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编著的《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4卷1907-1909）（精）》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一1924）第四卷，收录了杜威从1907至1909年间发表的所有作品，包括教学大纲《当代思想中的实用主义运动》和《教育 中的道德原则》。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认可文本。截至1907年，也就是本卷所涵盖的三年中的第一年，杜威放弃了以高等 教育管理为职业的可能，牢固地建立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领袖地位。正如刘易斯·E·哈恩在导言中所说的那样，“这几年是杜威非常多产的几年。除了数量众多的演讲和报告以及出席专业会议外，他发表了大约15篇重要的论文，以及差不多同样数量的篇幅稍短的文章，如教学大纲《当代思 想中的实用主义运动》，专著《教育中的道德原则》，以及和塔夫茨合著的一本非常受欢迎的教科书——《伦理学》——的第一版（《杜威中期著作》 第五卷）。”《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4卷1907-1909）（精）》收集了26篇文章和评论、一个教学大纲以及一部著作，素材的多样性可想而知。然而，大部分文章所显示出的中心主题是有关实用主义的。哈恩说，在1907年到1909年的三年中，杜威“继续致力于发展新的实用主义哲学，对它进行辩护使其 免遭攻击而发起有力的反击；并试图表明存在于其替代选择中的困难对人们来说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冒险去考虑新的观点”。在本卷中，杜 威与布拉德雷、麦吉尔夫雷就经验和实在所进行的有趣而广泛的交流具有论战的特点，杜威通过这些论战来捍卫和澄清并使自己的观点精细化；但是， 杜威并不仅仅在答复和反驳的讨论中抓住机会来确定、思考和解释他的观点，而且独立地继续发展和提炼关于自然、经验、真理，特别是关于反思探究方法的基本主张。本卷有7篇文章产生于这种努力，有4篇文章再版于《达尔 文对哲学的影响》，3篇再版于《实验逻辑论文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早几年，杜威几乎没有写过关于教育的东西，但到 本卷所涵盖的这段时间，他已经全身心地返回这个舞台。与早期在“实验学校”时相比，他现在的写作风格更加理论化了。然而，如同本卷有关教育的 文章所证明的那样，对于实践的强调始终存在着。杜威所说的这些年来他一直“吹奏”的“自己的乐曲”，几乎没有人注意的“优美调式”，就是实用 主义。它深深地渗透在他的著述中。杜威把这个主题扩展到他关于教育的著述中，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实用主义对教育的影响”。

《杜威全集》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六卷，收录了杜威在1910至1911年间发表的所有作品。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认可文本。威廉·詹姆斯在1909年评论三位实用主义主要代表（即他本人、席勒和杜威）的区别时指出：席勒的观点本质上是“心理的”，他自己的观点是“认识论上的”，而杜威“全景式的（观点）……是三者中最宽广的”。杜威在1910至1911年的大量著述全部收入本卷，他讨论和分析了这种宽广的“全景式的”实用主义方法的诸多方面。

《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八卷（1915）》为收录了杜威在1915年期间发表的作品，包括《德国的政治与哲学》和《明天的学校》。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认可文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八卷（1915）》包括作者于1915年（仅是1915年）发表的所有作品。可以说，这是一个高产年。在这一年里，他一共发表了15篇论文和杂文，还出版了3部著作。

《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九卷（1916）》是杜威的重要著作《民主与教育》的权威版本。美国作家版本中心的认可文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九卷（1916）》是杜威极富盛名、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民主与教育》的新版本，附有悉尼·胡克撰写的序言。虽然在这本书的出版协议上，杜威受邀撰写的是一本“教育哲学的教科书”；但是，他在这本书问世后不久就指出，“虽然以《民主与教育》为书名，但在这《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九卷（1916）》中，我倾注全力旨在概括我的整个哲学立场”。1930年，杜威在回顾时写道，这本书“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它仍是多年来最为淋漓尽致地阐述了我的哲学的一《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9卷）（1916）》”。

