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信文集》第4卷“现代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对话”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二是作者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时的主旨演讲。本书收录作者现代西方哲学的论文，是作者多年研究西方现代哲学的陈果，很多都开了中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之风气，尤其是对克尔凯郭尔的开创性研究；本书收录的作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学术演讲，突显了中国视野下的西方哲学研究，并积极探讨中西哲学和文明对话的可能性。

华兹华斯在世人看来，既是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又是英诗跳出古典主义框架、走向自我革新的重要推动者，身为桂冠诗人的他家喻户晓，但除此之外的面向，却不为广大读者所知。事实上，身处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华兹华斯的政治见解，连同他的文学创作，都是诗人整体精神人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国法学大家戴雪次为世人揭开了华兹华斯作为政治思想家的一面，集中讨论了1802—1815年华兹华斯的政治行迹和政治思考。华兹华斯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如何？缘何从支持法国大革命，转而反对它？他和伟大的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有何思想上的互动和关联？他又如何从一个普世革命论的支持者，转变成了一位英国民族主义者？这些都是戴雪此书涉及的问题。在戴雪看来，华兹华斯是个受正义观影响的道德主义者。华兹华斯认为，一国在内外关系上的失利，源于组成该国家的民族的错误行径。因此英国无法推翻拿破仑帝国的专制统治，也就是英国国民错误行径的应有结果。他投身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民族主义的浪潮之中，在鼓励欧洲建立民族国家，以此确保英国独立的同时，他还认为英国的神圣使命，即在于摧毁拿破仑帝国、保全欧洲各民族国家。戴雪笔下的华兹华斯，既是先知，也是民族主义者，更是爱国者。理解华兹华斯的诗歌造诣，离不开对他政治思索的探讨，而身为法学家的戴雪来写华兹华斯，又给这份探讨带来了很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戴雪借古谈今，试图通过撰写此书，而在“一战”正酣之时激起英国人抗击德国的斗志，是他以笔为剑的战斗。

本书以日报的形式出版，作者根据斯多葛哲学内容提出反思性问题，以带动读者入门。每一篇内容后面都有两页留白，为读者提供早晚的反思空间，将这一古老的哲学融入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每周读者都会发现一个特定且有意义的斯多葛实践，并利用大量的解释和相关的引文，以激发读者更深层次的反思和应用，每天读者都将回答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来帮助衡量自身的进步。

本书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关照平安朝前期日本物语文学，重新发现物语文学崇高的伦理价值。将日本物语文学纳入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体系中，论证日本古代朴素的孝养观、究明了平安朝前期物语中的伦理结构，分为“皇权”“恋爱”“家庭”“社会人际关系”四个部分具体分析了《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三部物语中的伦理关系，并以时间为轴研究了三部作品的内在关联，为今后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研究日本古典文学打下基础，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学术价值。

斯宾诺莎将人类的情感看作在自然之内并遵循自然界共同规律的自然事物，它是自然之生命力量的某种方式的呈现。本书以斯宾诺莎的情感理论为研究对象，从本体论层面分析情感和理性都是实体（自然力量）属性的分殊，具有局限性和被动性，因此理性没有绝对力量控制情感；从认识论层面解释人的情感分为主动情感和被动情感，主动情感伴随着充分观念或正确观念，被动情感伴随着非充分观念或错误观念；进而得出结论即人的情感从被动转为主动，最终获得至善之福，需借助对神（自然）的爱之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源自身体对各种情状的不断感受和经历，另一方面源自心灵对所爱之物——神或自然的不断理解。

和启蒙运动一样，反启蒙也是一场政治活动。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与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确立了反启蒙理论框架。作为第一代反启蒙思想家，他们目睹了1789年世界的倾覆。卡莱尔、泰纳、勒南代表了瓦解启蒙思想的第二次浪潮，面对19世纪政治生活民主化，这一浪潮持续高涨。他们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呈现了对法国衰落的思考。在19、20世纪之交，反启蒙的第三次浪潮升起，代表人物有莫拉斯、斯宾格勒、梅尼克、巴雷斯、索雷尔等人。20世纪50年代伯林登上学术舞台以后，反启蒙的辩论发生了新的飞跃。《反启蒙：从18世纪到冷战》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200多年间反启蒙的历史。作者认为：现代性存在着两面，一面是为人熟知的“洛克—康德式”的现代性，但同时，在18世纪到当代，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得以显现，这就是反启蒙的传统。反启蒙思想并非一种反动的思想，而是属于现代思想之列。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作者从不同侧面讨论了从柏克、赫尔德到卡莱尔、梅尼克、勒南、索雷尔、莫拉斯等人的观点，以及反启蒙思想在这些思想家之间的流变，阐述并再现了反启蒙思想家们所有矛盾之外的共同思想基础。

