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儒家伦理精神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选择，我认为需要注意这样几个要点：一是要准确地把握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不为其局限性所拘囿；二是要给精华的东西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而不是煞费苦心地复原历史；三是要使接受下来的传统精神内涵体现出新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而不停留于历史的社会关系上；四是要在理论上作出新的价值诠释，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超越思想“原本”，而不拘守历史赋予它的表征意义；五是要有利于现实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单纯为了缅怀古代；六是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不能助长民族离异。如能满足这几点要求，就可以作好价值选择。总之，对于传统文化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那种一味不加选择地尊崇和颂扬，或一味不加分析地排拒和否定，都不利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它必然会窒息文化发展的生机。只要我们把握住改革创新和迎接挑战这个立足点，传统文化就一定能够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能够建构起高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现代文明，从而使中国儒学在新的历史时代焕发青春！

孟子名轲，战国时邹人（今山东邹城市），大约生于公元前三八五年前后，卒于公元前三00年前后。孟子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思想，成为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在封建社会中，孟子被推崇为仅次于孔子的第二位圣人，号称“亚圣”。《孟子》一书是研究孟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从汉代开始，研究《孟子》、为之注疏者，代不乏人，尤其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孟子》被尊奉为经书之后，注疏者更是日见其众。在数以千计的《孟子》研究著作中，受到人们一致赞誉的主要有三种，即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和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另外，宋孙爽的《孟子注疏》和清代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也是较有影响的注本。下面分别略作介绍：《孟子》成书之后，最初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至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孟子派的儒生也惨遭横祸，但《孟子》书却没受到什么损害，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赵岐说：“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到了西汉时代，《孟子》的地位稍有提高。汉文帝时曾一度把《孟子》立于学官，设置博士，称为传记博士。传记是经书的附庸，在古籍中其地位列于经、子之间。可见《孟子》在西汉初年的地位比之秦代有所提高。汉武帝即位之后，由于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只立五经博士而废置传记博士。《孟子》于是乎又从传记退回到诸子地位，终两汉之世也没有什么变化。由于《孟子》在汉代基本上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所以研治《孟子》的人数不多，不象经书那样热门。两汉研治《孟子》的著作见于著录的，计有扬雄《孟子注》、程曾《孟子章句》、郑玄《孟子注》、高诱《孟子章句》、刘熙《孟子注》和赵岐《孟子章句》凡六家。至今，除赵岐《章句》外，其余几种皆已散佚，只有在清代的辑佚书中纔能窥见一些一残缺的片段。赵岐《孟子章句》是汉代《孟子》研究之硕果仅存者，也是完璧流传至今的最早一部《孟子》注本，因此它是研究汉代孟子学的唯一可靠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赵岐（一0八二0一），字分卿，东汉末年京兆长陵人，最初名嘉字台卿，后因避难而改名字。赵岐与当时中常侍唐衡之兄京兆虎牙都尉唐玹有矛盾。延熹元年，唐玹任京兆尹，赵岐乃其治下之民，于是避祸出逃。唐玹果然逮捕了赵岐的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全部杀掉。赵岐出逃后，隐姓埋名，四海为家。在北海郡卖饼为生时，遇到一位叫孙宾石的人，二人交了朋友，并把赵岐带回家藏于复壁之中。唐玹死后，赵岐纔又回到京师为官。相传他的《孟子章句》就是在流亡期间完成的。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刊记序》评论《孟子章句》说：“赵岐之学以较马、郑、许、服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训诂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义，籍是可推。”《四库总目提要》也评论说：“蓋其说虽不及后来之精密，而开辟荒芜，俾后来得循其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总起来看，这两家的评论大致还是符合实际、较为允当的。赵岐注的最大优点，是在名物训诂方面保存了不少古义，注释大体上也较为精到。大概因为赵岐离战国时代较近，对古代的成语、习语较为熟悉。后世的注家，因时代久远，对一些一古代的常用语较为生疏，因此往往容易望文生义，产生误解。例如《梁惠王上》：“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折枝一词在古代是指按摩、搔痒等一些解除身体疲乏的动作，因此赵岐说：“折枝，按摩，折手节解罢枝也。一罢枝，即疲肢。赵注准确地解释了“折枝”的含义。但唐人陆善经不明“折枝”的古义，解释成“折草木之枝”。表面上看起来陆说似乎很通俗，而实际上是望文生义。朱熹也不懂“折枝”之义，所以袭用了陆善经的错误。又清赵佑《四书温故录》说：“《文献通考》载陆筠解为声折腰枝，犹今拜揖也。”把“折枝”解释成弯腰拜揖，也是因不明古义而出现的望文生义。由此可见，赵岐注在保存古义方面功劳匪浅。