本卷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卷，收录了杜威于1916至1917年间除《民主与教育》以外发表的所有作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0卷1916-1917）》是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认可文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0卷1916-1917）》可能是整个中期 著作中最为庞杂的一卷。它由53篇文章组成，囊括了约翰·杜威在1916—1917年间写下的除《民主与教育》 之外的所有文字。正像刘易斯·E·哈恩在导言中所指出的，这些文字不仅为数众多，而且包含“重要的哲学论文、关于教育的 文章，以及有关社会哲学和公共事务的评论”。杜威收录于《创造性智慧》中的文章《哲学复兴的需要》， 可能是杜威这卷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当霍勒斯·M·卡伦早在1913年向杜威提出编一本题为“实用主义态度”论文集的想法的 时候，杜威并没有全部接受这个意见；杜威写信给卡伦说：“我并不喜欢搞什么确定的派系，我认为实用主义的精神与敞布一些 观念——宣传一些观念是相悖的。”不过，早在1913年，杜威就开始考察将在那个文集中成为核心问题的观点，当然，这个文集 包含了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的文章，比如A·W·摩尔、J·H·塔夫茨、霍勒斯·卡伦、乔治·米德、博伊德·博德、亨利·沃尔 格瑞夫·斯图亚特、哈罗德·查普曼·布朗。1913年，杜威写信给博德说，他想要写的是“关于哲学的本质，以及如果实用主义 哲学家将他的概念忠实地应用于自身，这些概念将会对哲学产生什么影响”。从这一原初的动机出发，可以理解杜威文章中那个 重要的评述：“当哲学不再成为处理哲学家提出的问题的工具，而成为一种由哲学家为解决人类问题而培育出来的方法时，哲学 才实现了自身的复兴。” 这一时期也是杜威开始走向政治舞台，并就一般公众利益发言的时候。就像哈恩在他的导吉中所说的，“在1916和1917年， 他对许多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评论：从强制性的普遍军训，到威尔逊一休斯的总统竞选；从思想的征兆，到和平主义的未来；从美 国将为之战斗的东西，到恰当的和平条款；从学校中的民主与忠诚，到恰当地解释美国在战争中是友好的中立还是投入战争之间 的摇摆不定，或者理解德国的精神；从美国的教育与文化，到当代教育中的问题（战争这一话题笼罩了大部分的讨论）”。

杜威编著的《杜威全集》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一卷，收录了杜威于1918至1919年间发表的所有著述文字。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杜威这一时期著述的突出主题是战争及其带来的后果。在本卷导言中，奥斯卡·汉德林和莉莲·汉德林联系这一历史背景，对杜威哲学进行了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伤亡惨重的代价行将结束；缔造和平的繁重任务仍然艰巨，有待落实。有人期盼休战能使世界恢复如常，不料却开辟了一个动荡时代，它把一个本就因备战和弱化海外冲突而显得骚动不安的社会进一步搅乱了。”杜威认为，在这样一个时期，“科学负有的重托就是运用理智去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1918年至1919年间，他接连不断地发表文章，描述着他对战后世界的想象。在《新共和》和《日晷》杂志上，杜威主要考察了战争对社会、教育、政治、经济和产业体制造成的影响；对那种采用专制手段和留恋战争的情绪提出警告。他解释了美国在变化世界中的作用，赞同战争概念的不合法，赞同国际联盟的设想。

