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奠基性的著作中，理查德·维克利检查了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之间复杂的哲学关系。维克利认为，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这两位思想家凭借彻底追问而就哲学传统之起源提供了探索性分析。对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而言，恢复哲学的原初前提，离不开重新思考真正哲思的特殊可能性。就海德格尔思想对施特劳斯的影响而言，常见的观点认为，在早期经受了海德格尔解构哲学传统的启发之后，施特劳斯踏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蔑视现代性，转而旨求复兴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维克利拒绝这种解读，同时坚持认为，施特劳斯参与了由海德格尔所提出的挑战——也可以说，参与了由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哲学所提出的挑战——这为施特劳斯毕生的哲学规划形构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持久性的框架。维克利认为，对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而言，哲学开始于通过彻底悬置传统的形而上学前提，来阐明人类向存在的敞开性。

《时间的律动》向我们打开一个丰富神秘的宇宙，这个宇宙孕育了人类文明，是人类不断探索思虑的目标。在时间的律动中，我们将结识人类的近亲，我们身边的鸟类、花朵，了解我们遥远的祖先，以及那些更为遥远的星球。　探索中，我们将重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如何解读世界、幻想世界；探索我们的记忆，它使已经逝去的事物顽强地维系于我们身上。变幻时间的维度，我们与往昔重逢。　科学不断颠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科学本身并不能让我们彻底理解究竟什么是“现实”。因为这不仅需要理解，还要用心感受。将情感与理智融于一体。将艺术与科学融于一体。站在先贤肩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样才能看得更远，才能重新发现，我们所共有的人性的意义。

《唤醒智慧的教育》是克里希那穆提的第一部畅销书，中译旧版名为《一生的学习》。本版本采用全新中译稿，且中英文对照，值得珍藏。 在《唤醒智慧的教育》中，克里希那穆提对教育的目的、传统教育的弊端、实行“正确教育”的学校应具备的精神、作为教育者的父母和老师如何进行自我教育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克里希那穆提认为传统教育存在模式化和统一化、过度追求技术知识和外在的效率而忽视人类内在心灵、隐藏教育者的虚荣和野心等问题。他认为教育不仅仅是获取知识，而是看到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所在。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是帮助个体变得成熟和自由，让他在爱和良善中尽情绽放。《唤醒智慧的教育》中克里希那穆提的观点独特而深刻，令人警醒和反思。

《西方诠释学史（第二版）》为作者多年来研究诠释学的一本厚积之作。该书完整地论述了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史，时间跨度从古代希腊到后现代，通过大量可靠的di一、二手研究资料完整地勾画出了西方诠释学发展史的主流线索；通过梳理阐明了诠释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突出强调了古典阐释学和方法论诠释学的意义和价值；该书特别关注到目前国内学界较少涉及的《圣经》阐释学，以及贝蒂、赫施和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裨补了国内多年只关注本体论和存在主义诠释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打破国内将阐释学等同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的误区。

将两篇柏拉图对话的疏解放在一起，并不能就算作是一本书，但把《高尔吉亚》和《斐德若》放在一起，仍有值得讨论之处。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斐德若》zui有可能拥有一个如同能解释所有对话的钥匙那样的结构。《斐德若》没有开启任何对话，但它在不涉及其他对话内容的情况下对它们做了阐释。于是，或许可以认为，《斐德若》与其他任何一篇柏拉图对话都相称，而关于修辞术的议题则将它紧紧地与《高尔吉亚》连接在一起。 《高尔吉亚》与《斐德若》指明了一种灵魂学，在其中，人类灵魂中产生道德义愤的地方和对美的热爱能被恰如其分地理解。而这本关于这两篇对话的书则试图符合这样一种灵魂学的准则。

