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德尔松与莱辛》是著名思想家美国列奥·施特劳斯为18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的《斐多：或者灵魂不死的三场对话》写的长篇导言。这部作品将翻译与戏剧创作结合起来，两头两尾为翻译柏拉图《斐多》的开场和终场场景，中间三场戏剧性对话则是自己编的——门德尔松把康德编进对话，现身为苏格拉底的谈话对手，然后让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来教训康德。

如果另一个星球上的智慧使者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一定会发现这个星球上的人的外部生活表现得是那么优秀、独特，在他周围聚集着巨大力量——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可是在他所创造的艺术中却暴露出其内心的贫乏和软弱，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实在令人震惊。是的，现代人比普罗米修斯、伊卡洛斯、孙悟空以及任何神话中的英雄都更强有力，可如果转向我们的小说、戏剧、绘画和雕塑所反映出的人的形象，看到的则是一个混身上下布满窟窿和缝隙，没有面部特征、充满疑虑和否定、终有大限的生灵。这种鲜明的对照是可怕的，“它反映出人危险地落后于他自己的创造发明”。现代艺术向我们敞开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困惑，追寻着在无神的世界中如何安顿精神家园的迷茫。

《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的选材范围很广，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完备性；同时也注意了选材的精练，在不损害有关材料原有资料价值的情况下，删除了其中意义不大、重复、离题太远的段落。《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尼采遗稿》由尼采论德国教育机构的未来与古希腊悲剧等20篇专题报告组成，多数是国内翻译界和哲学界尚未有人涉猎的内容。这是对哲学研究领域的一种补白，其学术意义深远。其中最有现实意义的是“论德国教育机构的未来”，尼采颇具前瞻性地批评现代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指出教育机构偏离了源于古希腊追求真善美的崇高人文主义目标，教育学方法方面的精神匮乏导致了现代教育的悲哀。而这样的批评却恰恰是现代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教育领域的现实问题的反映，对于中国来说同样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的称义论思想是其宗教哲学思想的核心，探讨了基督教教义中的正义、信仰、爱、理性和自由意志等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将基督教核心教义“因信称义”的阐释推上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最终成为了基督教正义观的经典。张士颖的《马丁·路德称义哲学思想》将路德的称义思想置于整个基督教救赎论的大背景下来考察． ’力图展示出路德称义哲学更为清晰的发展线索。《马丁·路德称义哲学思想》从个人灵魂获救问题而生的精神困苦，到“上帝之义”的发现，路德逐步突破了中世纪末期称义哲学范式．并将自己的突破性见解结晶为十字架神学，最终确立了改教神学范式，对后世基督教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德国哲学（2011年卷）》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主编的年刊，已经出版了2008—2009—2010卷，是对德国哲学进行专题研究的唯一专刊。《德国哲学（2011年卷）》收录的主要论文有：康德与道德运气问题；康德实践哲学中的政治和道德；德国历史学派解释学初探；康德论法权义务的特征等。

《规训权力与规训社会：福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讲述 了：福柯是当代思想巨擘，他从人类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与科学史上 吸取了丰富的养料，进而开掘出许多以往哲学家不曾关注或不屑于关注的 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在以往哲学家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中发现了许多 富有重大意义的哲学问题。福柯通过对疯癫、监狱、性、身体、惩罚、真理、知识与权力等问题 的研究，揭露了现代规训社会的本质。无论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还是对 各种现代理性话语的批判，福柯始终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规训社会。福柯通过对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线性历史观以及总体化、主体化的 历史观的批判，消解了传统历史学家编造的历史神话。福柯的历史研究始 终围绕一个中心，即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理性霸权与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规训权力与规训社会：福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从独特的视角对福 柯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杜威编著的《杜威全集》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一卷，收录了包括《学校与社会》、《教育现状》以及1899至1901年间杜威的全部作品。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认可文本。1899至1901年差不多是杜威在芝加哥大学任期的中点，也是杜威思想世纪之交的转变时期。这一转变在其煌煌巨著《逻辑理论研究》（1903年）中达到顶峰，该著作收录在本系列第二卷。本卷收录了杜威的文章《逻辑思维的几个阶段》，这是《逻辑理论研究》的先声，乔·R·伯尼特在导占中将其看作是杜威表述探究模式的首次尝试。这一思想出现在后来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尤其是《我们如何思维》（1910年，1933年）。

杜威编著的《杜威全集》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三卷，收录了杜威从1903年到1906年间发表的所有作品。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认可文本。本卷跨度为杜威从芝加哥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关键时期，收录了发表于这期间的36篇论文和评论。当时，杜威决定其职业发展仍然在哲学领域。从芝加哥大学辞职以后，他曾考虑是否去担任大学的管理职位，但最终还是决定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职位，在那里，他度过了以后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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