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哲学家是老子，被称为“哲学之父”；他著的《道德经》，被尊为“万经之王”，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哲学体系，处于主干地位。当年的老子是怎样著这部博大精深的《道德经》呢？尽管《道德经》的注释本不下几百种，但没有一本能解开老子是怎样著经之谜的。这部书的出版，正好填补了这个历史空白，对研究道家学说是有益处的。两位作者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并实地考察了老子当年走过的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真凭实据”和鲜为人知的资料，进入作家的视角和“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以半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五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作者以传奇笔法，把《道德经》中深奥的哲理通过故事形式，自然流畅地演绎了出来，同时又塑造了一生曲折而又复杂、由凡人到文化巨人的老子艺术形象以及其他一些人物群像，一个个都是“这一个我”，是不同于他人的。当您读完这部书后，老子《道德经》的神秘外衣就会被层层揭开，从而领悟到《道德经》的真谛，使您更好地做人。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系统评述当代新儒学的学术论著。它力图将当代新儒学这股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思潮放到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变迁中去考察其来龙去脉，衡定其理论得失。对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方东美、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思想做了重点评述。就当代新儒学的定性与定位、当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当代新儒学的历史流变以及儒家的人文主义、“三统之说”、“良知自我坎陷”说、“道德的形上学”等一一作出分析，且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本书语言流畅，持论公允，富有创见，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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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是生活于南宋时期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本书主要从对辛弃疾的作品、思想与心态的把握和分析入手，对其所生活的时代及遭际的悲剧性，南归后心态的变化，词作中表现出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融合刚柔的美学理想和兼备雄奇刚健和深婉雅丽之美的风格特征，以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和影响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官礼部主事。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两年后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他少时从外祖父、著名学者段玉裁受文字学，二十八时转岁从刘逢禄受经今文派的春秋公羊学，并往往用之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学识宏富，通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及金石学，精研西北历史地理，晚年爱好天台宗佛学，并以诗、词、文著名，既是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家，又是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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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一书，大约在战国后期已经成书，并且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荀子·解蔽篇》把庄子作为批评的对象进行批评，便说明了这一点。对《庄子》一书最早进行研究的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刘安著有《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但均已亡佚，其说已不得其详。西汉末年刘向曾对《庄子》一书进行过校勘和整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庄子》五十二篇，当是刘向所校理的本子。在汉代，庄子的文章及思想虽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对《庄子》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应该说是从魏晋时开始的。魏晋之初，玄学兴起。《周易》、《老子》、《庄子》成为研究的热点，时称“三玄”。清代学者洪亮吉《晓读书斋初录》：“《庄子》一书，秦、汉以来，皆不甚称引。自三国时何晏、阮籍、嵇康出，而书始盛行。陈寿《魏志·曹植传》末言晏好老、庄之言，《王桀传》末言籍以庄周为模则，于康则云好老、庄。老庄并称实始于此。于是崔误、向秀、郭象、司马彪等接踵为之注，而风俗亦自此移矣。”（注）根据史书及其它资料记载，魏晋时注解《庄子》的书，达二十种以上。这些注解，最重要的有四家：崔馔、向秀、司马彪、郭象。据《经典释文·叙录》记载，司马彪注本为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另有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司马彪注本与孟氏注本均为五十二篇，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篇数相同。因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认为：“《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陆德明认为这个本子“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其中有“后人增足，渐失其真”。因此，魏晋时期的注《庄》者，对刘向校理本“以意去取”，又作一次整理。郭象所注的《庄子》，便是这样的本子。郭象认为五十二篇本为“一曲之才，妄竄奇说，若《阏弈》、《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可见，在郭象看来《汉志》五十二篇本，后人“妄竄”部分占十分之三。既是“妄竄”，当然应该删去，所以郭象的注本为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将五十二篇删去十九篇，保留三十三篇。按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的说法：“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子玄是郭象的字，这就是说在当时学术界最为看重的是郭象的注本。郭象的注本，是流传至今的唯一完整的本子，其他注本在唐代以后均先后亡佚了。魏晋时代是一个历史大动乱的年代，玄学就是在这个动乱的年代中兴起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玄学则是对汉代学风的反动。它推动了抽象思维的发展，《庄子》是抽象思维高度发展的产物，魏晋时代的《庄子》研究对当时抽象思维哲理思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唐代是儒、道、释三家鼎立的时代。唐代虽崇尚儒学，而道、释也同时受到尊重，庄子被尊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被尊为《南华真经》。因此，在唐代对庄子的研究依然十分盛行，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注解《庄子》的书达二十三种之多，在这些著作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三十卷。成玄英是唐代初年的道士，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被加号为西华法师。成玄英在《南华真经注疏》的序中称：“玄英不揆庸昧，少而习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辄为疏解，总三十卷。虽复词情疏拙，亦颇有心跻指归；不敢贻厥后人，聊自记其遗忘耳。”可见，成玄英的疏，所依据的是郭象的注本。

子书是我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书产生在春秋末到战国百家争鸣中，其中不少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贵结晶。秦汉以后的整个社会中，还有不少思想家和学者写过类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作品。五十年代，中华书局修订重印了建国前由原世界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这套丛书汇集了清代学者校勘、注释子书的成果，校为适合学术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几十年特别是建国后一些学者整理子书的新成果，所收的子书种类不够多，断句、排印尚有不少错误，决定重新编辑出版一套新编诸子集成。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言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力和威势以及一整套驾驭臣下的权术，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巩固君主的地位。他还继承了荀子的人性恶说，主张治国以刑、赏为本。

太谷学派由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安徽池洲人周太谷创立，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杂糅佛、道二教一些观点而形成的学派，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其学术成果一直秘不示人。此三辑为其创始人和传人的著作合集。太谷学派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安徽池州人周太谷所创立。太谷之学是清末民初的学术暗流，曾遭到清政府镇压，史称“黄崖教案”。太谷学派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于1997年出版了《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五册）之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较大轰动。《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七册），内容以太谷学派门人的诗文集为主，多是一些秘传而不可多见的精抄本。这些珍贵资料，对研究太谷学派的思想、发展过程、内部门人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学创作成果具有重要价值。

《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是儒家最著名的经典，是中国古代文人必修之书，影响非常之大。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吸取借鉴并利用前贤的研究成果，在辑录前贤注解之同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以此来抒发理学的精义，从而形成《四书章向集注》（又称《四书集注》）。《四书集注》倾注了朱熹华毕生的精力，成为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也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研究文献，因而它的版本其多，流传极广。其中清嘉庆间吴英、吴志忠父子的疏释本是现行本中较好的。此次整理，便以此为底本，参校其它流行本，择善而从。为了方便现代读者阅读参考，除采用横排简体字而外，特意半原文中的字句夹注移在段后集中注释，标出注号与原文相照应。<