儒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近260万字的七卷本《中国儒学史》，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篇幅至巨的中国儒学通史。它是办学于孔子故乡的曲阜师范大学人文学者多年来的研究儒学的一项颇有分量的成果，也是该校专门从事儒学研究的孔子文化学院向学界汇报其学术成就的代表作。

这样看来，现代化是在不断扬弃（包括克服、吸收与更新）社会与人的传统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适应工业文明发展进程的社会与人的现代性，使社会功能结构完成全面转换。它不可能一帆风顺，不仅在内部会遇到重重障碍，而且在外部由于现代化所激发的国际竞争，使后发展国家未必能得到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全力支持，甚至还会遭遇这些发达国家的干预、遏制和围困。如果后发展国家的主导力量缺乏科学而坚强的驾驭能力，现代化还会引发本国社会关系的全面失衡和社会流程的大紊乱。如果他们又不善于恰当地处置遇到的问题，因应时世态势的变化采取正确的对策，那就难免要陷入一种“现代化综合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相当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但陷入这种“综合症”的民族与国家不在少数，一般多表现为经济混乱，政局不稳，内乱频仍，民族冲突与宗教纷争尖锐化，直至发生内战与外战。这种“综合症”在不同国家表现的形式与程度不尽相同，严重的会招致现代化中断，出现社会倒退，以至在一个时期中复归旧传统。环顾当代世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有些国家现正在这种“综合症”的困扰中苦苦挣扎。在社会与人的现代性成长中，存留于社会与人的传统性（就总体而言）是必须克服和丢弃的，否则，现代化不会成功。但是，这是一个有分析、有鉴别、有选择的，仰赖于科学理性与民主精神，进行创造性扬弃的过程。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大多经历过产业革命、经济变革、政治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一系列社会革新运动，大体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都作过选择和改铸，通过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构克服了其中成为现代化羁绊的因素，使传统文化中对形成现代文明无害、有益乃至优秀的成果，被吸收保留下来，成为现代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深入，经常会出现反传统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这种对立虽然在内生型现代化运动中曾有过，但主要出现在外部91入型现代化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因为这些国家（如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说，非但不能内部生成现代化，相反却自发拒斥这一历史潮流。必须依靠引进世界现代化的积极成果来推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样就特别容易把传统文化看成是现代化的障碍、包袱，必欲全面、彻底抛之而后快！对本国传统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如全盘西化论者所做的那样。他们的迷误在于，既不理解内部发生型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和恰当地处理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分不开；更不能理解外部引入型现代化运动能不能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往往是这些国家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现代化似乎是一种舶来品，是一种被动接受的、似乎强加给他们的、曾使他们蒙受过某种屈辱的东西。因而不甘心将自己神圣的、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置于解构与价值重组的地位。一种朴素的、古典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召唤他们牢牢维护自己固有的、曾使他们感到自豪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往往是一对孪生姊妹。前者往往表现为不许触动、更不许改造传统文化，后者则表现为全面抛弃民族固有的文化。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在中东、印支乃至东欧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的历史性曲折，有一个重要原因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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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中国现代哲学家李石岑先生一九三二年在福建省教育厅期讲学会的关于中国哲学的演讲稿。这部演讲稿内容博大精深，涉及面广，充分显示了李石岑先生渊博的知识及其独到的见解和思维，对全面了解李石岑先生的学术风格及思想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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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康，1953年出生，四川资阳人。曾插队务农和在工厂做工。1977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88年1月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陕西师范大学政策系副系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副主任等。1993年5月调武汉大学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5年6月起任哲学系系主任。现为哲学学院院长，兼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成员，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认识论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湖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1991年以来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从事学术访问和博士后研究。1995年被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专攻社会认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独撰、合著有：《社会认识论导论》、《认识发生论》、《思维世界导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等。主编有《社会认识方法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系列丛书》等。公开发表英文学术论文8篇，中文学术论文120余篇。世纪之交，人类哲学精神正孕育着强烈而深刻的内在燥动。这种燥动，既有对20世纪以来丰硕哲学研究成果的庆幸与欣喜，也有对开创哲学新纪元的憧憬与企盼，更多的则来自对哲学现状的担忧和对哲学前景的困惑。而从哲学研究者的视角来看，尤为引人注目也值得予以关注的则是当代西方哲学所面对的来自“非哲学”的诘难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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