叔本华是德国哲学家，他创立了意志哲学，第一个公开反对理性主义哲学并开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他认为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运作的力量，世界的本源是意志，世界只是意志的表象。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说过，叔本华是西方最伟大的学者。 《叔本华论生存与痛苦》选自叔本华的后期著作《附录和补遗》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叔本华认为，意志是构成这个世界一切事物内在的、真正的核心，是“自在之物”，属于形而上；我们所看见的自然界中的物质（包括人、动植物、无机体等）都是基本生命力、自然力，亦即意志的载体；丰富多样的现象世界是意志在各个级别客体化的结果。人类是意志蕞高级别的现象，智力则是派生的，是为盲目的意欲配备的、帮助其生存和发展的工具，在本质上与动物的爪、牙、翼没有区别。因为“意志”和“智力”是构成我们这一现象世界的两要素，这两者的本质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构成了叔本华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本书稿辑选的文章也都围绕这一对核心问题进行多方面的讨论，《论女人》中有一些读起来让女性颇不舒服的狭隘评论，令人想起叔本华与母亲的恶劣关系 。《论政治》探讨了法学和政治学的关系，在《论自杀》中叔本华对自杀“罪行”进行了辩护并分析了自杀的缘由，“自杀用虚假的解脱取代了从这个悲惨世界解脱的真实之路，其实自杀行为与蕞高道德目标的实现背道而驰。不过如果基督教教士们就此要给自杀打上犯罪的烙印，恐怕（自杀在）此处的迷失行为与犯罪行径依然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 ，“一旦生活的可怖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人便能坦然地为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论争术》讨论的是如何辩论，总结了37种辩论的技巧。《逻辑与辩证法》 分析了诡辩术和诡辩术的技巧。在《论艺术的内在本质》中叔本华认为，哲学与艺术的根基是相同的，“实用艺术之母是贫乏，审美艺术之母是富余。实用艺术之父是知性，但审美艺术之父却是天才，是某种形式富余的天才，其认识能力的过剩足以超越为意志服务所需要的程度” 。在其余几篇章，叔本华讲述了生存的虚无和人世的痛苦，分析了形而上学之于人类的必要性，等等。译者的本意是将叔本华原本的思想转述给读者，让读者可以没有阻碍地阅读与欣赏叔本华的作品，可以轻松愉快地谈论与批评叔本华的想法。

禅是如何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 饮茶、打坐、插花、冥想、射箭…… 生活中的任何技艺到达一定境界，都可以接近道，进入禅的境界。 德国哲学教授奥根·赫立格尔，为了追求在哲学中无法得到的生命意义，远渡重洋去日本学禅。 屡屡碰壁后，他跟随弓道大师阿波研造，通过箭术悟出了禅的真意： 禅是平常心，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不带贪求，不带憎恶。 任何技术，都有待于心灵的寂美。 让箭矢发自无念之中，达到忘我的境界。

《思辩与启示》首次刊登在《现代札记》（巴黎俄文版，1927和1928年，第33期和第34期）上，后收入舍斯托夫文集《思辩与启示》，巴黎，1964年。选译自《舍斯托夫文集》，一卷本，1995年俄文版，319-385页。舍斯托夫认为人的生存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深渊。在这个生存深渊面前，我们往往求助于理性及其形而上学来填平深渊，然而生存的深渊是形而上学的理性无法填平的。灵魂的漫游者，不得不在深渊中向允诺揩掉每一滴眼泪的上帝呼告。而十字架上的真理直接关涉人的生存和死亡、渺小和伟大、罪孽和救赎、梦魇和自由、呻吟和悲叹，它*终给予人的是上帝允诺的希望和爱。

《西方哲学家中的中国之友——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与伏尔泰思想研究》分为两大部分：部分分析了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与伏尔泰三位哲学家的思想。第二部分不但包含了19世纪黑格尔对中华文明与中国哲学的蔑视与攻击之辞，更包含了对中国与西方思维模式的整体性分析，指出了共有三种思维模式，即联觉思想、逻辑思维与实证思维。全书通过一条共同的线索——与中国的关系——将三位哲学家串联在一起，分析比较中国与西方哲学思想异同，更在此基础上弘扬中华文化，是一部面向中国之未来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