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基本上是一部以孔子为中心的古代传说汇集，与《礼记》中的某些材料相同，虽为资料汇编，却具有较高的价值。首先，此书是研究孔子生平及其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上真实的孔子面目的重要依据。其次，由于王肃收集在书中的内容大都具有较强的叙事情，也就是说大多是有关孔子的逸闻趣事，所以，此书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第三，书中的许多故事和孔子的许多充满哲理的语言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孔子家语》具有以上价值，所以编者决定对它加以注释翻译，以飨读者。由于此书几无善本，所以选择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的明覆宋刊本为底本，加以必要的校刊改正。

这本《庄子》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内篇共七篇，一般认为是庄子自己写的；外篇共十五篇，杂篇共十一篇，一般认为是他的学生或他的后学写的。总的来看，内篇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文笔的雄奇瑰丽上，都代表了庄子的最高成就，是全书妁精华部分。这一部分的文章，都是议论和比喻交错使用，而纯议论很少，主要是由趣味性强的寓言故事构成，篇与篇之间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有机体。 外篇和杂篇，一般是以篇首的两个字为篇名。篇与篇之间，甚至一篇内的各节之间，很少有组织与条理，因而一般称之为“杂纂”。”。 庄子的思想很复杂，不容易用几句话谈清楚。大体而言，他思想的主体有： 相信宇宙和人生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法则，即“道”。“道”主宰一切，人应该顺应它，不该违逆它；顺应它是正确的，违逆它就会造成灾难。他主张人应该逍遥自在，离弃形骸之累，抛弃智慧巧诈，不依恃他人，不求于他人，安贫乐道，认为这样的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他主张人要顺应天道的变化，要自适其适，不勉强别人与自己一样，也反对别人把他的意愿强加给自己，他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篇），要各自享受自己的快乐，逍遥自在，无思无虑地生活。

"""20世纪中国池术之历程，就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并取得重大进展与成就的，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史无前例的独特性，其学术之发展特别是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较之以往任佑时期限，也就更具特色而其所得，其所失其所迷其所惑对中国学术这未不定期发也就更具影响力."""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已经有了近三千年的发展历史。把中国哲学史建立为一门科学，距今不过五十多年。五十多年来，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总形势的影响，有时繁荣和前进，有时停滞和倒退，但总的趋势是前进而非倒退。《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写的是一家之言，不求每个章节字数按比例分配。作者认为重要的，或研究得比较多的问题，就多讲；认为不重要或没有多少新见、学术界都已注意到或讲得烂熟的问题，作者就少讲或不讲。因此，对各个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之间的论述占用的篇幅就显得不够匀称，而有些任其自然了。

本课经多次讲授，初拟讲纲，后写成讲义，再打印发给学员，最后修订成为此书。本书在教学实践中积累而成，仍保留讲义形式一学期每周4学时的授课，并意到将一些论述仅标出一定体例便于讲授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本书内容如有某些特点，除上在论述中熔铸了较丰富的文史考古知识，并特别注评价“五四”以业的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使研究生继踵前修，尺快地进入学术前沿；同时，特虽强调义必征实，言必有据，提倡严谨笃实的学风。