本卷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二卷，包含杜威在1920年除《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书信》之外发表的所有文字。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2卷1920）》包括约翰·杜威一部主要著作《哲学的改造》，它们大多来自杜威的旅行过程。1919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利用休假年启程出发前往中国和日本，随后其巡回演说和教学延长到两年。对杜威个人来说，这段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成长时期。所以，他认为这次旅行是“最有趣的，从理智上来说，是我所做过的最富有成效的事情”。杜威的著作《哲学的改造》，是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所作的八次演讲的成果，是他“对现代精神在与传统哲学进行对比的情况下进行评价”的尝试。拉尔夫·罗斯在本卷导言中将《哲学的改造》描述成“一本激进的书，……一位温文尔雅者所写的好战的书”。杜威在其中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思想，即所谓的工具主义；而且，在《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2卷1920）》这本书中，他通过全面的攻击，通过“将人引入到哲学之中。哲学现在还像是用大理石砌成墙而盖起的房子，里面只有传统的形式、本质、原型和现实，而没有人类的活动”，从而引起了哲学的革命。对于杜威这位教育家和实用主义者来说，只有以科学为范式的人类智力的创造性行动，才能发现真的观念；而那些观念是“我们能够吸收、确认、证实和检验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在《哲学的改造》中随处可见；这本书与杜威具有种种开放的可能性世界保持一致，承认对人类奋斗进行观察和思考，可以导致对生命是失望还是肯定的极大不同。杜威是在“五四”运动前夕到达中国的。他与政治领袖、学生、教授、商界人士以及宗教团体成员进行的交流，让他禁不住说，“西方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与之一样，它就好像是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有青春的再现一样”。的确，杜威在1920年期间从东方发回美国的有关中国政治与社会传统的7篇论文，既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深邃心灵的活力，又展示了他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在今天看来，这些论文向我们清楚地描述了：在日本对中国的霸权这个背景下，满洲帝制的最后时光，欧洲对中国的瓜分和特权，以及中国后来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这些与远东那时的动乱与变化具有惊人的相关性。

《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4卷1922）》为《人性与行为》提供了一个权威版本。《人性与行为》由约翰·杜威于1918年在斯坦福大学韦斯特纪念基金会上所做的一系列演讲发展而成。其副标题是“社会心理学导论”，详细阐述了杜威关于习惯是“社会功能”的观点，以及诸如习惯、风本卷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四卷，为《人性与行为》提供了一个权威版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4卷1922）》是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当詹姆斯·哈维·罗宾森在《日晷》杂志上评论《人性与行为》一书时，他说：“杜威先生不仅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哲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改革的领导者，而且是解决教育紧迫难题的最令人瞩目的领导者，没有比这更令人振奋的了。他所有过去的研究都汇聚到现在这本书中，幸运的是，它的语言对任何严肃和思想深刻的读者来说都是通俗易懂的。”《人性与行为》由1918年杜威在斯坦福大学韦斯特纪念基金会上所作的一系列演讲发展而成；然而，赴东方的长期旅行使这本书的问世延迟了四年。这些讲稿后来又被重写、修订和扩充，从而成为杜威最著名的著作之一。默里·墨菲在导言中说道：“杜威在这本书中也寻求澄清他的心理学与哲学所具有的社会特征——这一直是十分明显而又从未被如此详细阐明的。”《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4卷1922）》这本书以“社会心理学导论”为副标题，详细地阐明了约翰·杜威关于习惯是“社会功能”的观点，以及诸如习惯、风俗和探究的科学方法这类社会现象既是道德的，也是自然的。在本书的结尾处，杜威写道：“在各个单独自我摇摆不定且不合逻辑的行为中，有一种对认同并尊重这些行为的整体的感知。当这种感知出现时，我们就消除了生命的有限性而活在普遍之中。我们生活于其中并获得了我们的存在的共同体的生命，就是这种关系的恰当象征。我们表达把我们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这些关联的感知之行为，是它唯一的仪式与礼仪。”默里·墨菲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文明史教授，著有《皮尔士哲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Peirce'sPhilosophy）、《我们关于过去历史的知识》（Ou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icalPast），与伊丽莎白·弗劳尔合著有两卷本《美国哲学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ly InAmerica）。他也是《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的前编辑。乔·安·博伊兹顿是《杜威中期著作》主编，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主任，也是一系列杜威作品和杜威研究作品的作者与编辑者。和探究的科学方法这类社会现象既是道德的，也是自然的。

洛克试图阐述政治权力的产生和来源这一问题时，从人的“自然状态”出发，围绕“自然法”、“自然权利”、“契约”等范畴展开。洛克认为，统治者的权力应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以及人民的自然权利。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在自然法的范围内，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无须听命于任何其他人的意志。尽管这种状态并非美好的世外桃源，却是“一个和平、善意、互助和保全的状态”。

《西方哲学家史》是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与评论家伯兰特·罗素的一部哲学名著，《罗素文集（第8卷）：西方哲学史（下）》全面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休谟，从卢梭到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以及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