跃在明治初期的，是以西周、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批集中于“明六社”的启蒙思想家。通过这样一批既具备广泛的汉学知识，又积极接受欧美学问制度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努力，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基础得以确立下来。在这之后，活跃在历史舞台的，就是以植木枝盛、中江兆民为代表，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提供理论依据的一批人。通过他们，欧美的自由、权力的思想被介绍到日本，并渗透到了整个日本社会。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思想运动，我们才可以说日本的近代化确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之后，哲学的活动开始从整个社会转向学术的内部，哲学开始成为大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这一时期，井上哲次郎、大西祝发挥出了核心的作用。卞崇道先生的《明治哲学篇》，就简洁明快地叙述了这一时期日本哲学的发展历程。

《对自己的生活说是》：根据尼采的思想，真正幸福的人应该是能肯定自己生命的人。没有本真的生命力就没有真正的幸福。但在尼采看来，一直存在着削弱生命力的东西，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康德的道德律以及基督教等。它们遮敝着真相，消耗着人们原本有活力的精神，使人变成末人、小矮人，高贵的东西荡然无存。为了拾回自己的生命力（它是真正的幸福之源），我们要抛弃这些奴隶的道德，超这些善恶标准，我们要能重估一切价值，呼唤狄俄尼索斯精神，但我们也因此付出代价，也就是我们必将孤独。尼采意义上幸福的人必定是孤独的人，因为只有孤独才能更好地滋养着他的生命力。怨恨和同情一样都削弱生命力，因此都是幸福的敌人。但忧郁仿佛是尼采式的幸福观面临的一个难题。我可以忧郁地幸福着吗？《何为幸福》：奥古斯丁是教父哲学家，上承古希腊罗马哲学，下启强调信仰与理性的中世纪哲学。幸福作为生命的目的被奥古斯丁表述为拥有或接近“上帝”。这不仅是一种信仰意义，更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其中承接了柏拉图及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奥古斯丁指出，为实现“上帝”这一生命之鹄的：一方面，人需要从外在转向内在，反求诸己；另一方面，人需要从下往上看，追求超越。在内心的渊薮处，皈依真理，趋向生命的完满。《认识你自己》：人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是善（good）的生活。但是，善的生活是怎样的？是充满欢乐（pleasure）的，还是由理性来支配的？更进一步，如果好的生活应由理性来支配，那么我们究竟要用理性来追逐权力和强大，还是探求真和善？柏拉图认为，好的生活应该由理性来支配，并且要用理性来探求真和善，而不是追逐权力。在《斐莱布篇》中，柏拉图根据“准确性、精确性、关注大程度地拥有真理”的标准来比较只充满欢乐的生活，和由理性来支配的生活。他认为后者拥有秩序和尺度，而前者则相反，完全缺乏尺度，因此由理性所支配的生活比仅有欢乐的生活更接近好的生活。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则根据相同的标准来比较了能够谋得权力、博得他人欢心的政客的说服术，和追求善、正义和其它美德的哲学家的辩证法。由于“善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并且只有后者的目的才是善，因此由哲学家的辩证法支配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善的生活。《人是否平庸要看他无聊时做什么》：罗素特别强调清晰、理性的思考，他是不相信“难得糊涂”这种幸福的。他觉得幸福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实践，对自己和世界都要有清醒的认识。那种一下子的非理性快感以及自以为看破红尘的深邃都是对生活的逃避。越想快乐的人越难快乐，因为他眼里只有自己。保持理性重要的是正视自身、保持对外界的好奇，时刻提醒自己在自我之外还有整个世界。《实现生命的潜能》：人人都想得到幸福，但是，什么是幸福？我们如何才能达致幸福呢？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eudaimonia）就是我们生命的兴旺，是我们生命中的善，而要达致幸福，我们需要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本书是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哲学智慧集成，是一部关于人生迷津的指南。它将尝试回答我们在追求幸福时可能面临的几乎所有谜题：什么是幸福？什么能令我们达致幸福？如果幸福系于我们的德性，那么，到底哪些德性才有助于我们去获取幸福？我们又该如何来养成这些德性？此外，我们该怎样去选择善？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去对待荣誉、金钱、权力、友谊、肉身的快乐等等我们所渴慕的善？

《哲学的贫困》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充满着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批判的、革命的历史，也正是通过对种种谬误、歪曲、诋毁和攻击的批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才得到更充分的彰显，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发展和更深入的传播，成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理论武器。对此，学习《哲学的贫困》，不仅要学习文本中关于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要学习文本本身所蕴含的批判性方法。

《数论颂》为4世纪数论派*重要的哲学家自在黑著，瓦恰斯帕蒂·弥室罗注释。本书中译者试图从数论和瑜伽的关系角度，对《数论颂》作了大量补注，旨在向读者呈现印度古典哲学数论的全貌，包括数论哲学的起源、整体的理论框架、基本原理，若干核心命题及其推理过程。数论派的哲学是瑜伽派的理论基础，因此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数论和瑜伽的关系，并深入理解帕坦伽利的《瑜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