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近来，人们仍然有一种印象，认为印度“神秘”而西方“理性”。本书力图阐明的是，印度思想事实上具有强烈的理性传统。休·汉密尔顿从印度哲学活动的最初阶段开始，叙述哲学论辩如何发展、演进为众多的思想流派，并分析其中的原因，突出了印度哲学的关键特征，描述了印度的伟大思想家们如何以各种方式解释现实世界的本质。

《教化：古希腊的成人之道》 原书为三卷本，德文版出版于1934—1947年。第一卷“早期希腊”和第二卷“阿提卡精神的高峰与危机”描述了希腊文化在古风和古典时代的基础、成长和危机，以雅典的崩溃而告终；第三卷“伟大教育家和教育体系的时代”处理了古希腊在柏拉图时代的思想史。在这个时代，希腊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所珍视的一切——国家、权力、自由，但仍然坚持着教化的传统和理念。教化在书中作为研究希腊文化整体的基础，用来解释希腊性格形成的历史过程与他们建构理想人格的思想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该书构成了对整个早期和古典时期希腊教化传统的重要综合性考察和对西方文明基础的深刻而永恒的研究。正如耶格尔所言：“本书不仅面向学界，也面向所有在我们延续数千年的文明陷入今天的生存危机时再次寻找通往希腊文明道路的人。 ”《教化》德文版和英文版并行，本译本以De Gruyter出版社于1934—1947年出版的三卷德文本为基础，同时整合大量的英文版作者注释和添加了译者注释。除此之外，本书还专门收录了耶格尔晚年所著的 《早期基督教和希腊教化》（Early Christianity and Greek Paideia，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全文，以及牛津大学教授雅希·埃尔斯纳（Ja？ Elsner）的相关评论文章——《教化：古代的概念与现代的接受》[Paideia： Ancient Concept and Modern Reception，Int class trad （2013） 20：136–152]。

《外国哲学》是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业学术出版物，每年出版两辑。《外国哲学》坚持以学术为本的原则，倡导对哲学问题的原创性研究，以及对各种哲学观点、思潮、著作、论文的批评性评论。

《罪责问题：论德国的政治责任》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本政治哲学小册子。在雅斯贝尔斯对政治的思考中，最重要的动机是彻底的自新道德与哲学，他针对二战时德国人的“集体犯罪”，把罪责细分为刑事罪行、政治罪行、道德罪行、形而上罪行四种，认为后三种是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都逃避不了的。政治罪行须承担赔偿义务，道德罪行、形而上罪行只能经由每一位德国人以及全体德国人民通过“内在转变”，在道德与政治思维方式的“自新”的过程之中，才能清偿。作者在后记中指出：这本书应该用来自我反省。借由此书明确认识罪责、并接受罪责的同时，找到通往尊严之路。

这是一部关于福柯政治哲学的专著。作者素描式地勾画出福柯哲学的轮廓，进而集中探究福柯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三大核心主题“治理术”、“生命权力”、“生命政治”的发生发展及其相关概念“牧领权力”“国家理由”、“环视主义”等的系谱关系。治理术意味着司法国家转向治理化行政国家。福柯不是宏观国家理论家，而是微观国家思想家。他所探索的权力遍及精神病院、医院、学校、监狱、兵营、工厂等具体机构，他立足于此而建构了一整套“国家知识”。生命政治问题就是关于人口固有的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种族等的治理实践问题。“人口”作为新人物在 18 世纪登场，不仅是“生命权力人物”，而且是“生命政治人物”，或许，我们可以试探性地称之为“生命政治人”。

本书是本书是福斯特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福斯特另一本书《正义的语境》的进一步延伸与补充。在本书中福斯特讨论了在社会政治情境中的各个方面，甚至超越国界，正义最终涉及一个规范性核心：人的基本辩护权利。福斯特认为，自古以来，哲学以多种方式给人下定义，从人是理性的动物，到人是有限且有缺陷的存在者，这些定义都在凸显人是作为辩护性动物这一形象，因此，如果想理解人的实践，我们就必须把他们设想成与各种辩护紧密相连的实践。无论我们想什么或做什么，我们把理由的要求置于自身（和他人），不管这种要求是明确提出的，还是一直隐含的。从这一视角，当人类处于“辩护秩序”中，我们就把社会的情境称为“政治的”情境。因此，福斯特在这里就缩小了正义的概念，在他的阐述中，正义不仅要求为什么某人拥有或不拥有某种权利或物品的理由，而是首先就其诉求进行确定，并界定参与者彼此的关系。

本书是E. M. 齐奥朗30年前在法国发表的11篇随笔，论及西方文明、小说、哲学、个人体悟等方面，发表后随即引起当时法国知识界的热烈讨论，文字隽永，意味深长，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E. M. 齐奥朗的散文风格广受推崇。对于那些因为“哲学”一词而让人联想到艰苦阅读的人来说，齐奥朗是透明的，他的风格是可引用的，是格言式的。

《古典学研究（第十辑）：古典自然法再思考》收录专题文章4篇：程志敏探讨了古今自然法理论的分野及重审古典自然法的必要；亚当斯循着古典自然法观念的发展线索，追问从自然中衍生出伦理法则的可能性；于璐分析了西塞罗对古典自然正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许越通过对《会饮》的绎读，指出爱欲是朝向圆整的热望，而苏格拉底赋予了爱欲以更高的可能性。 论文部分，鲁家亮通过分析里耶秦简中的仓官职能，展现了秦县下诸官的复杂关系；谌祥勇阐发了廖平眼中新世界地理格局下《周礼》的意义所在及其文明抱负；张立立剖析了《泰阿泰德》中的“跑题”如何作为一种更有效的说服方式；李斌杰对拉博埃蒂思想的形成及其后果作了探讨；郁迪着眼于19世纪上半叶英国济贫乱象，管窥近代英国国家构建之得失；刘海超论证了托克维尔的真正关切乃是“民主的专制”背后所暴露的现代政治危机。 书评部分，王志宏分析了拜泽尔对浪漫派本性的重新阐释。

一直到19世纪末，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是同一概念。1903年，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出版，宣告了另一种伦理学即元伦理学的诞生。尔后半个多世纪，元伦理学在西方伦理学王国一直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美德伦理学的兴起，以及道德心理学研究的复兴，伦理学研究呈现出了规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与元伦理学鼎足发展的局面。而由摩尔所倡导的元伦理学研究的哲学意义，仍然是当代伦理学大家关注的重心。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摩尔的《伦理学原理》才被列选为20世纪前半叶唯一一部伦理学经典名著。（另外一个原因是，自分析哲学兴起以后，传统的伦理学研究受到了重挫，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重新复兴。）

本书是利科先前著作《活的隐喻》的继续发展。利科比较了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心理时间概念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物理时间或宇宙时间概念，并分析两种对立时间观的内在疑难。为了解决这种疑难，利科尝试利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情节”概念把时间与叙事结合起来。由此，利科结合现象学、历史编纂学和虚构的叙事理论建立起自己的叙事理论。通过把时间性与叙事性联系起来的创造性工作，利科为我们理解时间的本质和主体的自我理解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