本书内容包括：吾爱吾师、评冯友兰的后设哲学、冯友兰的新理学中的存有论、冯友兰之历史哲学、冯友兰的外在苦难与内在真实、从《中国哲学史》的新旧编年冯友兰等。

孟子名轲，战国时邹人（今山东邹城市），大约生于公元前三八五年前后，卒于公元前三00年前后。孟子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思想，成为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在封建社会中，孟子被推崇为仅次于孔子的第二位圣人，号称“亚圣”。《孟子》一书是研究孟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从汉代开始，研究《孟子》、为之注疏者，代不乏人，尤其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孟子》被尊奉为经书之后，注疏者更是日见其众。在数以千计的《孟子》研究著作中，受到人们一致赞誉的主要有三种，即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和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另外，宋孙爽的《孟子注疏》和清代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也是较有影响的注本。下面分别略作介绍：《孟子》成书之后，最初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至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孟子派的儒生也惨遭横祸，但《孟子》书却没受到什么损害，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赵岐说：“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到了西汉时代，《孟子》的地位稍有提高。汉文帝时曾一度把《孟子》立于学官，设置博士，称为传记博士。传记是经书的附庸，在古籍中其地位列于经、子之间。可见《孟子》在西汉初年的地位比之秦代有所提高。汉武帝即位之后，由于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只立五经博士而废置传记博士。《孟子》于是乎又从传记退回到诸子地位，终两汉之世也没有什么变化。由于《孟子》在汉代基本上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所以研治《孟子》的人数不多，不象经书那样热门。两汉研治《孟子》的著作见于著录的，计有扬雄《孟子注》、程曾《孟子章句》、郑玄《孟子注》、高诱《孟子章句》、刘熙《孟子注》和赵岐《孟子章句》凡六家。至今，除赵岐《章句》外，其余几种皆已散佚，只有在清代的辑佚书中纔能窥见一些一残缺的片段。赵岐《孟子章句》是汉代《孟子》研究之硕果仅存者，也是完璧流传至今的最早一部《孟子》注本，因此它是研究汉代孟子学的唯一可靠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赵岐（一0八二0一），字分卿，东汉末年京兆长陵人，最初名嘉字台卿，后因避难而改名字。赵岐与当时中常侍唐衡之兄京兆虎牙都尉唐玹有矛盾。延熹元年，唐玹任京兆尹，赵岐乃其治下之民，于是避祸出逃。唐玹果然逮捕了赵岐的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全部杀掉。赵岐出逃后，隐姓埋名，四海为家。在北海郡卖饼为生时，遇到一位叫孙宾石的人，二人交了朋友，并把赵岐带回家藏于复壁之中。唐玹死后，赵岐纔又回到京师为官。相传他的《孟子章句》就是在流亡期间完成的。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刊记序》评论《孟子章句》说：“赵岐之学以较马、郑、许、服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训诂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义，籍是可推。”《四库总目提要》也评论说：“蓋其说虽不及后来之精密，而开辟荒芜，俾后来得循其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总起来看，这两家的评论大致还是符合实际、较为允当的。赵岐注的最大优点，是在名物训诂方面保存了不少古义，注释大体上也较为精到。大概因为赵岐离战国时代较近，对古代的成语、习语较为熟悉。后世的注家，因时代久远，对一些一古代的常用语较为生疏，因此往往容易望文生义，产生误解。例如《梁惠王上》：“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折枝一词在古代是指按摩、搔痒等一些解除身体疲乏的动作，因此赵岐说：“折枝，按摩，折手节解罢枝也。一罢枝，即疲肢。赵注准确地解释了“折枝”的含义。但唐人陆善经不明“折枝”的古义，解释成“折草木之枝”。表面上看起来陆说似乎很通俗，而实际上是望文生义。朱熹也不懂“折枝”之义，所以袭用了陆善经的错误。又清赵佑《四书温故录》说：“《文献通考》载陆筠解为声折腰枝，犹今拜揖也。”把“折枝”解释成弯腰拜揖，也是因不明古义而出现的望文生义。由此可见，赵岐注在保存古义方面功劳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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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近260万字的七卷本《中国儒学史》，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篇幅至巨的中国儒学通史。它是办学于孔子故乡的曲阜师范大学人文学者多年来的研究儒学的一项颇有分量的成果，也是该校专门从事儒学研究的孔子文化学院向学界汇报其学术成就的代表作。

这样看来，现代化是在不断扬弃（包括克服、吸收与更新）社会与人的传统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适应工业文明发展进程的社会与人的现代性，使社会功能结构完成全面转换。它不可能一帆风顺，不仅在内部会遇到重重障碍，而且在外部由于现代化所激发的国际竞争，使后发展国家未必能得到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全力支持，甚至还会遭遇这些发达国家的干预、遏制和围困。如果后发展国家的主导力量缺乏科学而坚强的驾驭能力，现代化还会引发本国社会关系的全面失衡和社会流程的大紊乱。如果他们又不善于恰当地处置遇到的问题，因应时世态势的变化采取正确的对策，那就难免要陷入一种“现代化综合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相当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但陷入这种“综合症”的民族与国家不在少数，一般多表现为经济混乱，政局不稳，内乱频仍，民族冲突与宗教纷争尖锐化，直至发生内战与外战。这种“综合症”在不同国家表现的形式与程度不尽相同，严重的会招致现代化中断，出现社会倒退，以至在一个时期中复归旧传统。环顾当代世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有些国家现正在这种“综合症”的困扰中苦苦挣扎。在社会与人的现代性成长中，存留于社会与人的传统性（就总体而言）是必须克服和丢弃的，否则，现代化不会成功。但是，这是一个有分析、有鉴别、有选择的，仰赖于科学理性与民主精神，进行创造性扬弃的过程。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大多经历过产业革命、经济变革、政治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一系列社会革新运动，大体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都作过选择和改铸，通过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构克服了其中成为现代化羁绊的因素，使传统文化中对形成现代文明无害、有益乃至优秀的成果，被吸收保留下来，成为现代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深入，经常会出现反传统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这种对立虽然在内生型现代化运动中曾有过，但主要出现在外部91入型现代化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因为这些国家（如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说，非但不能内部生成现代化，相反却自发拒斥这一历史潮流。必须依靠引进世界现代化的积极成果来推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样就特别容易把传统文化看成是现代化的障碍、包袱，必欲全面、彻底抛之而后快！对本国传统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如全盘西化论者所做的那样。他们的迷误在于，既不理解内部发生型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和恰当地处理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分不开；更不能理解外部引入型现代化运动能不能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往往是这些国家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现代化似乎是一种舶来品，是一种被动接受的、似乎强加给他们的、曾使他们蒙受过某种屈辱的东西。因而不甘心将自己神圣的、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置于解构与价值重组的地位。一种朴素的、古典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召唤他们牢牢维护自己固有的、曾使他们感到自豪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往往是一对孪生姊妹。前者往往表现为不许触动、更不许改造传统文化，后者则表现为全面抛弃民族固有的文化。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在中东、印支乃至东欧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的历史性曲折，有一个重要原因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