在英语学界，以柏拉图政治哲学为主题的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为何普拉多此书会让英语研究者感兴趣？ 在本书中，普拉多介入了柏拉图研究中的一段公案：《理想国》之后的柏拉图，是否发生了思想转向而只寻求“次好政体”？有别于对柏拉图思想进行“前中后期”划分的发展论研究范式，普拉多坚持了统一论立场，主张柏拉图的晚期政治作品并不保守，相反，《政治家》、《蒂迈欧》、《克里提阿》乃至《法义》，在哲学上的冒险精神并不逊于《理想国》。在普拉多看来，柏拉图一如既往地思考城邦的完美秩序，而真理则是通向这一秩序的唯一途径——这也正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迷人之处。

本书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1972-1973年的授课演讲。作者在本书中首次提到关于监狱起源的伟大理论。全书围绕着刑罚、监狱、强制力等概念展开。福柯用一种接近于现象学的方法来分析各种惩罚形式在其时代中何以存在，用一种谱系学的方法来解构惩罚机制，研究其在历史中的变化。福柯将看似断裂实则具有连续性的惩罚机制演进串联起来，通过这种对惩罚的研究，描绘出社会文化反思的新的历史背景。

一百多年前，尼采预言了这个时代的心灵困境：当外在的世界越变越强大，人的自觉就愈来愈渺小。 随着忧郁时代的到来，人们面临突然解雇、就职难、自杀率居高不下等重重危机，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迫切希望从西方哲人的名言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罗盘”。 于是尼采说：从尊敬一事无成的自己开始。 尊敬什么也不会，还没有做出半点成绩的自己。只要懂得尊敬自己，就不会做出不好的事、被人轻蔑的行为。 这么一来，你的生活方式就会改变，变成你所期望的自己，变成值得他人学习的对象。 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尼采往往给人留下孤高、厌世的印象，其实他热爱生命，有着不屈的灵魂和昂然的意志，他的诸多名言能够拨动现代人的心弦，引人奋发向上。

本书是作者执教哲学导论课程三十余年的心得之作，用轻松活泼的文风和四百余幅原创手绘插图，以“中心是否保持不变”为引导，对哲学中的“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梳理。作者严肃地对待哲学，却又不那么郑重其事，用风趣幽默减轻了哲学难以承受之重，让读者真正获得思考的快乐。作为哲学通识读物，无论哲学专业的学生，还是人文社科学生，甚或普通大众，都能从中有所受益并获得乐趣。

“苏格拉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这就是苏格拉底在世时曾受到过的张扬理性主义的指控。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尼采再次对苏格拉底提出指控：由于苏格拉底犯了唯理主义的大错，才惹出了西方现代性这一“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中心”。据此，尼采宣布了苏格拉底这个历史“偶像的黄昏”。海德格尔接过尼采的指控，并跟随尼采致力于回到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人……好些哲人则跟着尼采-海德格尔步入后现代的黎明。同样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施特劳斯却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驳回了尼采对苏格拉底提出的阿里斯托芬式的指控，并把现代性问题的指控转过来对准了尼采自己——现代性的三次浪头恰恰是西方哲人不再理会或不再能理解苏格拉底问题的结果。换言之，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施特劳斯看清了现代性问题的深远本相，并由此找到了超克现代性方案的方案：回到原初的“苏格拉底问题”，而非奔向抛弃这一问题的后现代。就此而言，重审“苏格拉底问题”是施特劳斯一生学术的基本着力点。施特劳斯有三部自编文集传世：《什么是政治哲学》（1959）、《古今自由主义》（1968）和《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苏格拉底问题”的所在位置。施特劳斯逝世后，其后学陆续刊布了不少施特劳斯的早期文稿和未刊讲稿，并结集出版：Thomas L. Pangle编，《古典理性主义的重生》（1989），迈尔编，《施特劳斯文集》卷一至卷三。然而，这两个文集都没有收全施特劳斯生前在各类学刊上发表过的所有文稿。《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 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 增订本）》致力于收集所有未曾结集的施特劳斯文稿，五年前初版（华夏出版社2008）时收文共14篇。眼下这个增订本删去两篇已归入施特劳斯相关文集的文章，另增补15篇文稿，其中八篇为晚近整理出来的未刊稿（含书信一封），共27篇，按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排序。初版时的旧译，亦作了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